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期在选官方面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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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武则天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她改革科举，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资治通鉴》评价武则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

武则天参预朝政后, 在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提出“ 建言十二事”，这是她执政初期的重要政治措施和主张, 其主要内容为重农桑、薄赋脱、禁浮奢、广言路、杜谗口、选人才等, 这些主张多是综合了贞观时期大臣日常的朝政谏言，可以说是对唐太宗政策的沿用和发展，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建言十二事”中的核心便是“纳言制度”，而武则天时期的“纳言制度”决不是简单沿袭 “贞观之治”中的“纳谏”制度,而是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纳言制度下的言官,除了谏净廷议以外, 同时还有向统治者举荐人才的任务。因此,纳言制度又与举贤任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历代纳言制的特点之一, 而在武则天时期就更为突出。为了广纳天下贤士, 她常令大臣、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常进忠言, 举荐良才。
当时的名相狄仁杰、张柬之，还有后来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宋璟，都是她破格提拔的。她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削弱乐贵族势力，提拔重用了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官吏,扩大了统治基础。因为她的统治很有“贞观之治”的特点,可以说是对“贞观之治”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史学家称其政治特点为“贞观遗风”。
一、武则天的用人政策
为政之道，唯在得人，如何发现人才，关键是能否建立发现人才的机制，武则天的英明之处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用人机制。
（一）拓展完善选才渠道
1.完善科举制度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承袭了隋朝科举制度，并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由于科举考试事关前途命运，科场舞弊遂应运而生。唐初当时的考卷，均由考生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所以有不少才低品劣的考生以钱开路、打通关节，以求在考试中能够金榜题名。考官中也有不少心术不正者，收受考生的钱财后提高考生的等次、分数，使科场舞弊事件屡有发生。武则天当政时期，考场的营私舞弊已非常严重，以致朝堂之上庸官成群，而有德有才能的人很难进入朝廷。武则天深感科场作弊严重，如果不对这种情况加以控制，日后必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经过一番思索之后终于决定在科举考试中实行“糊名法”，唐人刘束《隋唐嘉话》中曾说“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第等。”[3] 科举考试中的“糊名法”从此诞生了，实行糊名法后有效避免了科场舞弊案的发生。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考试是由当时的朝廷大臣组织的，但是臣子组织考试很容易结党营私。所以武则天为进一步削弱朝廷上忠于李唐的势力，而且防止官员之间结党营私，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决定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从而创立了科举制中的“殿试”。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是“殿试”在唐代时兴时废，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拓宽了武才选拔途径。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4]
2.实行“南选”，鼓励引荐、自荐，推行“试官”
武则天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大发展的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极大的。虽然武则天完善了科举制度，但仍觉得用人渠道不够宽广，人才的发现仍然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是她又采用了其他不少选拔人才的措施。
武则天在辅助高宗时, 就非常重视岭南少数民族的人才选拔,史称“南选”。当政后,“南选”更盛, 并规定为经常性的制度。这样不仅选拔出岭南的人才, 同时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中央集权。
武则天为了更多的得到人才，还允许“官员推荐”和“自荐”，她曾多次下达求贤诏书，如《求贤制》、《搜访贤良诏》、《求访贤良诏》等。诏书指出：“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师犹在”，“今日更启搜扬，庶得不遗草泽”；“令文武内外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于当管部内，即令具举”，“会须搜访，不得称无”；又“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5]卷96于是，当时的宰相、大臣均以荐贤为己任，时时留意，处处留心，发现人才及时举荐。尤其是曾被娄师德荐举、并得到武则天重用的狄仁杰更是常常向皇帝荐举人才，经他引荐而被提拔的各类人才，如“桓彦节、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2] 卷89另外，武则天还鼓励官民自荐其才。她说：“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荐”，[6] “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荐。”[2] 卷6无论是被荐或自荐，只要有才能，就可以得到提拔或任用，而且荐贤者亦可得到封赏。
在制举中还开创了农夫、樵人、工商杂类等自荐和引荐之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官阶晋升方面，武则天规定了如果一个人有特殊的才能可以破格晋升,这在我国古代史非常先进的,可以说是第一次把破格晋升提升到了制度层面,不过此项制度也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
人才的剧增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鱼目混珠之人也进入了官场，产生了一些危害老百姓的弊政，而且官场中的官职是有限的，现有的官职已经不够使用，武则天在新增一些官职的同时又实行了另外一个办法，这就是“试官”制度。武则天将毛遂自荐上来的人或者别人推荐的，先给你一个官试试做，如果在任期内做的比较好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在任期内做的不好，那么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有生命危险。这种方法虽然比较残酷，但也使一部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二）用人不疑，不计仇雠
武则天拥有政治家的宽广胸怀，能够做到广纳贤才，不避仇雠。
光宅元年( 684 年) ,徐敬业起兵造反，著名诗人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讨武曌檄》，该檄有“入门见嫉, 蛾眉不肯让人; 掩袖工谗, 狐媚偏能惑主”,“神人之所共嫉, 天地之所不容”[7] 卷4等极具攻击性的语言。该檄文对武则天的抨击可以说是极其猛烈的，但武则天看了这篇讥骂她的檄文后，不但没有发火，反而赞不绝口，认为骆宾王文采出众，文词犀利，气势磅礴，确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并且留下“人有如此才, 而使之流落不偶”, 乃“宰相之过”[7] 卷4的言语。骆宾王在徐敬业兵败之后下落不明后, 武则天还派人寻访他的作品, 找到了十卷,并将其编辑整理留于后世。后来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 盛赞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 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 惟有当时武媚娘”。[8] P7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废武则天皇后位的诏书，被武后所杀。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与母亲郑氏同被没入宫中为奴。仪凤二年（公元677），上官婉儿因其才思敏捷被武则天所知晓。武则天在宫中召见上官婉儿，当场命题，让其依题作文。上官婉儿文不加点，挥毫泼墨，须臾而成，而且她的书法极为优美。武则天看后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分，大胆地把她留在身边，让其掌管宫中诏命，颇为信任重用。此后，武则天所下制诰，多出上官婉儿的手笔。
契丹猛将李楷固、骆务整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朝廷大臣大都主张将他们处斩。武则天则认为李楷固、骆务整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武则天任李楷固为左玉钦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让他们领兵攻打契丹。当李楷固等胜利班师还朝凯旋而归之后，武则天亲自在含枢殿为他们设宴庆功, 武则天非常高兴，“特赐锴固姓武氏”。[2] 卷89
由此可见。武则天用人是不避仇雠，只要有才能，就能在朝廷为官，就能发挥自己的本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保护人才、珍惜人才
武则天统治初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以李唐宗室为主要代表的政治势力，曾实行“酷吏政治”。酷吏来俊臣、周兴等人“竟为暴刻”，而且也牵涉到一些正直的大臣。武则天对这些正直的大臣是比较信任的，处理有关案件也非常慎重。如如意元年（公元692 年），来俊臣诬告狄仁杰、魏元忠等七人谋反，将他们关入牢狱。后来，武则天亲自处理该案，把七人都释放了。
忠心耿耿并且具有优秀军事才能的大臣魏元忠，深得武则天的器重与信任，在酷吏横行时多次受到诬陷和打击，但都得到了武则天的保护。博学、工于文辞、正直无私的御史中丞宋璟，为官刚正不阿, 经常遭到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人的陷害,“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9] 卷85武则天不仅爱护人才，还非常尊重人才。当时，身为宰相的朱敬则、狄仁杰、杜景俭等人，为尽忠朝廷常常面引廷争，慷慨直言。尤其是狄仁杰，由于才华出众、为官清廉，凡事能以国为重，因而深得武则天的信赖与重用，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宰相。尽管他议政时多次违背武则天的旨意，武则天都没有改变对他的信任态度，并不断晋升其官职。当与狄仁杰政见不同时，武则天也每每屈意从之，放手让其施展才华。狄仁杰年老时，武则天尊称他为“国老”，关照免去其入朝进见时的礼节，还吩咐大臣们，不是军国大事，不要去打扰“国老”。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 赞叹曰:“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 政由己出, 明察善断, 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 [10] 卷205这些评语都是名符其实的。
二、用人之失
终武则天一朝，我们应该对武则天广泛选拔人才、充分信任人才、灵活运用人才、深切爱护人才给予充分肯定。但在其统治时期用人方面还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概括来讲，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人原则性不强，官员更替频繁
武则天用人方法没有一定的准则，原则性不是很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是对人才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她既不是任人唯贤,又不是任人唯亲。终其武则天一朝，她对人才的态度都是看是否会维护她个人的统治。
她这样用人不论高低贵贱、门弟出身、才行品格, 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提高庶族地主的地位, 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但在具体使用人才时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首先她使一部分德才兼备的人受到排挤、打击, 而那些逢迎巧媚的人却深受倚重,致使逆来顺受、溜须拍马的不良风气充斥朝堂内外。其次,对朝廷上的官员，武则天只要抓住他们的一招之错就立即杀掉，使很多官吏终日担惊受怕,不能把全部心思用在治理国家上面，同时也隔膜了武则天与大臣们的关系，最终迫使武则天把政权还与李唐王朝。
（二）用人水平不一致，官员良莠不齐
武则天选才方法很多而且原则性不是很强，造成朝堂之上的官吏良莠不齐。终武则天一朝，她使用的重臣既有狄仁杰、姚祟等忠臣廉吏, 又有苏味道、杨再思等奸邪辈。既有徐有功、张柬之等面折廷争的强硬之臣, 又有娄师德等唾面自干的平庸之辈，甚至连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和张昌宗、张易之兄弟都被委以重任。
总体看来, 武周官吏队伍可以说良莠不齐，而且是以庸懦无能、媚上欺下者居多,能真正堪称德才兼备的恐怕也只有狄仁杰、姚祟、张柬之等寥寥数人而已。而这些人大多是武则天统治的中后期才能够在政坛上斩落头角，有的甚至是在唐玄宗即位之后才得到重用，真的能够发挥其治国安邦的才能。
（三）酷吏政治危害严重
武则天重用了不少酷吏这一点最受后人诟病。对酷吏的使用是武则天在特珠时期采取的特珠手段，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危害性极大，不足为后世所取。
酷吏政治造成了朝堂之上政治空气沉闷。唐太宗时代君臣融洽的关系在武则天时代已不复出现，酷吏政治使朝廷大臣日夜担心自己生命安全，不能很好的行使自己的职能。针对这种情况，侍御史周矩曾上疏曰:“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10] 卷206在这种恐怖统治之下，很少有正直之士敢于犯言直谏。
酷吏政治造成了社会风气败坏。武则天鼓励告密，并不断从告密者中提拔补充酷吏队伍，使诬告之风盛行。因为酷吏的主要办法就是“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不罪”，[11] 卷41此外武则天的酷吏政治取消了三司推事制度，使酷吏行为不受法律的约束。而且选拔出的醋吏往往出身于市井无赖、地痞流氓。这些人素质低劣，原本是社会渣滓，甚至本身就是刑事犯。他们一旦得势，便为非作歹，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