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古希腊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Answer 1

在当今世界文化中不难发现希腊文化的踪迹或元素，因而也就无需多加论证其现代世界意义。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古代希腊文化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现代中国意义。我这里说的是“现代中国意义”，而不是哲学领域的具体意义。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与外国(世界)的关系是两个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具有哲学上说的“关系本体论”的性质。“读懂中国”与“读懂世界”的认知对象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中国、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动态的、全方位的关系。只研究“读懂中国”与只研究“读懂世界”一样都有失偏颇，说明未能从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中读出“关系”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因而在观察问题时还停留在旧的框架中，要么是开导世界如何读懂中国，要么是开导中国如何读懂世界，而不是从“关系”切入统率二端，最后落实到“关系”上，从而在实践上形成各个领域的新观察、新思路。在这里迫切需要有哲理上的智慧，不仅是领导层，即使是出国旅游和经商的“平民百姓”都需要有哲学上的大视野。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理论思维的兴趣恰恰被淡化了。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先秦哲学都是原创性智慧。古希腊哲学如前所述还是原初状态的第一个哲学形态，具有孩童式的原初质朴性，且又无什么“西化”之嫌，因此可以从“现代中国意义”的高度去鉴赏它，汲取精神上的食粮。

　　我们可以仿效拉斐尔的《雅典的学园》巨幅画展，将1000多年的历时性的古希腊哲学史凝缩为一场多幕的共时性的学术大辩论。那么这场辩论的逻辑顺序是：第一个出场的哲学家泰勒斯挑战以神话和诗性语言解释万物的起源，提出以抽象思维成果的概念和范畴(水)解释万物之源。第二个出场的阿那克西曼德指出固定形态的“水”无法解释其他固定形态的实物，认为应该是一种“无定型的东西”，以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推进了关于万物本原的讨论，促进了哲学上的arche(本原)范畴的形成。于是第三个出场的阿那克西美尼说，本原是一种更具活动性的更抽象的“气”，从而又激活了第四个出场的赫拉克利特，把“火”的双向运动提升为辩证法所说的“相反相成”，并以火的燃烧和熄灭开启了历史上第一个过程哲学。站在一旁同时出场的毕达哥拉斯敏锐地觉察到从事物的质的方面寻求万物本原的思维方式的弊端，于是从更具普遍性意义的物的数量和关系方面寻求万物的本原。跟着毕达哥拉斯登场的咏游诗人色诺芬尼汲取前人的理论思维的成果，从哲学外的宗教思维方式切入，既挑战以荷马为代表的传统的神灵观念，又质疑前人的生成论的自然哲学，提出“神是不动的一”，“神用思想左右万物”，从而启发巴门尼德转换哲学视角，跳出寻求万物生成原理和本原的思维模式，开辟了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思想之路。同时色诺芬尼又促使神的观念从神话中解脱出来，通过哲学的途径创立神学，重新界定神人关系，开辟了后来的宗教神学。色诺芬尼和巴门尼德把这场哲学大讨论推向第一个高潮。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弘扬老师的分析与论证，雄辩地维护爱利亚学派的立场。陆续登场的“求智者”要么持守自然哲学之路，同时汲取形而上思维之路的成果，将时间性的“本原”转化为万物由之构成的元素(种子，原子)，让元素充当本体的角色;要么走形而上之路寻求精神性的不变的本体，以此为范本，构造万物，开启宗教—哲学的构造论、创造论之路。[page]

　　古希腊哲学这场大辩论的收场人物是两个。亚里士多德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从正面做了总结，建构了大一统的综合哲学体系。罗马时期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总结前期的怀疑论，用古希腊哲学和各个学科体系的不同命题编织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二律背反”，证明古希腊哲学中任意一个学科的正命题都可以同样成功地找到对应的一个反命题，二者同等有效。这样，与其说古希腊哲学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知识，不如说它把人们带进了不置可否的两难的深渊。同亚里士多德的解惑相反，他以存疑求得心灵的安静。这样以哲学自身为拷问对象的“元哲学”也就在漫不经意的“悬疑”中产生了。在拉斐尔的《雅典的学园》第二稿中，他把自己也画了进去，此举意味深长，似乎他亲临其境，审视这场大争论。如果我们也进入角色，把凝缩成共时性的这场哲学大争论看作思维方法训练的场所，跟着论辩人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古希腊哲学的论辩史中提炼出下列三个富有启迪意义的结论：

　　一是体现在古希腊哲学全过程中的求知精神。古希腊哲学共达20个学派：米利都、爱非斯、毕达哥拉斯、爱利亚、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复兴自然哲学、原子论、智者运动、苏格拉底、三个小苏格拉底学派(居勒尼、昔尼克、麦加拉)、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和漫步学派、斯多亚、伊壁鸠鲁、怀疑论、新毕泰戈拉、新柏拉图主义。其中几个大学派延续几百年，又分为前、中、后三期，三期之中又有相当大的区别。有史料可循的大小哲学家不下200人，无名氏者更多。许多学派都是开放的，除了内部核心讨论的专题或课程外，连异邦人都可以参加。是什么力量推动那么多学派，那么多人执着追求玄而又玄的学问?就是柏拉图《会饮篇》和《斐德罗》中所描述的，四种“神性的迷狂”(肉欲、酒神、神谕、知识)之首的求知迷狂。德谟克利特变卖家产游历巴比伦。毕达哥拉斯深度体验埃及的宗教。苏格拉底伫立街头和军营，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他被诬陷判处死刑时，既不潜逃，也不求情，宁死不屈。犬儒狄奥根尼夜宿荒野实践他的“回归自然”的主张。柏拉图三赴西西里实践他的政治理想。亚里士多德“爱智胜于爱师”离开柏拉图学园，自创学派。塞浦路斯富商芝诺弃商求知，到雅典“探询哪里可以找到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造访各派，最后聚集一批年轻人在雅典卫城的一个“画廊”里讨论哲学，从而创立了以画廊命名的斯多亚学派。

　　希腊晚期城邦衰弱了，但是哲学经久不衰，哲学进入日常生活，打破地域界线和学派界线，进入历史、医学、语言、修辞各个学科。伊壁鸠鲁的花园向妇女、奴隶和希腊化时外域人开放。他的学说要义被吕西亚(今土耳其南部)的追随者奥依诺安达的第欧根尼刻在石质长廊上，成了今日保存完整、可靠的史料。晚期斯多亚学派的领军人物既有王室大臣塞涅卡，皇帝奥勒留，也有被释放的奴隶爱比克泰德。哲学从追求宇宙的秘密，转向探询人与城邦的奥妙(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最后关注人的精神诉求和心理治疗，以至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为希腊人的“哲学就是爱智(求知)”追加了新的定义：“哲学就是人的心灵的培育”。既然人人需要心灵的培育，那就意味着人人都需要学习哲学了。这种精神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出现过。中国的饮食文化闻名于世，但是中国不仅是“舌尖上的中国”，还应该是“笔尖上的中国”。在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塑造中国的形象方面主要不是“舌尖”而是“笔尖”;不是食物烹调师，而是精神食粮的烹调师;不是大年初一的烧头香，初五的迎财神，而是求知着迷的“迎书神”。

　　二是推动学派更迭、学术创新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认识使命的无限性与认知个体的历史局限性、个人身心的有限性的矛盾是人类认识史中的根本矛盾。古希腊哲学是在质疑原始宗教和神灵观念中起步的。泰勒斯提出的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自然万物是如何生成的?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求的问题。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要受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时代的限制，因而随着认识的深入，必然被新的答案所取代。然而当你把先辈从前门抬走的时候，抬你的人也从后门进来了。不过抬走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前人的思想。其“秘诀”或者是转换视角，或者是丰富、充实和修正前人的理论。用当代哲学的术语说就是扩散型和收剑型两种思维方式交替使用。人类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史与个体的理论思维能力的发展是一致的。假如你参与一场学术问题的讨论，如果前面几个人的发言是沿着同一方向，可以断言到了一定阶段就无多少话可说了。你就要学习色诺芬尼、巴门尼德，像他们那样善于开拓视野，转换视角。反之，一种学说、理论刚刚出炉，还不成熟，那就有许多充实、修正的工作要做，收剑式思维方式就有存在的意义。一部哲学史可以说就是人类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史。学习哲学史主要不是博闻强记历史知识，而是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如何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说：“除了学习以往哲学史，迄今没有更好的办法。”

　　同现代人相比，古希腊人没那么多花俏的伪装，可说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所以说希腊的哲学史是个绝佳的理论思维训练场所。近些年学术界都在反思，为什么人文社科领域海外新学派、新学说、新学科层出不穷，而我们中国至今无自己的学派、学说、学科的大创造?有人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因提倡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框死自己的思想了。这是个大误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创造新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后计划在哲学上做个总结，写本辩证法的小册子，可是未能如愿以偿。恩格斯于1879年转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却因1883年后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及国际工人运动事务缠身而中途搁浅。他在1890年8月致施未特的信中留下了一段话：“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这里说的“成绩”就是后人不断创造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学科。所以，沿着这条路走，创立新学说、新学派、新学科正是走马克思主义之路。除了上述认识上的偏离，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学术界自身。我称之为“学者的自我异化”：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学派、学说或断代史情有独钟又有高于别人的认知，但又缺乏哲学史所体现的学派更新史的“史”的观念，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自己所研究对象的地位，无形之中自己被研究对象所异化，而且欣赏、热爱这种异化，从中获得各种实惠和地位。当第三者介绍后人对该学派、学说的批判，揭示其不足之处时，被研究对象异化了的他就不由自主地去辩护、去护短。老师护短，学生为难;在上者护短，在下者不便说。若有利益趋同，上下、师生就可能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抱团”并不是生长在认识史大树上的“智慧果”，而是一个固守学术利益的小山头。山头林立，却不是思想史、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寄生于大树者决不可能自己也长成大树。古希腊哲学史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有了求知的迷狂，还要懂得如何去求知，如何去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其他领域同步“万人创新”。

　　三是平等对话式话语系统。古代有三种话语系统：宗教神启式、圣人教诲式、平等对话式。以色列、古埃及、古印度以第一种为主。全知、全能的神以祭司、先知、高僧为中介向凡人宣示神谕、教义和戒律，敬畏神明的凡人按神的旨意行事，神与人之间是不对称关系。第二种以我国的儒家为代表，至圣先师向世人传授人伦处世之道，二者之间是不可易位的教诲与聆听的关系。其最高形式是“奉天承运”的“圣旨”，在下者无条件服从。通常的表现形式是老师与学生、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在上者发号施令，在下者领会和执行，二者之间可以有讨论、对话和释疑，不过其地位是不对称的，不可易位的。第三种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双方地位平等，通过对话、诘问与回应、质疑与解惑求得双方认可的结论。这里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的，可以易位的。学派间、学派内，师徒间可以易位，充当对话的主角。

　　对话原义就是通过语言表述的交流获得真知。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阐发“水”是万物之源的一套理论，听众可以提问“你这一套有什么用?又赚不了钱”。泰勒斯不以“师爷”自居，他以超常的智慧，利用常人对来年橄榄是否丰收的误判，靠榨油机的承租与转租赚了一大笔钱，之后向众人宣示：哲人有本事靠智慧发财，只是不干而已。爱利亚学派向先哲们的自然哲学范式挑战，断言米利都、爱非斯、克洛同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都是不具真知的意见和见解。这就需要对自己的超凡的学说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对不同看法做出有力的反驳，从此开创了命题的论证和归谬法反证。在这里“以势压人”“以权整人”无存在的余地。一旦他们无法以理服人，这个学派也就寿终正寝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兴起的智者运动是一场开放型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批智者活跃在各个领域，教人如何诉讼、辩论、演说，开创了教育和公共生活领域的新局面，但是妄称大师者最后走向了反面，最终败在学生手里，而且被后人嘲笑。真正的求知者只能自称“爱智”，“追求变无知为有知”。从智者运动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学术史证明，第二种话语体系不适合理论思维活动。“求知”“爱智”是一场理论形态的思维活动。思想活动的存在方式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找到的dialogos(对话)。通过双方的对答，促进思想的流动，从而形成同一词源的dialectic(问答法)。于是从这个“语言之家”中诞生了正式命名的“辩证法。

　　古希腊哲学史给我们的这三个启迪是一个整体：“求知”是理论思维能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对话则是理论思维成果的最好的表现形式。求知是无终点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是无止境的，因此，思想的活动无法也无需为之设定边界，制造界限。因为人类认识的根本矛盾推动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不断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以第二种话语系统为主。这种话语系统自西汉起叠加了道德伦理上的规范，君臣、父子、夫妻是纲目关系，由此又引申出一系列的宗法关系、官场关系、师徒关系、江湖帮派关系。这样，就蒙上一层语言暴力色彩，本来意义上的教谕、释疑，成了指令、训话、斥责、戒律。列宁说得好，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古希腊哲学中的这种平等对话的话语方式，对于改进我们的教育，推动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至关重要。公共生活诸领域，当然需要法则、通则和指令，但是同样需要对话与论证，才能将制度和指令转化为人们的自觉的行为。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总会碰到各种问题，也仍然需要平等对话。古希腊哲学中的这种求真、求是精神，这种理论思维和思维方式训练及语言表达方式，可以说是我们提高全民素质和文化涵养的优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