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吕纬甫在酒楼上不期而遇。旧友相聚,不免反顾往事,互通长短。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
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但由于“心死”吕纬甫变得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
《女儿经》之类的东西。吕纬甫还向“我”细细地讲述了两件小事:他说,这次他来S城的目的,一件是奉母命为三岁时夭亡的小兄弟迁葬,另一件是,母亲要他给旧时的邻家姑娘阿顺送两朵剪
绒花去。两件事他都办得不如意。这两件事都是很无聊的,“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但他却都做得很尽兴。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
鲁迅热情地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勇敢精神,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消沉、落荒则深为惋惜、感叹,并作出了严肃的针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