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西方文明史，法制的实践未尝停缀中断，始终绵延向前。近代社会变迁可谓天翻地覆，但其中法制纹路却是衣钵相传、一脉相承、经络相沿。法制在西方呈二元结构面相：观念层面上是为人们的一种恒久追求，制度层面上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规则。无论是成文法与习惯法，法典法与判例法，国家法与民间法都有着这样的基本社会功能。但从表现形式来看，制度是现实的，而观念是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的隔阻和疏离似乎永难彻底克服。于是人们对于法律的追问，绝难有终了之时。 在中国历史传统上，这个问题仿佛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什么追问和探究的意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立场的人们法律观念上也许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但基本上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冲突和对立。，对于中国人而言，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法律是“帝王之具”、“驭民之器”，法律无一例外的为当权者的命令。法律就是法律，虽然也有过“非法之法”[1]的质问和诘难，但终为主流的强势话语所淹没。“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2]，法律在根本上似乎从未与什么美好的事情关联。“刑起于兵”，源于战乱：“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若乎中人之伦则刑礼兼。”[3]在这里，法只是用来对付小人的。这样，法律与小人一样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低下，以至东坡大学士赋诗曰：“读书万卷不读律。”即使救治罪恶，法律也仅仅是处于辅助地位。在一向以道德文章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律学”而无“法学”是很合理的。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法律避之犹恐不及，又何谈信仰之有？ 与此迥然相异的是，在西方国家中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相对应。自然法属于较高的法（HigherLaw），渊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思想家在人性基础上探讨人的行为原则时，提出了较高法的概念。它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哲学基础。理念论将世界划分为理念和现实两部分，现实是理念的反映，现实必须符合理念。这种二元论是自然法思想的深刻根源。有了自然法或者较高的法的观念，人们就可以据此批判现实的社会制度。自然法思想的这种潜在的革命意义，终将发生新的法律秩序并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法治的理想。 在中国，“礼”作为封建社会法律的主要成份，有四个特征：第一、礼是等级性的行为准则，按照个人的相对社会地位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礼的等级性取决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第二、礼是与特定社会情势和各种地位相联系的习惯性行为形式，而且礼是特定的、具体的行为标准，而不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第三、礼不是实在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根本不能算是规则。没有任何人制定礼，礼是活的社会秩序；第四、礼是非公开的，属于不成文法，因此，它不是国家体制的产物。这些都说明当时国家与社会混同还不存在严格的区分。后来出现了与“礼”相对应的法，这种法是制定的规则，具有实证性；是由政府颁制、有着公共性；它是保障主权者对所有臣民实行统治的工具，具有普遍性；而且，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存在专门的法院，法律缺乏自治性[4].一般认为，“以礼入法”，虽亦有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长足之处，但也造成重人治、轻法治、藐视个体主体权利的存在这样的后果。 从中国法律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层面的缺失。古人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5]圣哲先贤们在此划定此岸，排拒了彼岸，跨越宇宙本源，而迈进经验世界。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对终极的关怀，看到的只是一套世俗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所谓的“实用理论”，这种理论热衷于伦理反思，拒绝信仰。而当西方法流传到中国之时，却被中国传统的经验-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法”被扭曲为“法律”，而作为精神和信念的“法”却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法律”。中国法文化湮没在实用理性的定势思维之中，这种文化结构的片面性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 而在西方却是另一种景象。终极关怀是西方文明思想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终古不释。对于宇宙本源的不懈思考，孕育了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和理想热忱。法学家们基于“形而上”的思想去考察和建构法律。自然法成为实在法之上的“法上法”，是现实法律彼岸的理想，法律制定的过程成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则。逼近理性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诚如博登海默所言：“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法律大厦的基石。”[6] 注释： [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2]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3]荀况：《申鉴·政体》。 [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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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02-28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 [1]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的统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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