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与日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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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影视剧，媒体错误的演绎和宣传。造成很多国人认为，日本政府及民间人士全力支持孙逸仙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甚至有自媒体称孙先生为了获得日本等国的外援，不惜许下出卖中国主权的承诺。

笔者全文转发中国台湾民国史大师吴相湘先生作品，讲讲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对孙先生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 和“别人用心目的”。 特别注意吴相湘先生是如何利用大量史料，对 历史 问题进行考辩；如何让史料说话。

史料来源于《吴相湘文集》之《现代史事论述》第56-68页，1987年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

孙逸仙先生与日本的关系，国人大都有不正确认识，以为日本对孙先生倡导的革命运动曾尽力援助。

事实上， 日本政府始终不是反对态度，就是运用两面策略，企图利用革命党来要挟清廷让予权利。 民间人士对孙先生的革命运动真正诚挚始终一贯相助的 只有宫崎寅藏一人，即犬养毅有时也不免态度游移。 至于其余的日本人更不必论。

孙先生革命意志起源于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尤其是 中日战争的失败对孙先生影响与刺激最大。 中日战争未爆发前三月，孙先生还请盛宣怀介谒李鸿章拟当面陈送 和平改造救国的四大纲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不幸朝鲜事件日趋紧张，李筹划大计，未暇接见。而孙先生南下不数月，中日双方宣战，满清海陆军均失败，孙先生因此认识“和平之手段不能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而人民因清军一败涂地，怨望之心愈推愈运，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孙先生把握民心，南下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旋北返香港结合同志积极准备在广州武装起义，以扩大声势。不幸各种联络未周，致告失败。幸脱险抵香港，律师告以恐难居留，应迅速离去。仓促之间没有直达檀岛轮船，只有一日本邮轮即日驶往横滨，孙先生虽不愿前往扶桑，但为保全性命以便卷土重来计， 不得不 与陈少白，郑士良赶上这一日轮离开香港。到横滨华侨居留地小住，组织兴中会分会后，立即乘轮赴檀香山。旋往美国西岸再经纽约转轮赴伦敦。

孙先生未料清廷已电令各地清吏注意他的行踪伺机逮捕押解回国，故毫无预防，以致甫抵伦敦即被监视，不一周就被诱入满清驻英使馆遭受囚禁。幸使馆英籍管家妇及一英籍男仆见孙先生举止毫无恶劣现象，本正直仁道精神将孙先生手书求救名片，送到孙在香港习医的业师康德黎伦敦寓所。经康德黎多方奔走，引起英国朝野注意，孙先生得获自由。

孙先生在伦敦读书前后两个年头，实际是九个月，努力阅读各种书刊。研读与实地观察心得，三民主义的主张因以完成，救国建国最高典则既已创立，必须回国积极展开革命工作。孙先生因即于1897年夏经加拿大东归，但香港有五年不准入境禁令，安南接近中国滇桂两省，活动便利，而一时未有适当友人可以联络， 不得已仍只得在日本横滨陈少白处暂住。 寄函香港政府请求取消禁令又不获准。当时，日本宪政内阁由大隈信任首相兼外相，犬养毅建议大隈派遣宫崎寅藏（又称宫崎滔天），平山周等赴中国调查秘密结社情况，经大隈同意。

平山周因曾习英文，于孙先生伦敦蒙难时常见报刊上孙先生姓名，启行时报纸又刊出孙先生东归消息，故甫抵上海即赶往西书店寻觅参考书，得见孙先生手著《伦敦蒙难记》。购阅一过，认识孙先生志业。同时宫崎寅藏也自陈少白处获赠《伦敦蒙难记》。两人先后赶到香港，寻访与孙先生有关人士，几经周折得见香港道济会堂长老区凤墀（曾教孙先生习国学）。区为顾虑孙的安全，对这两日本人的询问，都用审慎语句答复。且邀王煜堂牧师（王宠惠博士的父亲）与宫崎等晤面，最后才改变态度，与宫崎等讨论孙先生居留何地比较安全等问题。平山周等极大保证孙先生居留日本的一切安全，并进一步提出援助中国革命意见。区凤墀才表示“弟始终必劝其联合贵国有志之士。阁下等回国与伊一见，定必水乳交融”。

一．居留扶桑初非心愿

平山周，宫崎赶回日本。以宫崎与陈少白熟识，故往陈住所探寻孙先生。不料正遇见孙先生。平山周当将区凤墀意见告知，孙表示：“这次急于返回祖国，是我决心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来临，计拟在日本稍停即往安南，再设法潜入云南内地”，宫崎，平山当请孙先生详细考虑。翌日又来陪同孙乘车赴东京拜访犬养毅，结果决定暂时滞留东京计划。日本外务省次官曾加以反对，恐有碍对满清邦交。经犬养毅亲访大隈首相兼外相，请求谅解。商讨结果决定：援用外人居留地以外，特许聘用外人居留的方式办理。外务次官依旧反对，犬养毅又几度斡旋。1897年10月12日，东京府知府才正式签发侨民证， 由平山周租赁一居所，孙先生以其“语言教习”名义与他同居。

这是孙先生和日本民间人士来往的开端，事实上这些人都负有外务省的使命。从此和孙先生往来的日本人逐渐增加，自此以至孙先生逝世前和孙先生往来的日本人分子复杂，大约可分别为三类： 第一类群体是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如玄洋社的头山满，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等，他们的幕后是日本军阀。其目的在企图通过中国革命党关系以实现日本大陆政策。

第二类群体是 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如平冈浩太郎，大石正已等。他们背后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目的在企望获得中国市场和经济上的若干特权。

第三类群体 是民权主义的左翼分子，如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 他们幕后没有军阀财阀， 纯粹站在人类自由平等的立场上 ，对各国东侵及满清朝廷腐败无能感到痛恨，在大亚细亚友好主义之下，愿意伸出诚挚热情的手来与孙先生合作，援助中国革命党，使中国早日建立民主共和的独立国家， 间接的巩固日本的独立安全，再进而使中日友好合作以解救亚洲其他被压迫的弱小国家。

以上这三种群体， 第一，第二援助孙先生的革命都抱有某种企图，他们是在有利自己的条件下，才有意援助。反之，革命工作对其利益有冲突时，即不惜采取破坏或对抗革命运动的措施。只有第三群体，尤其宫崎寅藏是始终站在孙先生先生，为中国革命而吃苦尽瘁。

二．宫崎寅藏是惟一的始终同志

孙先生与宫崎自初晤，经过几次讨论后，宫崎衷心感佩“孙文有高尚的思想，卓拔的见识，远大的抱负，在我国（日本）之中能有几人可与相比？他实在是东亚的珍宝，我愿以自己的身心相许，协助他的革命事业”。 孙先生也推许宫崎是“今之侠客”，“方之虬髯，诚有过之”。 两人所以一见如故， 双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通过耶稣基督博爱互助的精神而结为坚实真诚的一体，比较一般日本人与孙先生来往是以利害相关自然完全不同。同时，宫崎寅藏深受其有节议精神又长武技的父亲影响，举止言行与我国江湖侠士相似，这也是孙先生赏识他与他肝胆相照的一个因素。

犬养毅曾说： “滔天（宫崎别号）实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汉， 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中国调查中国革命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中国革命党的同志 ，忘记了自己的本来任务，而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体”。可说写实。

宫崎寅藏对孙先生援助极多且都关系重要：1.自安顿孙先生在日居留后， 1900年惠州之役是一主角，曾代表孙先生自香港赴广州见李鸿章亲信人士商讨义和团运动在黄河流域起事 ，八国联军将迫使清太后及光绪帝出走，如李在广东独立，孙愿加协助。后又 往新加坡，拟说劝康有为。被康陷害致被英人监禁 ，虽不久即保释出狱，却已吃苦不少。孙先生不能在香港登陆，在舟中决定惠州起义大计。宫崎多所主张。

2.1902年，宫崎手撰《三十三年落花梦》，叙述本人半生生活以及援助孙先生革命工作情形。章士钊得见是书，即摘译为中文，书名《大革命家孙逸仙》，有章太炎题词。这 使当时国人尤其留日学生得以认识孙先生志业，为促成中国同盟会成立一大因素。

3.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先生自言是革命事业开一新纪元。才敢自信可及身亲见中华民国成立。关系重要如此。而中国人中以程家柽奔走联络各省留日学生最力，日人宫崎寅藏是促成的主要因素；黄兴与孙初次相见，即由宫崎陪往。 宋教仁等华兴会分子也是宫崎亲将孙先生志业说明，劝说中国各革命团体必须联合一体。故同盟会组成分子以华兴会会员最多。

4.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在湘赣边境起义未成，清廷震动，调停全国海陆军主力集中湘赣。袁世凯因密奏慈禧请令驻日使臣协商日本政府不准孙先生居留。孙先生决心赴安南，因将在日事务委托宫崎办理。而 宫崎坚拒东京神乐坡警署命令提供中国革命党情报 ，孙先生在美闻知，手函宫崎慰问：“ 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持，艰苦备尝如此，人人皆为感激奋励 ”。

5. 1910年孙先生化名至日本，隐居宫崎家，得与黄兴等同志商今后革命大计，但只居半月，日本政府即令离去。

6.1922年，日本报纸谣传孙先生亲美，又别说亲俄；这两相矛盾的事传说极盛。宫崎特亲往广州一见孙先生询问，孙先生坦诚答复这都是日本人无中生有！ 宫崎得此证明，特撰文刊载报纸加以澄清。对日本人了解孙先生真正意向，殊有影响。

三．平山周言行大不相同

平山周先宫崎到达香港，向区凤墀长老保证一切的也是他。返回日本经政府准许孙先生居留后，孙即与平山周同居一处。但 不半年，孙先生即迁居横滨与陈少白同居外人居留地。 这可能是 孙先生发现平山周与日本外务省关系，言行并不诚实所致。 果然，1900年8月22日，孙先生单独乘轮往上海，拟乘唐才常“自立军”起事机会，各派联合，举容闳为首领。孙并希望如有机会得见主持“东南自保”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言。不料被内田良平获悉，竟提出一“秘策”即乘此机会前往上海，南京，武昌谋李鸿章及刘张三人， 使“东南自保”局面破坏，日本可借机出兵。 经岛田经一，山田良政，平山周赞成。他们以为这一“秘策”必得孙先生同意，故当孙先生乘轮驶抵门司，平山周即向孙先生呈献这一“秘策”。当经 孙先生非常坚决的反对： “这是险着危道， 万一失败，君等固自身败灭，我革命党亦为之灭亡，千万不可行。 ”平山周等再三劝说， 孙始终强硬坚持反对立场，绝不为所动。 内田等只得中止一切活动，山田良政很后悔不应告知孙先生，径自实行，岂不痛快。

孙先生这一立场说明革命党究竟不同于“造反”“”扰乱“。国民革命顺乎天应，绝不是利用”惟恐天下不乱“。或故意制造纷乱以便革命活动。这样只有损伤苍生元气国家命脉。 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为救国建国，能为民族保存一份元气。即可为振兴中华增加一分力量。 但在别有用心的日本自然完全不同，所谓”中国愈弱愈便利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是年8月28日，轮抵上海，孙先生于翌日登陆。前往拜访英国驻沪领事。说明此行只在视察当地情况，英领当即告孙：唐才常等已失败，上海搜捕新党甚急，劝孙迅速离沪。9月1日，孙先生仍乘日轮返回日本，4日的抵达门司登陆。

孙先生此行原极秘密， 不料平山周在门司醉酒泄露。长崎报纸登载这一消息，致使上海清吏不劳而获这一情报。 特加注意搜捕。幸英领劝造迅速离开，未遭危险。

孙先生对平山周等殊为不满， 尤其日本政府冷酷待遇，极感难受。 故返日后即于9月25日自神户乘轮赴台湾，以加速惠州起义计划，孙可设法相机归国。

惠州起义不幸功败垂成。日本内阁改组，政策变更。孙先生不能再在台湾居留而一时又无处可去。只得仍住日本。从此（1900年）日本外务省有关中国革命活动档案中，即有众多报告，明显记录孙先生革命党人对于若干日本人不友好不忠实的严厉指责。

1907年春，孙先生得日本政府通知离去后。同盟会发生内讧，章太炎，陶成章等四处散发通启，宣布“孙文罪状“。使孙先生在南洋及美洲捐款活动大受影响。 平山周当时且推波助澜参加“倒孙”。 此较宫崎对孙先生的诚挚相且，真是天壤之别。

四．池享吉亲历镇南关之役

孙先生离开日本，原是久有这意向。嗣得与法国驻华武官司及安南总督等同意，允许孙往居留—这不是法国人崇高自由民主，而是利用这机会与孙先生接近，以获得中国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活动情况。孙先生既久有意以安南作革命起义基地，故将计就计，也可说互相利用。因此即于1907年前往安南河内设立机关，统筹一切大计。

早在1902年顷，孙先生在日本阅读一杂志刊载池享吉撰写《革命释义》一文，殊感深获我心，因其以日月地球运转为革命及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为论点，与近代西方人常用暴力推翻政府为革命不同（其实1930年刊《牛津 历史 原则辞典》中，对Revolution也是以日月地球运转为第一义即此字原始意义。至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列作第七义，自18世纪中叶以后始有这一意义），故特往拜访，两人旋为知已。孙先生决定离日前特邀请池享吉前往安南亲自视察中国革命活动情形，加以记载，流传世人，澄清误解。这是孙先生自倡导革命之始，即顾虑满清又不惜丧失国权，请外国出兵镇压革命军，如六七十年前请英人戈登率英兵攻击太平军一样。幸英人伶利本正义精神著《太平军战史》记述真相，稍稍澄清世人误解。池享吉接受这一邀请，在安南约一年，曾随同孙先生，黄兴，胡汉民等同往镇南关，回国后在报纸分期撰文报告实况，后汇集成《支那革命实见记》。 孙先生为撰序文指出：“吾 党 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 ”因此一书孙先生志业得以流传当时及后世。

武昌起义前，孙先生，黄兴等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共计10次，以安南为基地的4次。可见孙先生伦敦蒙难出险东归之初，原计以安南作起义根据地的主意非常正确，也是他早已研究中国地理的心得， 客居日本，隔海东望故国，无法行动，实在是万不得已。

五．桂太郎雄图未 克 实现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先生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只三月，即因国际国内情势所迫，辞职并推荐袁世凯自代。元年8月北上，与袁会晤，接受“全国铁路建筑督办”后遍游国内各地。民国二年初特往日本拟与其朝野正式会商协助中国建筑铁路工作， 并有相机“联日”意向。 这是日本军人政治家桂太郎于孙先生革命排满建立民国以后，曾特派人来南京对孙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孙先生这次到日本，正当他第三次组阁之际，政务忙碌，仍特邀孙先生密谈两次。桂太郎表示：“今后日本以及东方民族唯一生路惟有极力遮断美俄的联结，而尽力联德以打倒英国霸权。自鞑靼海峡至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胥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定。 但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故对孙先生志业，尤其劝告日本的策略，有“恰获我心之感”。力言“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 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如能如此，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 ”

不幸桂内阁不久倒台，桂太郎也未再起，且一病不起。新内阁仍旧以侵华政策为主。而中国传来宋教仁被刺死消息，孙先生只得迅速赶回上海应变。“二次革命”发生，以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致告失败。孙先生于事后忆述当时策略：“ 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愤为雄，变弱小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 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我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仰民党，必期中国永远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 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而正之者乎！ ”

从此，孙先生对日本恶感日甚 ，日人陷害革命党阴谋也花样百出。如孙先生讨袁之役时，日本极端份子意伪造两份文件，以作袁世凯宣传孙的“卖国”，而掩护他本身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重大丧权辱国。

六．两件重要的伪造文书

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悬挂民国三年（1914年）5月孙先生致首相大隈重信密函一件，40余年前即经日人译日文发表，王芸生编《六十年之中国与日本》时又回译为中文。但数年前彭泽周博士亲往摄制这一密函影片，详细研究后发现 译文错误百出，断定是伪造，因全文不是孙先生手笔，签名和图章也与孙先生手笔不符。 彭泽周以为这一密函主旨在开放中国全国市场，以便“日本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输入中国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免税。彭泽周以为这一意见与日本“东亚同志会”向大隈内阁所提出的完全一致，故彭怀疑这是 出自东亚同志会之手，有意使大隈内阁对袁世凯要求“二十一条”产生极大帮助。大隈不但不援助孙先生的革命，反而将孙先生反袁计划向袁泄露，以向袁讨价还价。

是年3月，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又有孙先生致日本外务局长一密函，提出十一条让予权利，远比给予大隈信中所提出的多多。主要内容与“二十一条”颇多相似。包含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种种主权的让予。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对孙先生致大隈信即怀疑不是真实，因孙先生革命志业何致愿将中国重大权利让予日本，换取可望不可即的日本援助。 其他美国学人对是年3月孙先生致日外务省函件是伪造。 因是函所提出的让予远比后来致大隈信的让予多多，实不近情理。

加以同年7月10日孙先生复美国商人德崔克信：希望在美国招资在中国设立百货公司。这一信件力言外国银行操纵中国币制。“我们为摆脱这个灾难的办法是：革命政府一定要准备控制商业贸易。这样做，中国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独立。”

孙先生深切认识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的弊害，革命政府必须控制中国商业贸易。孙先生最初提出这一主张是年5月间，正当所谓致大隈信“愿开放中国全部市场，使日本独占贸易”。在同时，孙先生何致这样极端矛盾的观念。更可证明致 大隈信的伪造，日本为使袁世凯让步，不惜破坏孙先生声誉至于此极 ，曾发生很大影响。

不仅如此， 在孙先生“”护法“时期，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来中国游说张勋 ，这与后来张勋发动”复辟“不无关系。 更以200万元资助满清官僚岑春煊在广东肇庆设立军务院，对抗北洋政府，梁启超，章士钊等都参加。而两广军队多 岑 旧部，致迫使军政府改组，孙先生不得不离粤（章太炎却站在孙先生这边，担任军政府秘书长，奔走云南四川促进护法运动）。

七．孙先生严正指责日本侵略中国

犬养毅于1897年孙先生初抵日本时，多所协助。 孙先生引为“知己” ，不意1907年孙先生被迫离日后，清廷实行所谓预备立宪，以缓和民心。 梁启超等乃将保皇党改组为政闻社，成立之日，犬养毅也参加祝贺 ，当时同盟会员数十人故意出席参加，准备破坏，梁启超演说时，同盟会员若干人蜂拥上台拟殴打梁，梁幸迅速逃避。犬养毅上台致词时， 张继即起立斥其自居为革命同志，今又参加保皇党变相改组的结社，何在首鼠两端。

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11月16日，孙先生闻犬养毅出任山本内阁文部大臣（相当于我教育部长），特手书长达3900余字的书翰寄犬养毅。此一文件曾经犬养毅女婿芳泽谦吉送还台北党史会，《国父全集》未见采录，而其他各地早已发表。今择其要点如下：

孙先生这一长翰， 以极严正态度对“知己”尽忠言，犬养毅是否有回信，愧未见有可靠文献。 但以一文部大臣只能于内阁会议发言，不能直接决策。故犬养毅即使接受孙先生忠言，内阁其他人士是否同意，仍是问题。

八．最后忠言：发扬东方王道文化

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12月，孙先生应邀北上，因上海一时无往天津轮船，只得取道日本神户转往。到神户时日本各团体欢迎，请孙先生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发表演讲。孙先生当详细说明东方王道文化与西方霸道文化完全不同。所谓“大亚洲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审慎详择 ”。

这是孙先生生平最后一次到日本，这篇演讲也可说是对日本人最后的忠告。但日本政府正实行亚洲门罗主义，欲以亚洲主人自居，企图独霸中国，这番忠言自不免逆耳。而翌年3月孙先生逝世后，日本侵华益亟，田中义一主政时尤甚，于是有1928年济南惨案以至八年抗战，不断的侵略中国。1935年，犬养毅担任首相时，竟被军人刺死，其军人之嚣张可说是日益加甚，而日本终至无条件投降，孙先生预言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