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中的人物性格如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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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在“他”四处求学中接受的则是较为开放的进步思想。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下长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国文人某种气质，同时又有一些自由与叛逆的思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压抑。当他离开W学校“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他选择了蛰居在小小的书斋里。他的内心里也因此而压抑，产生了“忧郁症的根苗”。此后的留学生涯他的忧郁症就更加严重起来。在异国他乡，饱受“性的苦闷”与“外族冷漠歧视”的“他”渴望真挚的爱情，并愿为此抛弃一切。然而这种渴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的内心逐渐失去理智的控制，他开始自渎，窥视浴女，甚至到妓院寻欢，只为了寻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时愉悦与满足，最终深陷在邪恶的沼泽里不能自拔。那饮鸩止渴的行为显然让“他”更加苦闷，愉悦过后是更大的空虚，欲望越来越大，他开始寻求更大的刺激，而他的经济状况却穷困潦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他”只有投海自尽来结束这个恶性循环。
用现代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分析主人公的命运，就可以发现“他”的悲剧命运是无法避免的。
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有关人格层次中无意识遵循追求欢乐原则的本我驱使着自我不断的寻求自身肉欲的满足，但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打击，于是主人公产生了畸形变态的心理与行为。但“他”的内心理性良心的超我又尚未泯灭，在他每次陷于诱惑之中，超我又不时使“他”自愧自惭，谴责自己“下流”，在他内心的矛盾永远无法调和，致使他的生活在精神疲惫与焦虑的折磨中，最终因此而自杀。
从另一个角度看，主人公的悲剧的命运并不是完全因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解》中指出“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他服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它的三个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与本我。”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除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外部世界也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处在危机与变革的中国社会，主人公以中国文人积极“入世”的态度，曾试图去改变。面对外族的冷漠歧视，“他”也想到“复仇”。但他终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这是为什么呢？除了个性的懦弱，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祖国的劣弱，，让人几乎失去了救亡图存的信心，风雨飘摇的时局，让他的伤时忧国只能停留在内心，而日本人的冷漠歧视让他更产生了弱国子民自卑的心理，这些使他开始自戕自贱，最终将“他”推向了死亡的命运。
《沉沦》的创作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在各方面的创新。
郁达夫在《沉沦》中描写色欲是极其重要的部分。这些情节的描绘既不是张资平式的肉欲挑逗与官能刺激，也不是遮遮掩掩含蓄的描绘，而用一种“露骨的真率”来描绘。这样写既达到对“深藏千年背甲里士大夫的虚伪无情的揭露”同时又不失美感，真实而生动。这样写色欲是一种创新。
《沉沦》是一篇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作品，作者身在海外，就更多的吸收并接见了外国文艺理论的思想。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在他早期作品，诸如《银灰色的死》《沉沦》等都有借鉴外国作品的痕迹。但在《沉沦》却有一种很大的创新。《沉沦》的“自叙体”是受日本以佐藤春夫、田山花袋、葛西善藏为代表的“私小说”的影响；“零余者”的形象借鉴了屠格涅夫在1850年的《多余人日记》的影响；深刻的内心剖析是借鉴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理论；同时法德的文学思潮也对其创作影响很大。其中对《沉沦》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的“私小说”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以自我为原型，浸透了主观色彩的“私小说”将小说从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引向了人物复杂的内心。这种风格被郁达夫所借鉴，从《银灰色的死》中“清瘦的人”到《沉沦》中的“他”都是类似于“私小说”的人物形象。不过在《沉沦》中这种“私小说”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创新。小田岳夫在《郁达夫传》中指出：《沉沦》虽受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的影响“但两部作品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沉沦》的苦闷不再是“私小说”根源于人生固有的“寂寞”，它超越了“私小说”的局限，由个人外推，而具有某种时代、社会意义。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道路，对后来的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在《沉沦》中作者充满清醒的病态心理解剖意识，成为新文学自觉描写灵与肉冲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佳作。在《沉沦》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多层次的“我”的形象：追求肉欲的本我、矛盾的自我、道德的超我。这与传统的单维结构与静态呈现的作品有很大的超越。它使得作品更加深入内心，真实而多层次的显现人的“双重”性格。打破了古代文学脸谱化的呆板。这也是《沉沦》的突破之一。
但是，《沉沦》在一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小说仍旧停留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问题小说”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前途方向没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在语言上过度的诗化、散文化的倾向，有过分雕琢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