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理论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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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随着社会的前进、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一、产生时期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时，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失传，但在后来问世的《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的引文。 二、迅速发展时期约从公元前 8世纪初至前 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这些新情况的需要，产生了统率军队的专职将帅，涌现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础，指导着后代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孙子兵法》提出，军事斗争必须巧妙地运用权谋，即“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战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思想。《孙子兵法》还指出，战争胜负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要修明政治，顺应民心。这些思想，也为《孙子兵法》同时代的其他兵书和论及军事的著作所重视。战国时期，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例如，传为军事家吴起所著的《吴子》，就探索了战争的实质，论及战争发生的根源，并把战争分成几种类型，赋予定义，提出对付各类战争的方略。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更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这些主张，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丰富和提高时期从公元前 3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中国经历了秦、汉、晋、隋、唐、宋、元等几个大的王朝的统治和更迭。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就战争种类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统一疆域的战争，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民族起义的战争，又有国内诸民族贵族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就军队发展而言，兵种和兵器装备有了较大的变化。不但有了独立的骑兵，而且舟师水军参战的数量也更多了。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等的配合作战，使得战略战术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通过战争实践，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秦始皇的大规模筑长城、修驰（直）道、重兵戍边等军事措施，对后世建设边防的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项羽，取得了战争胜利。西汉王朝在对北方匈奴贵族的反击作战中，由名将卫青、霍去病率独立的骑兵集团主动出击，快速机动，远程奔袭，以及正面冲击，翼侧迂回等作战行动，创造性地发展了大规模使用骑兵的战略战术。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并对作战指挥机构以及步兵、骑兵的协同作战等作了论述。兵书《三略》，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从汉到隋曾多次发生过从黄河流域向江南进军的大规模战争，大都是步、骑兵和水军多路并进的多兵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其中，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苻秦的淝水之战，以及隋灭陈之战最为著名。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辩证的论述。李筌的《太白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到了辽、宋、西夏和后来的宋与金、蒙古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统治时期，互相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战争频繁。这时期，随着生产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火器和复杂的装备器材，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由于政治腐败，军权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造成屡战失利。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这时，许洞的《虎钤经》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议。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击败了金军强大的骑兵。陈规在《守城录》中，记录了军队开始使用火器和改进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的方法，主张“守中有攻”，对城市防御战法有所创新。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等政权，均以骑兵见长，特别是后来兴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发挥其骑兵优势，以高度的机动灵活制敌，并善于学习和利用敌方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其军队的装备。蒙古贵族和后来建立的元王朝战胜南宋时，采取远距离的战略迂回和步、骑、水军联合多路进军，实施大集团军队的战略进攻。以上的实践经验和兵书内容，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军事思想。 四、在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中继续前进的时期大约从14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约从明朝至清朝后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的境地，不但有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民族起义战争和统治者的平叛战争等，而且外国也开始入侵中国。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改进和从外国引进部分先进兵器，出现了独立的水师、炮兵、工兵及其他技术兵种，加以作战对象发生了变化，因而在建军和作战指挥等方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时，一方面出现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单纯防守作战的思想；另一方面，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带有强烈革新内容的军事思想，也在不少兵书中出现。明代杰出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是这种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据沿海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倭寇火器装备的特点，对阵法作了重大改革。他制定了以 12人为单位的“鸳鸯”，把它作为战斗队形的基础。何良臣的《阵纪》一书，对于军队组训和战法的论述，也具有革新的内容。孙承宗主编的《车营扣答合编》，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装备部队后，编制和战法的改革。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则试图从军事理论、建军作战、兵器制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诸方面，提出实行军事改革的依据，以求振兴明王朝的武备。清王朝建立以前，后金(清王朝前身)与明军发生萨尔浒之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夏允□《幸存录》）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其步骑协同作战的长处，对明军的多路进攻实行各个击破，反映了军事指挥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后，统治者局限于骑射为满洲之根本的思想，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在军事上逐渐趋于保守落后。但是，也有不少人针对这种状态，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百金方》，主张团结民心，实行兵民联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层次设防的思想；年羹尧的《治平胜算全书》，强调平时对军队严格训练，战时才能取胜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千百次王朝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经验总结它的丰富内容，是前人留下的宝贵军事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近代的直至现代的军事思想，都从中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