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和夏朝商朝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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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指的是以8个祭祀坑为主体的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遗址。有什么区别呢？文化是一定时间段内的某一群体创造的面貌相似的痕迹，而遗址则是所有在某一区域生活过的人类遗存，这个遗存可能前后差异较大，时间跨度也久远得多。
举个例子，二里头文化是夏朝中晚期的文化，但是二里头遗址却有上至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下至商朝甚至秦汉时期的不同遗存。
同样，三星堆遗址也按先后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宝墩文化（时间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至夏朝），第二阶段是三星堆文化（时间约相当于商朝至周初），第三阶段则是十二桥文化（时间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
由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陶盉，而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之间，所以三星堆不会早于公元前1680年。三星堆祭祀坑含碳标本测年则晚到殷末周初，所以，三星堆的时空范围就在夏末到周初。
三星堆8个祭祀坑出现前后，正是三星堆文化的兴盛之时，这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体。而祭祀坑出现之前，成都平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断裂，当华夏各地的部落方国向青铜为代表的国家文明渐次过渡时，成都平原的过渡却非常突兀，三星堆并非直接从宝墩文化发展而来，这预示着有外来群体的加入和推动。
事实上，传世史书中往往将古蜀和夏朝建立联系。《史记》曾记载“禹兴于西羌”，《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大禹生于蜀、长于蜀，夏朝的桑蚕业源自蜀地”的说法，让我们不禁疑惑：莫非夏人的祖源地是在蜀地？
其实，大禹事迹在蜀地广泛传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如《史记》所言大禹的确生于蜀、长于蜀，第二种可能则是夏朝灭亡后夏遗民迁居蜀地，并将大禹的传说也带了进来。
而考古发现，印证了第二种可能。
首先，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浙江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分别出土了桑蚕丝残留物，年代距今5000年，早于三星堆4号坑发现的丝绸残留物。
其次，三星堆出土了二里头四期的牙璋，众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夏朝灭亡后，牙璋作为夏部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随着夏遗民向四方的扩散流传到了各地。
但，整个殷商时期牙璋都步入了衰落，商王朝甚至将流传下来的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唯独在三星堆发现的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出现了铜牙璋和牙璋形金箔。更重要的是，牙璋成为了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第三，目前与大禹和夏后氏有关的考古学遗存均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已被公认为夏朝中晚期文化，而夏文化的前身新砦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也都在中原地区。
所以，无论是绝对年代的先后顺序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并影响了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文化衍生了夏文化。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三星堆本身。
三星堆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像，发型都只有两种：一种是辫发（头发编成辫子），另一种则是笄发（头发盘在脑后）。笄发青铜人像均为掌管祭祀的神职人员。
青铜人像中有4位戴着黄金面罩，他们两个笄发，两个辫发，数量相等。黄金比青铜还要稀有，辫发者能与笄发者共享此等尊荣，表明辫发者并不从属于神职人员，合理的解释是辫发者掌握着世俗权力（即王权）。
发型、服饰往往是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物，而三星堆这种独特的权力构成和源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祭祀重器，都在告诉我们，蜀地土著居民和夏朝灭亡后迁徙入蜀的夏遗民共同创造了三星堆文化。
独一无二的青铜纵目面具，正是本土加外来融合碰撞的产物，两颊上的榫孔表明，青铜纵目面具在祭祀时是组装在神庙柱状建筑上的，这或许是神权和世俗权力妥协的结果。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化中还闪现着夏遗民对殷商的“愤恨”。
甲骨文中“蜀”字的写法有20多种，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带有“目”字，与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纵目铜像吻合，这也就意味着甲骨文中屡屡出现的“伐蜀”、“至蜀”，所征讨的对象，正是三星堆人。
远在西南的三星堆，对深处中原腹地的殷商王朝而言并不具备威胁，两者间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是源自三星堆中的夏遗民因素。事实上，在商汤灭夏后，也的确曾下令“一勿遗”（不放过一个）。
三星堆文化中虽然发现了明显来自殷商的尊和罍，但唯独不见代表殷商祭祀重器的鼎，三星堆人执拗地使用夏文化传承的牙璋作重器，这种差异凸显的也是夏商间的“世仇”。所以，当周武王号召诸侯共伐殷商时，排在第二位的盟军就是“蜀”。
也正是在商周鼎革的历史节点后，三星堆人废弃了位于广汉市的都邑，整体迁徙到了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此后，考古工作者在金沙遗址发掘了与三星堆遗址高度雷同的象牙、青铜人像、金面具和玉璋。碳十四测定，三星堆和金沙为前后继承关系。
所不同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仅剩辫发者。这意味着，经历了商末周初的战争后，三星堆群体发生了变化，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的神权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世俗权力成为唯一最高统治者。昔日与殷商对抗的蜀，被纳入为西周治下的方国，中华文明多元归一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