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史上审美的自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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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汉帝国的崩溃,自给自足的封建大地主经济的产生,各有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军事力量的门阀世族的形成,东汉以来日趋僵化、烦琐的儒学其影响的不断削弱,这一切使得统治阶级士大夫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活动天地,文化日益成为上层社会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不再只是朝廷进行伦理教化的工具了.先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后期,具有重善轻美的传统,这时变为重美轻善.对美的追求,对个人的才能风貌的讲求以及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思索,都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的个性、爱好、趣味等等在封建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注意和重视.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不再象先秦以来那样,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说明艺术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上,而开始具体深入地研究美与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美学问题的探讨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并且扩大到艺术的各个门类和领域.
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发展,大体上依次和三个方面相联系,即人物的品藻、玄学的探讨和各门文艺理论批评的建立.汉末以来的所谓人物品藻,是通过社会舆论的品评向统治者推荐人才.这种品评,由于当时各种情况,逐渐发展为不只看人物的道德节操如何,而且十分重视才能、智慧、应变的本领等等.刘劭的《人物志》便是这种品评的系统的理论著作.到了晋代门阀世族大兴之后,人物品藻更演变为对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才华的品评.从《世说新语》一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品评不只是政治伦理的,而且更是审美的,后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深刻地影响到各门文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经常从人的内在的个性、气质、天赋、独特的心理感受等角度来观察审美与艺术问题,因而比前代更为深入地看到了审美与艺术所具有的特征.例如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天赋与作家的创作风格、创作成就的关系,这和以前孟子、扬雄主要强调道德品质的修养很不相同.钟嵘(?约518)的《诗品》虽然和汉代的《毛诗序》一样认为诗是情感的表现,但它所强调的是个体的各种“摇荡性情”的多样的心理感受的表达,而不是诗与政治得失、王道废兴的关系.在绘画方面,东晋顾恺之(约346～约407)的 “以形写神”,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见《古画品录》）等原则的提出以及南齐王僧虔(426～485)在书法理论方面主张“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等说法,都明显地反映出受当时人物品藻的风气影响.美与艺术被看作是同个体的精神、气质、心理不能分离的东西,这是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想的显著特征,也是它较之先秦两汉的美学大大前进了一步的地方.
魏晋玄学的兴起给当时的美学思想以深刻影响.玄学的产生,同汉末儒家思想危机的出现,同社会动乱引起的文人对人生的感伤有密切关系.其核心是企图从哲学本体论上去探求人生的价值和理想.玄学中关于“名教”与“自然”是否相符,以及 “言”与“象” 能否“尽意”的两大争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美学问题而发,但与美学有密切联系.前者涉及伦理道德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后者涉及审美、艺术同理论认识的区别问题.此外,在玄学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过去所未曾有的、具有严格的理论思辨的专门性美学论文,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系统地论证了音乐美的本质在于“自然之和”.魏晋玄学发展到后期,同印度传入的佛学发生联系,这对东晋南北朝的美学产生了影响.如关于灵魂与肉体即“神"与“形”的关系的辩论,直接影响当时的绘画理论；顾恺之提出的“传神”术语出自佛学；主张“神不灭论”的宗炳(375～443)在《画山水序》中提出“山水以形媚道”,“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的观点,企图对自然美的本质作出哲理的解释.
上层社会士大夫对审美与艺术问题的重视,人物品藻和玄学思辨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门文艺理论的品评.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理论系统性的著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等等.中国古代各门文学艺术的具体理论,基本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通过对创作、欣赏、技巧、技法等艺术现象的经验性解释和总结,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美学原则,深化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