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的体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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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传记真实可信，首先必须全面搜集、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使传记所反映的人物生平事迹准确无误，完整无缺。这些资料一般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的内容：
（1）人物的姓名、性别、籍贯、民族。
（2）人物的生卒年月。
（3）人物的学历、简历、党派、职务。
（4）人物的贡献功绩、科技成果、著作。
（5）能反映人物思想风貌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
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又要细心鉴别，严格选材，作一番“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考证工作，严格坚持史实的可靠性、准确性。这样，才能为社会所公认，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正确了。因此编写传记时，一定要占有丰富、翔实、真实可靠的资料后，方能动笔。梅林为了写作《马克思传》，用了几乎二十年时间，搜集并深入钻研有关马克思的资料。司马迁写《史记》，经历了十年，如果加上他搜集史料，调查研究所花去的时间，可以说一部《史记》倾注了他的毕生精力。 抓住人物本质，从环境中说明人。
撰写人物传记，应把所写的人物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记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物传记就是要写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一定的人，而这个人又怎样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施加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的论点为人物传记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真实地描述人物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也曾经指出过，编写人物传记必须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罗·卢森堡，希望梅林在写作《马克思传》时，能做到从环境中说明人，从历史中说明环境。
如果不顾人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不把人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就不能写出具有真实感的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即使象杰出的法国作家维·雨果，他的《小拿破仑》，由于不理解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造成一种社会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路易·波拿巴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说雨果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伟人了”。而这，也就是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了。
可见，要写好人物传记，必须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写得典型真实。 所谓生动，就是要把人物写活。写成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能体现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栩栩如生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干巴枯燥的偶像或只有动作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司马迁的《史记》雄视百代，卓然独立于千古，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刻划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的人物。马克思也曾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活动家政治家写作小传。他写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律恩》、《布里昂》，生动记述了拿破仑一世时期法国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群象，其中有贪得无厌、追名逐利之徒；有渴求官职、封号和王位的野心家；有愿为任何制度效劳的不择手段的钻营者。这些小传，既描述人物的特有个性，又提供了拿破仑一世帝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本质特征，成为传记文章的典范。
恩格斯也写过不少人物小传，恩格斯写人物传的杰出之处和马克思一样，在于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同时突出人物所代表的阶级特征。所以，在他笔下，马克思、燕妮·马克思……等人物形象，被活生生地再现出来。所以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既要体现人物的阶级、职业、文化素质、信仰、经历、遭遇及其产生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又要体现同阶级、同职业、同素质、同信仰、同遭遇、同影响而在性格上的差异。
要突出人物个性，体现人物个性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物才能鲜明生动。 要达到上述要求，一要选材典型。编写人物传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选择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详细记述，把不能表现人物特征的事件摒弃或一笔带过。从各种素材中加工、提炼，选择最能表现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典型事件来写。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写好这些关键之处，不仅可以表现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和蔺相如都是赵国封建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司马迁为了要表现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是给他们各开一张履历表，而是选择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件事来写。这三件事反映了两种矛盾，一是秦赵两国之间的矛盾，一是廉蔺两人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发展的后果，是构成后—个矛盾的原因。通过这两对矛盾冲突，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秦赵争夺和氏璧以及渑池之会两件事，实质上是秦赵两国统治阶级两次实力较量，是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的前奏，所以选择这两件事情，也显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
写大事固然重要，但对细节描写也不可忽视，有时人物的性格特点往往在一些细节中表现出来。茅盾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恰当地记述小事，能见微知著、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史记·陈涉世家》，开头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陈涉为人佣耕时，曾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并十分自负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个细节，看来或许并非必要，其实对描写人物来说，却有助于展示人物思想脉络，写出人物前后一贯的性格史。写陈涉少时就有鸿鹄之志，所以后来才发展到大泽乡起义。写陈涉少时就把别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称王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把早年同过患难的老朋友也杀了。这是他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却早就种下了。 二要叙行录言。思想支配行动，行动表现思想。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记叙人物行动，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的重要方法。因此记叙人物，要选择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动来写。例如在《吉鸿昌传》中，作者记述吉鸿昌在1931～1932被迫出国期间，为了反对美国歧视华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带“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这个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吉鸿昌高尚的民族气节，也体现了他的个性特点。又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在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之后，叱咤风云，诸侯惧服。作者通过项羽召见侯将，侯将“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动作描写，反衬出项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见动作的描写对记叙人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了具体的行动，才能生动感人。“言为心声”。人物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无不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因此选择人物的典型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见秦始皇出游的壮观时说：“彼可取而代之”。而《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看到这种壮观时却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尽管他们两人的话意思都是羡慕帝王，但却体现了两种不同性格。
人物的诗作、著述（包括文章、书信、日记）和话语一样，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结和表露。无不凝聚着人物对客现事物的认识、主张以及所持的态度。恰到好处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诗作著述，对写活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三要讲究文采。人物传虽不能偏向华丽的辞藻，繁琐的描写，多余的形容，曲折的情节。但语言生动形象，用词精当贴切，句子流畅，层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话，文采还是必须讲究的。
虽说史志中的人物传记与文学中的人物传记有区别，前者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不允许任何虚构，后者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在需要生动因而需要文采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为传者，传也。立人物传记就是为了传于后世，为了“记一方之言，激千秋之爱憎”为了“鉴人明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讲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编写人物传记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要求人物传记应当写得有“强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认为人物形象应当“光芒夺目”。《史通》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胜，还是必要的。因此，在写人物传记时，应当重视文字锤炼，讲究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