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皇制:日本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即近代天皇制的形成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形成近代天皇制的客观条件是,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虽有发展,但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尚有较大距离。日本1854年被迫开国后面临的民族危机迫使日本不得不加速寻找一条富国自强之路。于是,在经济、思想准备皆不足的条件下,日本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内外因素的大撞击。在这次转变中,日本统治者一心学习西方,认为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所以,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过程中,制定了大量抄袭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条款的明治宪法,作为近代天皇制的根本法律保证,从而使日本成为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以幕末时期尊王思想的大发展为基础,提高神祗官的地位,将幕府时期受冷落的神道升为国教(明治初年通过“排佛毁释”来突出神道),在国民中大力灌输忠于被神化了的天皇的封建君主思想。
近代天皇制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千余年之后建立的,必然要从前一个时代继承下来大量的封建因素。这也是以普鲁士德国为样板改革造成的结果。例如,在法律上,集一切国家权力于天皇一身,天皇如同封建时代的独裁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其皇位由长男世袭,内阁只对天皇负责,议会没有实权,形同咨询机构。在社会经济方面,地税改革虽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但其目的不是消灭封建性的地主租佃关系。因此农村的封建性地主租佃关系反而不断发展,至19世纪末,佃耕地占全部耕地的40%以上,佃农和自耕农占全部农户的65%。德川时代的封建等级身分制虽然被取消,但其影响仍存在于各个领域。在社会思想方面,封建意识形态大量存在,封建的忠君思想和武士道精神被发扬光大,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很牢固。
正是由于上述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近代天皇制的这种双重性使在近代天皇制下的日本比起其他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来,更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所以,日本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扩张、压迫其他民族的道路,迅速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给亚洲人民带来灾难的祸源正在明治维新。
在近代天皇制中,按照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天皇制的代表者。近代天皇制的三权分立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内阁、议会、军部各自为政,分别向天皇负责。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只要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难回答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应该说,既然明治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赋与天皇管理国务的最高国家权力,天皇就理所当然地对一切重大国务承担最高法律责任(明治天皇未成年时和大正天皇患痴呆症不能视事则另当别论)。虽然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的立法权由议会“协赞”,行政权由各国务大臣(即内阁)“辅弼”,司法权由裁判所或军部承担责任,但如果站在公正的法律的立场来分析,明治宪法体制中的天皇已不是“虚君”,而是“实体”,是制定法律、施行国务的主体,其他如议会、内阁等均为副体,是协助者。因此,让副体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是说不通的。
有一种主张认为,虽然在法律上说,天皇应对重大国事负责,但因为明治宪法体制实施了“无答责制”,所以天皇不负实际责任。诚然,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在解释该宪法时说,“法律不具有责问君主(天皇)之力”,因此,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成了“无答责制”,天皇对臣属的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则由臣属承担。其实,实施“无答责制”,虽有古代天皇制传统的影响,主要目的还在于有利于维护天皇的形象和权威。而且,1990年公诸于世的、昭和天皇1946年的谈话记录(《昭和天皇独白录》)及其他大量可信的历史资料表明,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天皇援用“无答责制”不干预国政,但在紧要的历史关头或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重要的人事变动,都要参与,甚至作出最后的决断。天皇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是战争机器的操纵者之一。天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并不意味着一切战争责任都由天皇一人承担。客观地说,天皇也是被近代天皇制的制度推到了这种地步。当时的政府、军部都有责任,被处死的各级战犯也都是罪责难逃。其实,就连昭和天皇本人也不否认要承担战争责任。据侍从长藤田尚德的《侍从长的回忆》和麦克阿瑟的《麦克阿瑟回忆录》,1945年9月27日天皇拜访麦克阿瑟时即表示,“对于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方面作出的一切决定和行动,我负全部责任”,“我自己后果如何无所谓,由你处置。但我请求联合国援助以使国民不被生活所困。”这是天皇在意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的基础上,企图通过主动承担责任以求尽可能减轻战败给日本国民造成的损失。天皇此后多次表示了这一心情。
在日本投降初期,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并不成其问题。许多国家都要求惩处负有战争责任的天皇,即使在美国,政府首脑也明知天皇是战犯。另据1945年6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人中主张追究责任处以死刑、终身监禁、流放或加以审判者占71%,只有7%的人主张加以政治利用或无罪。只是由于国际形式的变化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转变了占领政策,认为天皇的力量抵得上20个师团的军队,保留象征天皇制有利于美国占领,防止日本出现人民革命的形势,因此最终决定不审判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这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特定的日本国内形势下造成的后果。天皇并没有象一些德国纳粹分子那样逃匿起来以求摆脱惩罚,他本人对形成这样的客观后果(即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并没有责任。
现代天皇制:现代天皇制(即象征天皇制)的建立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实现的。单方面占领日本的美国保留天皇、建立象征天皇制的原因已如前述。东亚形势的动荡和日本国内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成为美国迅速改变占领政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神化天皇的近代天皇制法西斯统治之下生活了多年的日本人,其中多数人还不可能很快转变思想,从而成为现代天皇制形成的社会基础。据1946年5月《每日新闻》关于宪法草案的舆论调查,支持天皇制者占85%,反对者占13%,工农的支持率最低,也达55%,此数字与其他报刊的多次舆论调查结果联系起来看,仍能反映出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
现代天皇制是战后民主改革的结果之一。美国授意制定的战后日本宪法是现代天皇制的法律保证。它排除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性,尽管现在对于天皇是否是国家元首仍有争议,但实际上天皇作为“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一之象征”而居于国家元首的地位。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规定的关于国事的行为,没有关于国政的权能”。天皇“关于国事的一切行为须有内阁之建议与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所以,天皇是虚君。天皇的作用已根本不能同近代天皇制时期相比,只有象征性的作用。或者说,战后天皇的作用,最初只有被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被利用的价值,美国就会取消天皇。后来由于资产阶级保守政党自民党长期执政,天皇对稳定政局和社会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仍然是被利用的体现。
要想对天皇制的发展前景作出有说服力的估计,首先需对当前日本的社会全貌及未来进行分析。诚然,日本现在已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日本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使日本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对外关系发生了某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但应注意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虽然快,而政治和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自民党多年未变,造成日本政治的保守性和腐朽性日益严重。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多流于形式,不可能彻底解决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种弊端。文化精神方面的失落感和空虚感日益强烈。总之,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程度。这造成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新的不平衡,使日本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新的潜在的危机。
日本的经济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局面,使得一部分日本人要回顾过去,以从历史中寻找日本文化的“优秀”之处,为高速发展的经济作注脚。而在这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目中,天皇及天皇制堪称“优秀”的日本文化的代表。现在,天皇和天皇制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究竟占什么地位?从昭和天皇病危和去世期间日本的社会舆论来看,反对天皇及天皇制者有之,但为数不多,活动困难,其中的大多数迫于压力只好缄默不语。狂热支持天皇和天皇制的右翼势力则大肆活动,甚嚣尘上。大多数国民虽不热烈支持但不反对天皇制。1984年共同通讯社的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日本国民中70%的人认为天皇是处于象征性地位的,主张维持天皇制现状的人占77.3%,而主张废除天皇制或给天皇以一定的政治权力(甚至恢复战败前那样的主权地位)的人均各为10%左右。
另外,据1987年12月日本舆论调查会进行的8000人舆论调查,69%的人认为天皇是国家的象征,83%的人主张天皇制维持现状即可。据1989年1月10日读卖新闻社的3000人舆论调查,有82%的日本国民不反对目前的象征天皇制。这些数字反映出一个大致趋势,即80%左右的日本国民不反对天皇制,这是天皇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可以预言,建立在这种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天皇及天皇制,是不会在短时期内归于消亡的。所以只要日本的发展道路将来不遇到大的挫折,不发生急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形势,那么,在人们的惯性心理的作用下,天皇及天皇制会继续存在下去。当然,总起来看,在日本和平发展的条件下,只要日本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没有大的变化,天皇及天皇制虽仍然保留下来,但其影响会越来越弱。
参考资料:http://ijs.cass.cn/files/geren/jianglifeng/lw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