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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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漫长的过程
教育经济学从古代教育经济思想的萌芽到20世纪 50年代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再到当今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大约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知识的建构和社会的认可，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和经济学相互制约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它既有经济学的部分又有教育学的部分，它的发展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纵观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教育经济学的每一个时期的发展都是在经济学或教育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受经济学和教育学的制约，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学和教育学的发展。
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
一门学科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为依托，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古代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制约着教育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育经济关系的认识也是粗浅的、不成熟的，只能停留在萌芽阶段；二是20世纪50～ 60年代由于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人们开始重视科技在生产当中的应用，所以产生了对教育的需要，这样的社会背景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创立；70年代至今社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时代，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教育经济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由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在理论上不断补充，在实践上应用于社会并解决问题，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就是它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教育经济学从创立发展至今，也在不断的修正。社会在发展，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教育经济学也会随之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去。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萌芽，但由于后来连年的战争，教育经济学并没 有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系统的介绍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
随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其研究分支也开始出现。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按照考察的层面和角度，教育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制度的四个研究方面。宏观的教育经济学着重分析教育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教育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微观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运用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报酬确定的依据、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结构的教育经济学是对教育的区域结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结构又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制度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分析教育经济方面的制度环 境、制度条件，以及在制度结构上所引起的后果。
笔者认为，按照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可分为高等教育经济学、基础教育经济学、职业和成人教育经济学等。按照研究的领域，教育经济学包含教育财政学和教育规划的经济学研究。教育财政学既属于教育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属于财政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教育活动中的财政问题。教育规划的经济学研究以经济学、社会学和规划学的研究为理论基础，从劳动力需求、社会和个人需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经费需求等，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等实际问题进行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吸纳和借鉴了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成果，而且结合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发展了明显有我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肯定了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其中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很多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在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对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使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三级教育规模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相适应，应加大各级教育投资 的力度，尽快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轨。
这些研究为我国政府应达到的教育投资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积极地推动了增加教育投资的国家宏观决策。以此为依据，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的政策目标，并规定了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原则。
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式和内部效率
1978—1989年我国的高等学校校数的增长率略低于高校在校生数的增长率，而高等学校的校均在校生规模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校数和在校生数的年增长率。这种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使得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低下。1988年，我国高等学校的校均规模约为1922名在校生，平均生师比为5.25∶1。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把生师比提高到10∶1，在平均学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生均经常性经费支出可以下降24%。如果平均学生规模提高到4000名在校生，生师比提高到10∶1，每个学生平均每年的经常性开支可以缩减418元。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4000名在校生的校均规模比较接近当时条件下的高等学校的适度规模。据此，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应采取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依据规模效益的理论进行高等学校结构调整的办学体制改革等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和结论都有力地影响了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小规模院校合并、办学结构调整等政策的制定。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体制模式
在对教育投资的内部效率进行广泛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们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投入低、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较低的现象，于是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成为解决资源不足的又一方法和途径。在这一阶段，教育经济学者们对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在学校之间的分配、在学校内部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 究。
以成本行为为基础的多政策参数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以透明、公正、有效为基本原则，以高等教育事业费中的政府拨款为对象，吸取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的有益经验，重新建构了高等教育的成本结构，提供了一 种在高等学校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科学模式。
鉴于公平、公正、有效、透明的拨款方式必须以相应的拨款体制为依托，一些研究考察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基金制的设想。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可以逐步改变高等学校的附属地位，使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由对高等教育条块分割式的直接管理逐步改变为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拨款充分体现公平、透明和有效的原则；可以确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来源：南丰公益书院）
一些研究建议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教育经费预算单列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确保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使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与政府的投入更为协调，更好地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实 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也有利于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和实行。这一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中得到体现，其法律条文阐述如下：“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
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
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表现之一就是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收入不成比例，出现“脑体倒挂”现象。造成“脑体倒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制度层面的，也就是说，在80年代我国的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主要由人事工资政策确定，并不反映其劳动生产率。
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从总体上已经得到了扭转，高等教育是一项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的投资。教育收益率呈连年上升趋势，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年明瑟收益率1996年为8.23%，1997年为9.68%，1998年为11.35%。这表明1998年我国大学本科的明瑟收益率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通常的10%的收 益率。
在研究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时，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将工作努力程度理论结合进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把工作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回归模型中，对组织行为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而且对组织管理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 要的意义。
这些研究为我国制定更为合理的劳动工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劳动力配置从以政府直接管理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市场经济形式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基础。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措和成本分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各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下降，高等教育经费出现了全球性的财政紧缩。与各国三级教育注册生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不相适应的是，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5—1994年间稳定在5%左右。而中国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在整个90年代，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点几，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相对减少，家庭和企业所占的份额相对增大。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由单一渠道转向多种渠道，包括政府拨款、教育费附加、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用于教育的费用、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 赠、教育基金、科研经费等。
其中，受益者个人或其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成为非财政性渠道中的重要途径。对人口年龄结构构成变化、居民家庭收入变化、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以 及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公平性效果等的深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在高等教育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政策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关于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
随着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增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在持续增长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增长。这些方面均促进了居民个人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之后，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虽然为接受高等教育负担了一部分成本，但对提供教育的机构而言，学费无疑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继而增大了机构提供教育供给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对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而言，学费和学生资助作为一类重要的财政因素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未来预期收益一起成 为了影响个人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经济特征。
研究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水平的逐年提高，学费已逐渐成为人们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对学费的反应随着学费水平的提高表现出差异。这些研究结论为向弱势群体提供教育资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为维持教育机会的公平，使得每一位有资格的求学者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亦成为必然。
关于扩大高教规模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1999年，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和居民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的双重压力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政策出台。高等教育被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生产部门。那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人们投资高等教育、拉动疲软的消费需求呢?研究者采用投入产出乘数估算了高等教育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高等教育部门的产出乘数低于各个部门产出乘数的平均水平。与可以吸引居民私人投资的部门，诸如保险、私车消费、房地产、日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等部门比较，高等教育部门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略高于房地产业，但仍不及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业、日用电器业和电子计算机业等对国民经济总产 出的拉动力大。
在对就业的影响方面，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关于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
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指高等教育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与高等教育系统运行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运行机 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正在逐渐形成。这两种制度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有着本质区别。计划经济条件下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制定计划，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学生个人、用人单位在使用资源时都必须根据政府计划并与政府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脱节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并维持社会公平。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性，高等教育部门与私人产品部门不同，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干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既不是计划经济 条件下的直接管理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关系。
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研究不仅是规范性研究的范畴，而且也是实证研究的领域。研究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环节及其与外部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运行规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产生的影响，而且实证地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内部资源配置、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外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