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社会学的几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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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提出了三种理论视角：
(一)市场过渡理论
美国康纳尔大学社会学系维克多·尼，针对l0年中逐步建构了这一理论。市场过渡理论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和以供需关系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连续谱上的两个极端。二是从指令体系过渡到市场体系是改革的必经之途。
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经济改革还提出了以下基本观点：可以把改革过程看成某种过渡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经济体制由科层的指令协作体系转向市场经济，其特征是指令的非中央集权化和引入人市场机制。过凌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干部的权力随之削弱。在集权化科层协作下，他们的角色举足轻重，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捷径。与此同时，由于权力正逐步转向买卖双方，人力资本所能产生的收益随着过渡进程的推进而日益增大。在中国，这种过渡进程不可能是单向的或线性的。尽管如此，仍会发生“局部改革”。所谓局部改革，是过渡进程的中间阶段。在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彼此共存，干部的权力仍具有相当作用。
市场过渡理论还认为，改革进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实际存在的干部权、制度形式、所有权及交易模式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不符的一切东西，尽可概括为过渡性的表现。
(二)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理论
这是奥伊首先倡导的。这种理论认为，在中国，中央指令的非中央集权进程，并未带来政府指令结构体系的瓦解。相反，指令权被下放给了地方政府机构，而且这种地方指令结构体系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经济法人个体的特征，演变成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国改革的关键。中央政府的指令体系是放开了，但现在“一个强有力的地方官员群体及公有制企业，与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共同存在”。
(三)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这是美国杜克大学林南首先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实践中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成分的相互作用(作为政治轴线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变化的性质(作为经济轴线的市场机制)，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地方性根源(作为社会轴线的网络)，这几个方面的差异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揭示了这样的途径，即应从以下三种要素来分析改革中的经济体制，包括(社会主义)科层协作、市场调节和地方协调，其中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并不遵循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理性规则，为达到“圈子”的整体利益，社会关系中的子系统可以作出利益的让步或更大的牺牲。
这样，地方性机制或多或少改变了市场竞争的原则或其作用的范围，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奉行铁面无情的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换原则，而地方内部却是有情有义的“关系”原则。中国不会走向西方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会由于地方性力量的强弱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一理论认为，一个非中央集权化后的宏观管理体制，在地方上仍然保持集权；地方性协调的建构基础是地方网络(关系网)，主要是家族亲属关系。这一理论假设：指令与再分配的重心会以集体资本的的积累、福利体系和地方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为取向；亲属关系网的同时存在，将伴随机会结构和报酬结构的不平等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