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329页）同时将她写给蔡元培的信稿抄送胡适，更是大肆攻击鲁迅。12月14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回信责备了苏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同上，339页）
之后（1937年），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了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474—475页）
不是胡适忘记了鲁迅生前对他的“狺狺攻击”，但他有他的原则、风度。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叶公超，居然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97页）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99页）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103页）
胡适虽然批评了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但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59页）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仿佛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在知人论世时，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能超越派别的局限，不存门户之见。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异是崭新的启示。即使在鲁迅生前，作为其“论敌”，叶公超就对鲁迅散文有过持平之论，他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持论公正，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他不仅早在1927年就对鲁迅杂文、小说有过客观的评价，即使在发生过“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激烈论战之后，1934年，他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也没有回避、贬低鲁迅。他说：“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这五人各有各的好处。……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没有鲁迅的老辣锋利的性格，而要写鲁迅的讽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呕！”（《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172页）在论及“现代的小说”时，他说：“鲁迅先生的二十几篇短篇小说，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传，亦即因为在那一篇里较为有写实的手腕的表现罢了。”（同上，177页）
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转引自陈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84—185页）
事过境迁之后，再读梁实秋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
鲁迅晚年，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并兼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这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来自何处，今天已不可考，从“听说”到坐实，在鲁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其时在青岛大学求学的臧克家后来回忆，“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转引自《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279页）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同上，280页）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这些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理想是与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开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叶公超晚年回忆，他当年在美国爱默思等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们曾为一个古老民族带入一些异质的因子，重读他们当年的文字，重温旧事，弥足珍贵。无论他们也有多少缺点、不足，他们的那种气质、风度、心态，他们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同上，339页）
之后（1937年），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了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474—475页）
不是胡适忘记了鲁迅生前对他的“狺狺攻击”，但他有他的原则、风度。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叶公超，居然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97页）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99页）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103页）
胡适虽然批评了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但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59页）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仿佛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在知人论世时，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能超越派别的局限，不存门户之见。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异是崭新的启示。即使在鲁迅生前，作为其“论敌”，叶公超就对鲁迅散文有过持平之论，他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持论公正，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他不仅早在1927年就对鲁迅杂文、小说有过客观的评价，即使在发生过“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激烈论战之后，1934年，他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也没有回避、贬低鲁迅。他说：“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这五人各有各的好处。……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没有鲁迅的老辣锋利的性格，而要写鲁迅的讽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呕！”（《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172页）在论及“现代的小说”时，他说：“鲁迅先生的二十几篇短篇小说，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传，亦即因为在那一篇里较为有写实的手腕的表现罢了。”（同上，177页）
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转引自陈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84—185页）
事过境迁之后，再读梁实秋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
鲁迅晚年，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并兼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这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来自何处，今天已不可考，从“听说”到坐实，在鲁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其时在青岛大学求学的臧克家后来回忆，“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转引自《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279页）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同上，280页）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这些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理想是与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开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叶公超晚年回忆，他当年在美国爱默思等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们曾为一个古老民族带入一些异质的因子，重读他们当年的文字，重温旧事，弥足珍贵。无论他们也有多少缺点、不足，他们的那种气质、风度、心态，他们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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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1-05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这些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理想是与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开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叶公超晚年回忆，他当年在美国爱默思等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们曾为一个古老民族带入一些异质的因子，重读他们当年的文字，重温旧事，弥足珍贵。无论他们也有多少缺点、不足，他们的那种气质、风度、心态，他们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11-05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329页）同时将她写给蔡元培的信稿抄送胡适，更是大肆攻击鲁迅。12月14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回信责备了苏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同上，339页）
之后（1937年），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了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474—475页）
不是胡适忘记了鲁迅生前对他的“狺狺攻击”，但他有他的原则、风度。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叶公超，居然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97页）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99页）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103页）
胡适虽然批评了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但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59页）
作者： 醉眼中的朦胧 2006-6-3 13:5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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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t鲁迅去世后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仿佛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在知人论世时，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能超越派别的局限，不存门户之见。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异是崭新的启示。即使在鲁迅生前，作为其“论敌”，叶公超就对鲁迅散文有过持平之论，他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持论公正，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他不仅早在1927年就对鲁迅杂文、小说有过客观的评价，即使在发生过“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激烈论战之后，1934年，他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也没有回避、贬低鲁迅。他说：“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这五人各有各的好处。……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没有鲁迅的老辣锋利的性格，而要写鲁迅的讽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呕！”（《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172页）在论及“现代的小说”时，他说：“鲁迅先生的二十几篇短篇小说，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传，亦即因为在那一篇里较为有写实的手腕的表现罢了。”（同上，177页）
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转引自陈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84—185页）
事过境迁之后，再读梁实秋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
鲁迅晚年，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并兼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这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来自何处，今天已不可考，从“听说”到坐实，在鲁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其时在青岛大学求学的臧克家后来回忆，“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转引自《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279页）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同上，280页）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这些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理想是与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开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叶公超晚年回忆，他当年在美国爱默思等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们曾为一个古老民族带入一些异质的因子，重读他们当年的文字，重温旧事，弥足珍贵。无论他们也有多少缺点、不足，他们的那种气质、风度、心态，他们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同上，339页）
之后（1937年），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了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474—475页）
不是胡适忘记了鲁迅生前对他的“狺狺攻击”，但他有他的原则、风度。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叶公超，居然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97页）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99页）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103页）
胡适虽然批评了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但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59页）
作者： 醉眼中的朦胧 2006-6-3 13:5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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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t鲁迅去世后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仿佛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在知人论世时，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能超越派别的局限，不存门户之见。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异是崭新的启示。即使在鲁迅生前，作为其“论敌”，叶公超就对鲁迅散文有过持平之论，他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持论公正，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他不仅早在1927年就对鲁迅杂文、小说有过客观的评价，即使在发生过“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激烈论战之后，1934年，他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也没有回避、贬低鲁迅。他说：“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这五人各有各的好处。……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没有鲁迅的老辣锋利的性格，而要写鲁迅的讽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呕！”（《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172页）在论及“现代的小说”时，他说：“鲁迅先生的二十几篇短篇小说，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传，亦即因为在那一篇里较为有写实的手腕的表现罢了。”（同上，177页）
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转引自陈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84—185页）
事过境迁之后，再读梁实秋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
鲁迅晚年，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并兼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这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来自何处，今天已不可考，从“听说”到坐实，在鲁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其时在青岛大学求学的臧克家后来回忆，“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转引自《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279页）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同上，280页）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这些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理想是与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开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叶公超晚年回忆，他当年在美国爱默思等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们曾为一个古老民族带入一些异质的因子，重读他们当年的文字，重温旧事，弥足珍贵。无论他们也有多少缺点、不足，他们的那种气质、风度、心态，他们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
第3个回答 2008-11-05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逝世前后的资料
1、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在逝世前4天即1936年10月15日发表《半夏小集》，无情地揭露了叛徒、汉奸之类的丑恶嘴脸；2、16日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3、17日上午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最后一篇文章，未完稿。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下午，访鹿...
鲁迅逝世后的资料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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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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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前后的资料,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19日 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当时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立即组织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A·史沫特莱、沈钧儒、曹靖华、许季茀、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人组成。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如下；鲁迅（周树人）...
鲁迅先生逝世后的社会背景
鲁迅逝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 国同盟会成立，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 纲领。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3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侵华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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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评论 收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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