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杜甫的<<哀江头>>与白居易<<长恨歌>>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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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江头》全诗共二十句，除首尾八句抒写诗人的哀愁，中间一大段，全写杨贵妃过去在曲江游乐的情景，以及缢死马嵬、血污游魂的结局。为此，过去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为杨贵妃作的，并拿它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比较。如钱谦益说：“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门，过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剑阁以东，岂非蛾眉宛转、血污游魂之处乎？故曰‘去住彼此无消息’，行宫对月，夜雨闻铃，寂寞伤心，一言尽之矣。‘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即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钱注杜诗》）其他像“同辇随君侍君侧”，与“春从春游夜专夜’，“明眸皓齿今何在”，与“回眸一笑百媚生”，“血污游魂归不得”，与“回看血泪相和流”等，无不可以相互引证。
　　有比较就有评价。北宋苏辙说：“《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陆游《老学庵笔记》引）又说：“予爱其（指《哀江头》）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诗病五事》）南宋张戒也说：“《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岁寒堂诗话》）
　　《长恨歌》篇幅较大，词句铺张，而《哀江头》写杨妃专宠，仅“昭阳殿里第一人”一句；写杨妃娇艳，仅“明眸皓齿今何在”一句；写马嵬之死，仅“血污游魂归不得”一句；写玄宗相思，仅“去住彼此无消息”一句。叙事简洁，笔力劲健，有骏马跳涧之势，就表现手法说，和《长恨歌》确有所不同。但若仅仅以文之繁简，来抑白扬杜，却有失公正。清代翁方纲认为：“白公之为《长恨歌》、《霓裳羽衣曲》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韩公之辙也。是乃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耳。”（《石洲诗话》）对此，《唐宋诗醇》讲得更加明白：“白氏《长恨歌》，乃因《长恨传》而追叙其事，委曲凄断，自成一家，正不得沾沾比勘也。”近人陈寅恪发挥了这种看法，认为唐代小说“驳杂无实”，“文体众备”，而《长恨歌》正是这种小说中的歌诗部分，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不可分离，必须合在一起阅读评赏。“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批评宋人“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元白诗笺证稿》）。
　　陈鸿说白居易作《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这或许是白居易的本意。但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原想把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放荡的女人，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深入到角色之中，由厌恶而喜爱，结果将安娜写成一个不幸的、令人同情的女人；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已很难看出对杨贵妃的指责，更多的倒是深切的同情，诗中的杨贵妃，已不是一个使唐王朝走向衰败的祸物，而是一个忠于爱情、命运不济的美女。白居易出生的时候，杨贵妃已死去十六年，他不曾亲眼看到杨氏一门的骄横跋扈，不曾亲身经历安、史叛变的动乱，没有切身的痛恨；而杨贵妃悲剧性的结局，她和玄宗的爱情，经过众口传说，已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在创作过程中，产生同情心，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安、史叛乱前，他写了不少伤时忧世的作品，其批判的锋芒，常常直指杨氏；虽然这时杨贵妃已经遭到惩罚，并引起诗人的感慨，但决不会引起同情，无论在杨妃生前，还是在她死后，对国事的忧虑，始终压倒一切。“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杜甫所关心的，始终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杨贵妃一人的命运。《哀江头》并不像钱谦益、黄生、沈德潜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为杨妃而哀伤，而是借杨妃的今昔对比，来抒发诗人的现实感慨，这是《哀江头》和《长恨歌》两诗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哀江头》是抒情史诗，所写的是时事，杨贵妃的事只是陪衬；而《长恨歌》则是传奇，着重写的是爱情，时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由此，《哀江头》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回映多姿，唱叹有声，黍离之悲，流溢行间；而《长恨歌》则刻划形容，淋漓尽致，层层渲染，一气舒卷，风华掩映，文情相生，哀感顽艳，悱恻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