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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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在路上总能碰见一辆不知道哪个学校的校车与我们同行一小段，估计是新开的，以前并没有见过。这车的样子有点像房车，黄黄的颜色就跟常在美国片里能看见的那种一样，车后窗玻璃上还写着几个大字“当指示牌伸出时注意停车”，记得美国片里面那校车也是有个大大的红色标牌，上面写着STOP。只是咱这种校车没有美国片里面的那么宽大，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虎实。

配备这种仿美式校车的多半是那些私立学校，你上学掏的钱多，自然就给相应的服务。至于公立的中小学有没有配备校车的不太清楚，反正我是没听说过。现在天朝小学、初中的学生除却少部分能力强悍的可以自己上学外，就要么是家长开车打车护送，要么是住得临近的组团拼车上学，搞得家长孩子都很幸苦。

这让我想起其实在我读小学、中学时就是有校车的，家长根本不操心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问题。只不过我们坐的这种校车不是学校，而是各单位自己开的。但我觉得凡是按“双规”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以接送学生的上下学为目的班车，也都可以称之为校车吧。这种形式的所谓校车，要是用空前绝后来形容显然有些夸张，不过也确实曾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很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与特色，现在估计在朝鲜还能这样干吧。

大概是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由于改革春风吹满地，神州处处样样新，人们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也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反正涪陵城里渐渐就兴起了各单位用自己的车来接送本单位的孩子上下学之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商品房一说，职工的住房基本都由各单位自建，所以大家上班办公、居家生活都在一院之内集中，而涪陵城又不大，主要的几所中小学通过一条路线差不多就能串联，统一接送起来倒是比较方便。

在开通校车以前，涪陵城里没有像样的市内公交车，地形所限也无法骑车，我们都是步行上学。冬天的早上天亮得晚，黑漆漆的路上最早出现的人群就是要上学的中小学生们，大家各自背着书包在橙黄幽暗的路灯下默默的快速穿行，很少有人说话，四下一片寂静，只有鞋底蹭着地面发出的嚓嚓声。那时候大街上每个路灯或是电线杆子靠近顶部的地方还统一挂着个广播音箱，每天早上第一个节目是播放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高悬半空的音箱里先是传出一阵噼噼啪啪的电流声，然后轻快的音乐流淌出来，在大街上和各个角落弥漫飘荡，唤醒这座寂静的小城。我们就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伴着这充满希望的乐曲声疾步奔向学校。嗯，回想起来，这PMM（这也敏感次！）的歌声的确是从小听到大的啊。

我家所在的涪陵科委职工人数不多，加上下属的科技情报所，院子里从高中到小学上学的孩子拢共也就十多个。自从别的单位陆续开始用车接送学生上下学，科委感觉自己不能落后，也开始筹划琢磨这事儿。毕竟，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嘛。

但是当时科委的车辆条件有限，我记得只有一辆苏联产的蓝灰色伏尔加牌轿车，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另外就是一辆涂着墨绿颜色大脑袋的北京130小卡车。轿车和吉普装这么多孩子不现实，怎么办呢，那干脆就用卡车送吧。这真是个大胆的决定，充分体现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时代精神！

那辆北京130的驾驶楼是两排座，加上司机大概最多能坐六、七个人，剩下的孩子咋办？就通过梯子爬上后面本是用来拉货的开敞车箱，车厢里面两侧的围栏下有两排木质的硬座可以坐。要是坐满了，便只有站着。这当然是个很危险的办法，那时也只有公审宣判大会后载着罪犯游街的卡车上才能看见这么多人在车厢上面站着。只不过他们是被五花大绑着，还有武警战士从背后给“搀扶”着，而我们则是独自凭栏，把脸临风。车一开，胸前烂了尾的红领巾就被风吹起，横扫着脖颈，弄得一阵痒痒。

想象中的危险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有一回，一位比我们大一些，长得挺漂亮但总是一副严肃表情的高中小姐姐，在攀爬后车厢刚爬到一半的时候车就猛然启动了……这位小姐姐一失手，“啊哟哟！”一声惊叫后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站在车厢上的人看到后赶紧使劲拍打前面驾驶楼的铁皮把车叫停，大家下车查看伤情。还好那时的人普遍皮实耐用，也还好没摔着危险的后脑勺，看起来摔了也就摔了，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跌在地上擦破了她那漂亮的黑色健美裤，受了些皮肉伤。大家赶紧把只能靠单腿支撑身体蹦跳着前进的小姐姐搀扶着送到驾驶楼里就座，护送回家。从那之后这位小姐姐几乎就再也没来坐过车。小姐姐后来还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之后又嫁韩国去了，但这一跤估计也是她所无法忘记的回忆。

大概也因此，那俩北京130货车闯祸没多久，单位就买了一辆新车来当校车。这是一辆20座左右的华西牌小客车，车身修长，刷着白底蓝色横条纹的漆。车前脸中间的标志我记得很清楚，是一枚竖着的金色银杏叶，底部叶柄的两侧是两个字母H、X。挡风玻璃的下方位置有两个小的繁体汉字“华西”。这辆车基本陪伴了我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的整个学生阶段。对我来讲，它真算得是劳苦功高的老伙计。当然，同样应该感谢的还有一直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师傅——何司机。这车买来第一年暑假时还带着单位的孩子们一起去长江下游的鬼城丰都游玩过。那一趟的旅途不近，县道公路颠簸不平，我那时又总爱晕车，一时没忍住，吐得稀里哗啦，肚子里的东西呈扇面形放射状全喷在了车身外崭新的漆面上，异常醒目。还好，回程的时候坐的是船，就松快多了，没有遭二茬罪。

虽然城里每个单位的位置不一样，但因为城市小，主要的学校就那么几个，所以这些校车停靠的站点都基本差不太多。科委的校车从单位出发后沿途要停靠六个站。

第一站是高笋塘，位置其实就在科委下面一点点，但是因为山城3D地形的原因，车子开出去后需要绕一个U字型的路线才能抵达那里。这不算是一个固定的站点，主要是接一些在科委外面住的子女，招手即停；

过了高笋塘后是一路的下坡到第二站：易家坝，附近的学校主要是涪九中和十四中。在从九中转学到五中前，我在这里上下了一年；

易家坝之后再是一路下坡到第三站：南门山，在这里下车的主要是城六校的孩子，这个车站基本就在学校门口，很是方便，我们校车司机的孩子就在这里上学；

从南门山到第四站酱园厂是一段平路，酱园厂上下的主要是城七校的孩子，也包括读小学时的我。我在这里下车后要爬一段几乎垂直的之字形坡梯，然后穿过一个幽深隐蔽的巷子，再爬一个坡度稍缓的66级台阶才能到学校；

酱园厂之后继续是一段平路到第五站：蔡家坡，这里是十五中的地盘。蔡家坡就如其名，是一个巨大的斜坡公路，沿斜坡一直下到底就是第六站，也是校车的终点站：涪陵五中。我的整个中学阶段基本就在这个站上下车。

早上，校车发车的地点在科委办公楼底楼的车库门口。那车库就在我家楼后面，只隔了一个不大的坝子，我家在四楼，从后阳台的窗户能清楚的看见那里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新鲜感，我们早早的就去车库门口等着单位的校车司机 ——长着灯般明亮大眼睛和鹰勾鼻子的何司机——来拉开车库的卷帘门。

消瘦的何司机爱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外套，腿很细长，但走起路来好像总是踱着鸭步，身体往两边轻微摇摆。他那串银色的车钥匙挂在腰后的皮带上面，闪闪发光，叮当作响。冬天有雾的时候，人还在雾里看不清，我们就已听见了他取钥匙的声音。对了，我那时一直觉得何司机伸手向后快速掀起西装的衣角，从腰间取钥匙的动作非常潇洒，和香港警匪片里阿sir们掏枪的动作没有两样。

车门一开，我们就迅速上车抢占各自的固定座位，我的固定座位是在最后一排靠左边窗户的那个地方。我选择坐在那里并不是不怕颠，只是因为我小学时喜欢的那个从新疆回来，梳着麻花辫，说一口普通话还会弹奏电子琴的美丽女孩的固定位置在倒数第二排，也就是我座位的前面。记得在《阿甘正传》里，珍妮大声对阿甘喊的是“RUN！”，而我的小女神留给我记忆的画面则是把手伸出车窗笑着对我夸张地比划“GUN！”，也就是竖起中指。哈哈。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无法预先知道属于你的那块是什么味道的。不过要是早早地晓得，也就索然无味了吧。

念到初一的时候，坐我前面的那个美丽女孩儿随父母离开涪陵去了省城成都。于是便没有了去抢固定座儿的动力。我有时候就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那里视野很好，还可以看何司机如何开车，研究他如何挂档摘挡，看他两只穿着笔挺裤子的大长腿是如何倒腾离合油门还有刹车的。何司机也经常扔过来一块暗红色的抹布，让我帮他擦去前挡风玻璃上的水汽——在冬天，这是我常干也极愿干的活儿，我总觉得这样的操作一定显得自己很成熟、懂事、潇洒。

后来，坐校车的兴奋感逐渐消失，我就不再那么积极的早早去车库门口等着，经常是听到何司机拉开车库卷帘门时发出的哗啦啦的声响之后才从家里出发——估计我的拖延症大概就是那时候培养的，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如果动作快，我就能在校车离开科委大门之前截住它。即使晚了一步截不住，也没有关系，我可以下到高笋塘站去等它。就像前面说的，这个站其实离得不远，只是因为地形坡度的关系，汽车需要沿着公路走一个U字型的大弯才能抵达，但人是可以从坡上的梯子步道直接跑下去的。体育老师诚不欺我，两点之间，真的是直线最近，因为哪怕车子跑得比我快，但一般我都到了，那车还远着呢。

在车上，从高中到小学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有，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除了坐在前面研究司机如何开车，大家一般就是看看街景或是做些无聊的事情。我做过比较无聊的事是小学快毕业时偶遇春夏之际的国内小气候，虽然几乎完全不明白原委，但是也赶着想方设法要凑凑热闹。我们很多同学一起依样画葫芦，在学校的时候用图画本剪裁了很多长方形小纸条，然后写些当年流行的字句就算制作完毕，最后做完装了满满一兜——记得那时连教室窗户上都被我们贴满了这样的纸片，远看就像北方过春节时在窗户上挂的吊钱儿。奇怪的是好像老师也并没有为此大发雷霆——然后中午放学回家坐车时，我就把这些纸片从车窗一路向外抛洒……现在想想，这么干除了严重破坏环境卫生不说，不明白的人看到从车里一路像雪片般飞扬而出的纸片也许还以为这是辆灵车呢——完全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呀。这一段可能交待得有些不清不楚，让人发蒙，但现在而今眼目下好像也只能如此，就这样吧。

涪陵城虽小，但是开校车的单位并不少，加上时间集中，所以在最重要的车站——涪五中，也就是我的中学门口，上下学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校车扎堆的情况。一时间各式校车像车展一样，五花八门，大大小小都有，非常热闹。它们一辆接一辆从高高的蔡家坡上开下来，到坡底这里按各自“双规”好的地方接上路边等待的学生们，然后绕过五中门口的那个小小的街心转盘，又从来时路爬上蔡家坡踏上归程。

这些车除了科委的以外还有教育学院的、农机校的、海陵厂的、烟厂的、工行的、农行的、医院的、劳动局的、环保局的、电子研究所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各个单位不一样的境况：最漂亮最高级的当属工商银行的那辆崭新白底红条的加长加高的大客，车型高大威猛，轮毂锃亮，气势非凡，坐在上面的同学居高临下，傲视众生，仿似坐在移动的钱柜上。这种感觉当然是我们的华西牌小客车所没有的。同时也有一些比较老旧的车，比如教育学院和海陵厂的校车，虽然也是大客，但破旧不堪，连外面的铁皮都锈破了，从五中爬上蔡家坡要嘶吼着费了牛劲外加屁股后面冒N股黑烟才上得去。也有的单位人太少，用的就是小车，比如劳动局的校车好像就是一台黑色的捷达。说起劳动局这车，我又想起一事儿：我初中的英语老师姜老师是劳动局长的夫人，有一次中午下课晚了赶不上回去的车，姜老师热情邀请我坐她们的车，姜老师人比较胖，那车又太小，同一排还坐了几个劳动局的同学，于是就挤得不得了，那回可真是把我给挤坏了，旁边坐的是姜老师，我也不好意思使劲往外挤，就在那儿憋着。这一路我算是真切的体验了一把人们常说的那些被做成罐头的沙丁鱼们的感受，至今难忘。

车子在学校接人的时候一般不会等人，都是人等车，车来了人上完就开走，毕竟谁也不知道哪个同学因为啥事儿会不来坐。嗯，其实最通常的缘由只是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时老师善意的说了一句：“那么我多讲两分钟哈……”。这样的后果就是下课后就算你拼命跑到车站，往往也只能气喘吁吁的张着嘴，眼巴巴地看着车子远去的背影无情地消失在蔡家坡上。我的学校在山脚下的长江边上，而我家则在快要到山顶的城市边缘，要走回去等于就要向上爬山穿过整个城区，不能坐车的话，走起来可就费劲了。这时我往往就有一种被大部队遗弃的失落感涌上心头。

如果不想走着回去，倒是可以想办法去蹭别的单位来的时间比较晚的车。当然，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叫“循环车”的私营小面包车可以坐。这种车因为是绕着圈儿跑固定线路，因而得名。车的颜色也类似北方的“面的”，黄桑桑的，收费是一人两元，无论坐到哪儿都是两块钱。这种车里面通常还备有几个脏兮兮的小马扎或是塑料凳，以便充分利用所有的空间来横七竖八的多坐几个人。这小面包坐满了估计能塞下十来个学生。满员之后，售票员同志往往就只能张开双臂抓扶着前后的椅子，弯着腰把头撑着车顶子，把后背和屁股紧贴在滑拉车门的窗户上，就那样张开双臂半蹲半站的努力保持平衡，头歪向一边，像蜘蛛人，又像受难的基督。

至于能否蹭上外单位的校车，主要还是看司机师傅们的脸色。有些司机就很严格，比方工商银行的那个司机，他有着老鹰一般敏锐的眼睛，外单位的学生一律不许上，想耍小聪明蒙混过关的连门都没有。然而有些师傅就比较豁达，你只要不事声张低调的上车，他也就像猫头鹰那样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见，或者有本来就坐那车的同学带你去蹭车时给他说一声，你打个招呼他也就点头默认了。我那时候蹭得比较多的是农机校的车，因为我要好的哥们就坐这车，他能带我上去，然后坐到高笋塘站下就行。

后来工商银行的校车换了司机，放松了监控，我也去蹭过几回。车里人很多，拥挤不堪，所以也没有体会出什么高级的感觉来，而且他们这车还没有高笋塘站，需要坐到比我们高一个山头的终点站然后再走下来，很是麻烦。呵呵，这真是有点白吃馒头嫌面黑，白给蹭车还嫌路远的意思。人嘛，总是不知足。

这种形式的校车存在的时间正是我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到后来商品房发展起来，大家分散居住，这种校车也就消失不见。由此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在我正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一直存在着。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由所谓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而且可能也只是在涪陵这样不大不小的城市——太大太小的城市受客观条件限制估计也很难开行——短暂的存在过一些年，之后这样的校车就慢慢远去，连同那些被我抛洒的纸片变成了新长征路边被遗忘的风景，gone with the wind。但有时候想想，这种兼而有之的中间状态不也是很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