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吃食还在，家乡却不再是故乡

Answer 1

文：沈川

蒸几笼“推浆齐”，热几壶米酒，再来些下酒菜，亲朋好友围坐在柴火灶前喝酒聊天，这曾是赣南客家人旧日里抹不掉的记忆。

这种早年被统称为“糍粑”的吃食，色泽金黄，弹牙爽口，带着天然草木灰的清香，在食物短缺的年代，大家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做。制作时，需要一家老小齐心协力，大人推磨，孩子加料，开吃之前便有上座的长辈借着谐音，将它叫做“推浆齐（糍）”，使这种食物有了“全家齐心”的寓意。

随着上一辈的人老去，年轻人外出定居不再归乡，“推浆齐”也换了个洋气的名字——“磨斋”，名字背后的含义也逐渐没人在乎了。

磨斋的制作繁琐复杂：把俗称“吊茄子树”的树枝去皮，放在锅里加水熬汤，再用稻草或黄豆杆烧成的灰，与汤水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过滤，待过滤好的琥珀色“灰水”冷却后，便把梗米放进去浸泡——这米也有讲究，须选不好吃的梗米，不然做好的磨斋会很粘牙，没有韧性。

泡好的梗米要在一家人的合作下用石磨碾成米浆，再把米浆倒入柴火大锅，小火煨上，慢慢用锅铲翻动、挤压，米浆熬干了水分，人湿透了衣衫。粘稠的米糊捞起来，放在大簸箕里，抹些山茶油，搓揉成韧性十足的长条，或做成形似饺子“剂子”的形状，再包上馅儿。

竹蒸笼底儿上垫些稻草，搓（包）好的磨斋放在上面，蒸上半小时，掀开盖子，一股别样的香味便直扑鼻尖儿。小时候，磨斋一出锅，我便吵着要吃，不管多烫，拿着坐在门槛上，将它在两只手中不停地倒来倒去，鼓腮吹气，舍不得放下。

磨斋的馅儿，常是萝卜、冬笋、咸菜等做的，一口下去，绵软脆嫩，夹着四季的味道。我家喜辣，馅儿里便夹着不少红黄的朝天椒，几个吃下去，咧嘴流涎，额头冒汗，但嘴绝不肯停止咀嚼。

搓成长条形的磨斋，则是切片切块，蘸酱水吃，或炒或下汤。朝天椒、蒜蓉、葱花、酱油、芝麻香油作底，开水一冲，各种香味一点一点散在空气当中。磨斋蘸上酱水入口，先是酱油的咸香夹着草木灰的香气涌入鼻腔，紧接着辣椒蒜蓉香油的味道接踵而至，挤满口腔，待各种味道揉合在一起，反而让嘴里感到甜丝丝的。

若是要烹炒做汤，就去田地里捡嫩的菜花，掐尖放进汤里或者炒着吃，菜花的翠绿清香，配上磨斋的粉黄劲道，色香味俱全。

除逢年过节之外，母亲有时也会在春雨时节做磨斋。连绵的雨水让人无法下田，便会有相熟的人来找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就会有人提议做磨斋。母亲会热些自酿的米酒，几人边喝边准备原料，我时常蹲在灶前，拿着吹火筒和火钳帮母亲看火，一边津津有味地听女人们东家长西家短，一边听着窗外雨水滴答滴答的声音。有时听着听着，就倚着灶前面睡着了，等母亲叫醒我的时候，热气腾腾的磨斋已经出笼了。

家里家外，母亲从未停下过劳作的身影，像是一头被生活蒙上了眼睛的驴子，只会沿着生活给的路线不停地绕着磨盘转圈。做村支书的父亲常常深夜才回来，迷迷糊糊中我能听见开锁的声音，老旧的木门“吱呀”被推开。

倘若隔着门就闻到了磨斋的味道，父亲会嚷嚷着喊母亲：“嗯？今天怎么做了推浆齐？又浪费一天！起来帮我热一下！”

若换作平日，这么晚还被喊起来干活，累了一天的母亲肯定会恼火，一顿争吵是少不了的，但偏偏在热磨斋这件事情上，不管多晚，母亲都会一声不吭地从床上爬起来给父亲准备好，然后披着衣服坐在父亲旁边待他吃完、收拾干净了才再次去睡。

有时我因为被父亲吵醒而作恼，让母亲别这么惯着父亲，她总是笑着嗔怪我：“你细伢子管这么多干嘛。”

这其中的原因，后来我才知道。

父亲小时候，祖父母闹离婚，祖父在别的镇上教书，带着几个孩子不回家，祖母一气之下也带着几个子女回了娘家，唯独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年幼的父亲没办法照顾自己，只能跟着他的祖母。太祖母非常抠门，不喜欢家里凭空添了张嘴，集体按人头分给父亲的口粮经常被她藏起来，每天只给我父亲一顿饭吃。我父亲那时常常躺在路边一动不动，因为一动就犯晕，村里人看着他脖子细得用手掐一下就能断的样子，都觉得他迟早会被饿死。

有一年村里粮食丰收，生产队破天荒做了一些“推浆齐”庆祝。年幼的父亲趁大人不注意，偷了便跑，在回家的路上吃了一些，留了几个准备当作晚餐，没想到一回家，磨斋便被太祖母夺走了。

父亲问：“奶奶，这是我的夜饭，我晚上恰什么？”

太祖母说：“快睡吧，睡着了就不饿。”

中午吃的那顿磨斋是父亲那几年中唯一吃的一顿饱饭，从此以后，饥饿记忆便让他对推浆齐有了独特的 情感 。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总是一脸苦涩：“我小时候没有得着父母的爱，多少次差点饿死，你伯伯叔叔们待遇比我好多了，几个兄弟我命最苦。”

几年后，祖父母和解，父亲才得以重新吃上饱饭。但祖母不擅长做小吃，父亲馋磨斋了，只能遇见谁家做的时候，找个理由去“打秋风”。

这种状况，直到母亲出现在父亲的生活中时，才得以改变。

我外公在生产队里饱受队长欺负，他把原因归结于家里没有“吃公粮”的，尽管父亲高中毕业后只是村里的小会计，但外公还是相中了他，托媒人说亲。祖父是老师，子女中好几个都是吃公家饭的，自视甚高，心里不同意这门亲事，但不想拂了媒人的面子，便答应带父亲上门看看。

外公为了表现看重这门亲事，把家里积攒了多年的梗米拿出来做了磨斋招待，父亲跟着祖父在客厅与外公聊天，我母亲则在马路对面的厨房里帮衬外婆。中午吃饭的时候，祖父觉得这道磨斋好吃，便夸我母亲：“你做的推浆齐，怕是炉迳村第一了。”——都说这家的女儿勤劳能干，百闻不如一见，祖父点了头，没过多久，我母亲就过门了。

但其实，那时我母亲还根本不会做磨斋，娘家的各种小吃，平日里都是外婆做的。我父母第一次“会面”的那天，坐在客厅里的父亲只是远远瞧见母亲在卖力地搓揉着米糊，并不知道大部分工序都是由外婆完成的——那天我母亲只是闲不下来，顺手帮外婆比划了几下，偏巧就被父亲看到了。

好在母亲嫁过来后，家里粮食紧张，祖母管得严，她也没机会捣腾这些小吃。直到几年之后分田到户，粮食开始有了结余，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

母亲专门回娘家向外婆求教怎么做磨斋，但是父亲依旧对相亲时尝到的味道念念不忘。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说：“你妈这么多年手艺还是没有长进，你外婆做的推浆齐好吃多了，只可惜现在你外婆也不常做了，做了也不会托人送过来了。”

每每这时，母亲就任由父亲唠叨，笑笑不说话。我却认为，母亲做磨斋的手艺已经是青出于蓝了。

我初中时，母亲坐骨神经痛总不见好，父亲换届落选赋闲在家，外公患肝癌卧床半年后含恨去世。家里经济压力徒增，父亲为了省钱，常去农田里捡田螺回来，结果有次别人刚在田里洒过呋喃丹，他吃得农药中毒卧床休养。见女儿女婿两个大人都倒下了，外婆便来照顾我们，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

我第一次吃到外婆做的磨斋的时候，有些失望，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口感粗糙，浓浓的稻草味糅杂着许多的原材料味道，让我觉得口味单调，但父母却赞不绝口。后来随着年龄渐长，我逐渐明白了品尝食物的要领，也理解了那些超出食物之外的意义，便开始喜欢上外婆做的磨斋了。

每年春节，久未相逢的亲人聚在一桌，热闹地吃一顿外婆做的磨斋，成了我家的“保留节目”，只可惜这样的其乐融融并未持续多久。

2015年那次，是我最后一次吃外婆做的磨斋。春节后我去看外婆，进了熟悉的老房子客厅里，发现黑漆漆的，没有任何烟火气，喊了一声“外婆”，也没有声响。我以为外婆去舅舅家了，正想问隔壁邻居，她突然拄着拐，摇摇晃晃地从马路对面厨房出来了：“乖崽，你来看外婆了。”

外婆的脸色蜡黄，步履蹒跚，那两年听母亲断断续续说过，她身体不太好，又怕子女心里有想法，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去一趟医院，身体每况愈下。

见我带着妻儿来看她，外婆很开心，拉着我一直聊旧时候的事。快到午饭时，我起身向外婆告别——外婆年老力衰，一个寡居，所以饭也不烧了，轮流去几个舅舅家吃，时间一长，兄弟姐妹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关系也日渐生分，最后形同陌路。来之前母亲就叮嘱我，快到午饭的时候就回家，最好不要去舅舅家吃饭。

“你这细伢子，哪能来外婆家饭都不吃就走！”外婆急了，起身拉住我，“我听说你回来了，知道你爱吃推浆齐，材料早就准备好了。”

外婆给我做磨斋的时候，小舅舅过来给外婆送饭，我让小舅舅留下来一起，小舅舅说有事，先走了。他走后，外婆叹了一口气，颤颤巍巍地说：“现在各家有各家的事，很难聚在一起了，过年一起做推浆齐也是陈年旧事了。”

午饭之后，外婆端了些零食坐在院子晒着太阳，继续和我聊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空气开始变得通黄，隐隐夹杂起了柴火味——四周的人家已经生火烧饭了。外婆用手撑着身子，斜靠着竹椅上，眯着眼，歪头安静地看着我儿子在晒谷场与别的小朋友打闹，微微笑着，脸上的皱纹像是萝卜干挤成了一堆。

“外婆，要不我回去了，天黑了。”太阳已收尽了光线，我身上渐渐起了凉意，也该走了。

“再坐一会儿呀，啊？”外婆发出近乎哀求的声音，“最近几年你们都没有回家，好久没有看见你们，我老了，能看一次就少一次了。现在路也好走了，反正你们也有车。”

外婆用力捶着自己的腿：“我老了没啥用了，这几年腿疼得厉害，看了几次也看不好，花了你舅舅他们不少钱，唉，老了老了，应该死了，活着也是受罪。”

我心头一酸：“外婆，我们明天带你去看一下吧。”

“你舅舅他们会带我去医院的。”外婆摇摇头，像是在说服自己，“还好我儿子生得多啊，不然这把老骨头早就堆埋在土里了。”

我想说些什么，但终究还是开不了口。我外婆一天三顿是有保障的，相比堂哥的外婆最后被儿子们不管不顾饿死在床上，她算得上“晚年幸福”。村里老人的幸福像是庄稼，留在地里的时间越长也就越廉价，秋天后一般熬不过入冬的寒潮，总归会无声无息湮没于土地。

春节后我和母亲回到杭州，几个月后的一个周六早上，我迷迷糊糊中听见母亲在打电话，语气中带着哭腔，心里一慌，打了个激灵从床上爬了起来，刚出房门，妻子朝我轻声说道：“好像是关于外婆的事情。”

母亲伏桌子上抽泣：“你外婆去世了。”

年后，外婆身体加速垮掉，痛得睡不着觉，但不敢告诉舅舅们，只能向邻居老太太诉苦。到最后邻居看不下去了，才告诉了舅舅们。躺在医院病床上时，外婆已经油竭灯枯了，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舅舅们说：“把嫁出去的女儿叫回来吧。”

但舅舅们并没有按照外婆的意愿，通知我母亲。母亲知道外婆去世之后便着急回家，可还未出门，舅舅们就告知，外婆已经火化了，丧事一切从简，他们已经处理完回家了。母亲听后，脸色煞白，跌坐在沙发上掩面，久久不语。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发现水池里有很多挑好洗净的艾草。我问妻子这些艾草是用来干什么的，妻子说：“早上妈刚去菜场买的，说要做艾饺的。”

在母亲看来，浙江的艾饺是长得最像磨斋的一种食物，她想念家乡的食物时，偶尔会做些，但又不是特别喜欢吃，每次做好的时候，都会感叹：“这艾饺的味道虽然不错，但和推浆齐还是差得太远，也不够精致。”

那天上午做艾饺的时候，母亲一反常态，不让我们帮忙。下午的时候，母亲一个人坐在桌子旁，低头吃艾饺。

“妈，你中午不是吃过了饭嘛，这么快就饿了？”

母亲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推浆齐，还是你外婆做的好吃。”

有些缘分似乎是上天注定的，我妻子对磨斋也情有独钟。

结婚时，按照风俗，须在江西老家再办酒席。我和妻子回老家之前，父母特意问了我江浙一带的口味，尽管他们努力按照想象中的“江浙口味”烧菜，但我还是能明显能感觉出来妻子的不适。我想告诉父母，但妻子不让，她觉得没必要大惊小怪，过几天就能适应了：“我不要紧的，迟早要适应的，但是……”

我明白妻子的意思——我们能在杭州成家立业，妻舅帮了不少忙，我父母很感激，想趁这个机会好好招待一下妻子的娘家人。妻子本来有些担心两地的风俗和饮食习惯不一样，产生尴尬，让人意外的是，在母亲准备的众多食物中，那道磨斋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它赢得了妻子娘家人的偏爱。

婚礼结束后，妻子的娘家人便返回杭州了。那之后，妻子时常情绪低落，我以为她是因远离父母过年心里难受，便宽慰她：“过完年初二我们就回杭州了，很快的。”

妻子摇摇头：“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就有心理准备。”

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妻子才告诉我，办婚礼酒席的前一天，我们租车去市里接娘家人回村的时候，一路上，路面越来越坑洼，路两边也从砖瓦房慢慢变成了土墙围屋，大多数屋子年代久远，墙皮成片脱落，露出了里面泥土的本色，破破烂烂，高低不平，一眼望去毫无生机。

妻子的小姨看着车窗外，一时忘记了妻子也在后座，对我的小舅子说：“这地方真穷啊，经济水平连绍兴80年代都不如，你姐姐真傻，嫁到这种地方了，没钱没房子。现在你姐姐他们买的安置房连房产证都没有，也没钱装修，一屁股债，要是原房东耍赖，事情就很难搞了，帮都没人帮。”

因为当时拮据，我与妻子在绍兴买的是拆迁安置房，交易的时候没有房产证，只有双方签订的一纸合同，确实如妻子小姨所说，这为后来的过户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你以后找老婆可要找好哦，不然你爸妈压力大死了。”小姨叮嘱我的小舅子。

妻子在后座很是尴尬，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我明白妻子的处境，我俩经济压力不小，双方父母经济条件都很差，无力接济。平日里我们两人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提及这些话题。可这次被小姨无心“点破”，压力就像是开闸后的高压蒸汽，很难再关回去了。

母亲也察觉到了妻子的闷闷不乐，问我原因，我怕父母多想，便说是妻子水土不服。没想到母亲急了：“别人远嫁，怎么能连吃都吃不好？”她直接问起了儿媳妇：“老家的小吃特别多，我做些给你尝尝。”

母亲变着花样，把家乡的小吃都做了个遍，但我妻子最爱的还是推浆齐。母亲见儿媳妇爱吃，便做了许多磨斋，泡在“灰水”中存放着，待我们返杭时带上。

有一天，家里早餐没有了，我想去镇上买，被母亲拦住了，她觉得镇上的早餐不干净也没营养，边说边走：“我们不是还有成条的推浆齐嘛，我去菜园子里摘些菜花回来放汤吧，芳芳（我妻子）肯定爱吃。”

当母亲把热气腾腾的“汤磨斋”盛出来后，又按照妻子的口味撒上一把葱花，妻子尝了一口，赞道：“真香，看起来就让人非常有食欲！没想到推浆齐吃法不同，味道也不同。”

“好吃吧？”我戏谑道，“现在习惯了吧？”

“不过，普通的食材也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变成 美食 啊！”妻子似乎还想再说些啥，但母亲进来收拾碗筷了，她也就起身帮忙，把话收了回去。

妻子跃跃欲试，让母亲教她做磨斋，她倒也聪明，第一次做出来的磨斋，味道就很正宗，只可惜她对原材料有些过敏，第二天身上便起了荨麻疹——但吃却不过敏，试了几次依旧如此。母亲见状，便不让妻子参与制作原材料了，妻子只能帮忙往石磨里舀泡好的梗米，而我则替代了父亲推磨，母亲怕我累着，站在旁边，时不时帮忙推上一把。

这副场景，倒是应了“推浆齐”的寓意了。

再后来，妻子逐渐习惯了客家人的饮食口味，等母亲来杭州为我们带孩子，时间一长，她的厨艺便糅合了两地的长处。倒是妻子，常常念叨有时间得再回一趟江西，再尝尝客家人的小吃。

定居杭州之后，母亲做的磨斋我也不太容易能吃到了。这几年因为孩子小回老家不方便，又经常去海外出差，一直没有回老家过年。

随着年龄渐长，我似乎也有了某种思乡症，迷恋上了学习做家乡的各种小吃，时不时缠着母亲让她教我。但我始终学不会，为此浪费不少食材，母亲总是很无奈：“村里没有哪个年轻人像你一样老是想学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是想吃，回老家做给你吃便是了。”

“这是你的看家本领啊，我当然想学了，以后你年纪大了我可以做给你吃。”我说。

“要真是到了我做不动的那天，你们谁还会想着吃这些啊，城市里的小吃不更多？”母亲笑着摇摇头，“现在谁还会在自己家里做推浆齐？街上也能买到，还便宜。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面吧，多挣些钱，好好教育孩子，当好家，过好自己的日子，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你就不要去想了。”

今年春节，依旧诸事缠身，回家过年又成了泡影。父母本计划过完新年就来杭州带孙子，没想到因为疫情禁足。父母担心我们，又想孙子，时常与妻子视频，在家隔离办公的我忙于工作，一般就草草说几句，多数时候都是妻儿在与父母聊天。

前几日中午，我正在客厅里工作，母亲与我儿子视频，儿子想奶奶了，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我嫌吵，就躲进书房。过了一会儿，妻子拿着手机推门进来：“妈找你呢。”

我接过手机问：“妈，怎么啦，有啥事么？”

“能有啥事，你妈做了一些推浆齐，她想给你看看。”父亲端着碗，提溜着筷子在一旁插话道。

母亲把手机交给父亲，只见家里灶台上摆放着已经蒸好的磨斋，铁锅里的蒸笼还在咕嘟嘟地冒着蒸汽，那熟悉香味慢慢地透过屏幕钻进鼻腔。

“哎呀，好久没吃了，妈你做这么多，你俩能吃完么？”我说。

“我劝你妈别做这么多，你妈非要做这么多，说是要带给你们兄弟俩。”父亲停顿了一下，“这病毒什么时候能好还不知道呢，不然你两兄弟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该多好啊……”

视频里母亲没理会父亲的感慨，只是皱眉头咂了咂嘴：“味道还是差了点。”

“不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我很奇怪，“味道还能差？”

母亲笑了笑：“也许是我年纪大了，人老了连饭也做不好了。”

“也许是原材料的问题。”我宽慰母亲。

“可能是用电磨磨出来的浆粗了点，要是你们两兄弟在家，肯定用石磨，我和你爸老了，推不动石磨了。”

“没有的事，你妈在大城市待久了，灰销（山珍海味）吃多了，嘴变得刁起来了。”父亲端着碗又出现在镜头里面，“我吃还是挺好吃的，和以前的味道差不多。”

“放你的狗屁，我灰销能有你吃的多？你好吃懒做三十多年，什么好吃的没有吃过？”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在她眼中，父亲当了这么多年村官，对家里不管不顾，钱虽没挣着，酒肉可没少吃，还把身体都搞坏了，对此平日里她没少唠叨。

“你在杭州待久了，口味有变化了。”父亲一脸的不忿，端起灶台上的米酒抿了一口。

“还喝！你不是说只喝一口吗？你不要命了？”母亲一把夺过来了。父亲“三高”，平日母亲不让他喝酒的，父亲只好看着母亲，一脸的无奈。

年老的父母，在家里逐渐换了角色，我忍不住大笑。母亲也笑了，有些不好意思。

“你奶奶也很爱吃推浆齐，以前过年过节做了，总是会给你奶奶送点。”父亲又开始感慨。

“你看看你老爷子（爸爸），有点好事就想着你奶奶！”母亲说罢，停顿了一下，瞄了父亲一眼，“还真是小时候越是得不到父母关爱的，长大了越是孝顺！”

父亲望着母亲手上的酒碗，吸了一口气：“赶紧吃吧，别说那么多，过年后他们（我的伯伯叔叔们）就要把她送回老家的。”

县城医疗条件好，祖父祖母退休后便一直在那里居住，由儿子们轮流照顾。我随口议论道：“奶奶现在身体这么差，动不动生病住院，现在回老家好像不好吧，出事情谁负责？”

“这是上一辈的事情，你别管那么多，你们兄弟俩别像他们就行！”父亲叹了口气，“这些年关系越来越差，也不齐心了，现在要照顾你奶奶了，矛盾更多，互相推脱，各有各的借口！”

我本来还有些话想说，但犹豫了一会儿，没敢说出口——这些年，伯伯叔叔们总是互相看不起，钱多的看不起没钱的，上过大学的看不起农村的，他们早就忘了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

“（祖父母）能带孩子、能干活的时候就让住县城，现在动不了了，就往老家送——他们的书都读到狗身上去了，你奶奶压根就不想回来，唉。”母亲愤愤不平，对父亲说，“你弟弟他们太自私了，上过大学的，顶你爸班的，没一个孝顺、团结兄弟的，话倒是说得很漂亮。”

父亲沉默了，蹲在灶前往里面添了几根柴，低头用吹火筒往灶里吹火，用力过猛，被灶灰呛了，不停咳嗽。见他没有回应，母亲觉得没劲，也不说话了，顺手把手机靠墙放好，摄像头对着他们。

我看着父母在灶前像往日一般，默不作声地吃着寻常的一顿饭，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锅里的水汩汩跳动，蒸汽挣扎着从蒸笼里逃出来。儿时的场景一点一点在我眼前重启，我想，让父母多在老家多待一段时间也好，也许在一餐一饭的咀嚼和吞咽中，被我和哥哥剥离的“家”，会一点一点回到他们心里。在外的我们，生活与老家早就有了分水岭，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了。

唯一遗憾的是，我奉为佳肴的磨斋，儿子却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见我有些失落，妻子总是笑我：“你书看了那么多，但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他从小在杭州长大，肯定更偏爱杭帮菜一些。”

妻子的话没错，父亲的故乡是我的故乡，而我的故乡却不是儿子的故乡，有些东西早就变了。

一个月后，杭州解封，我与妻子结束居家办公，又让母亲冒着风险来杭州帮忙带孩子。来杭州前，我一直叮嘱母亲，能不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带好自己的衣服就可以了。母亲满口答应，但我从杭州东站接上她时，发现行李箱重得我一个人根本抬不上楼。回到家打开前，我特意称了它一下，接近70斤了——这么重的箱子，也不知道母亲一个人是如何从老家拎到杭州。

打开箱子，里面是冰冻好的10只鸡和许多的磨斋。母亲总是认为养鸡场的饲料鸡没有山里散养的鸡有营养，每次回老家都要带许多只给我们，但吃的时候她却从不动筷子：“你们多吃一些，我在老家吃了不少，再说年纪大了，也吸收不了，省得浪费。”怎么劝也没用。

而这些磨斋，自然也是母亲为我们带的。

“本来推浆齐用灰水泡着带来的，但进火车站时拦着不让进，今年疫情管得特别严，怎么求情都没用，只好把灰水倒掉了——可惜了，没灰水，全都裂了，味道会差许多。”母亲蹲在地上，叹了一口气，看着开裂的磨斋很是懊恼，“今年的推浆齐，看样子，你又吃不上了。”

题图：g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