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主要人物及结局：
1、王利发，裕泰茶馆的掌柜，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和他的处世哲学，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
只可惜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却始终无法抵御黑暗的旧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最后他安顿好家人，与多年结交的友人相互道别之后，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然后悬梁自尽——安然了结了一生。
2、常四爷，他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开始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的监狱。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
最后常四爷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地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头”，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悲愤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3、松二爷，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
4、秦仲义，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后出现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他年轻时血气方刚，态度傲慢，目空一切，甚至敢于同有权有势的庞太监作斗争。他有一个自认远大的理想，就是“实业救国”。
秦仲义天真地以为用经济竞争的手段就能战胜洋人，救国救民。但经过几十年的“实业”却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彻底破产。
晚年心如死灰的秦仲义到老年却悟出一个荒唐的“道理”：“有钱就应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千万不能干好事！”
扩展资料：
《茶馆》是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这些都通过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本剧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茶馆
王利发走投无路上吊自杀，常四爷则为整个旧时代提前抛撒了送丧的纸钱。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北京城内的茶馆先后相继关门，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王利发的老婆说“这是因为拴子的爸爸懂得改良的缘故”。王掌柜的改良只不过是为了在那黑暗的社会里能够生存下去罢了。
王利发为人善良而又自私，对人热情而又有点势利眼。他的处世态度是遵循他父亲传授的经验“讨人喜欢”、“多说好话”、“多请安”。他从不越轨，凭个人的本事生活下去。尽管如此，他仍然逃不脱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的魔掌，终于被迫上吊自杀了。裕泰茶馆在恶势力压迫下倒闭的前夕，王掌柜对秦仲义、常四爷说：“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后头……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做过缺德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给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王掌柜做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只盼望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可是在那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他终于只落得儿子逃跑”、“老婆想儿子想死”、自己上吊的下场。连吃窝头勉强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争到。茶馆也被人巧取豪夺了去。
常四爷出身旗人，是属于有“铁杆庄稼”的特权阶层的人物。但他为人正直、刚强，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对洋人洋货他看着不满，更不佩服吃洋饭的人。对清政府的腐败，他愤恨地说：“大清国要完了！”对穷苦人也有同情之心。他“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他因此被捕入狱，出狱后曾参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作战。清朝灭亡后，凭劳力吃饭老了卖花生米为生。他所爱的国家次次让他失望。他悲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最后，他为自己、也为整个旧时代提前抛撒了送丧的纸钱。
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在第一幕时，正值年富力强，刚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经营茶馆的生意，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我们在看第二幕中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作为商人，王利发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比如课文中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也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面前，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王利发尽管善于经营、善于改良，也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的却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事的小商人，最终也没有逃脱自己破产的命运，当茶馆被人霸占后，他悬梁自尽。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的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他揭露了旧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不合理。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常四爷
常四爷是旗人，在清朝时能吃官家钱粮。但他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说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监狱。出狱后曾参加义和团，后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课文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们不服软。当王利发正愁要关城门了，还没买菜时，是他送来了咸菜和鸡，第三幕中他还为松二爷化缘买棺材。但最后自己也穷困潦倒，拣来别人撒剩的纸钱，作为对自己将来的祭奠。他绝望地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秦仲义
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1．王利发
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在第一幕时，正值年富力强，刚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经营茶馆的生意，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我们在看第二幕中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作为商人，王利发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比如课文中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也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面前，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王利发尽管善于经营、善于改良，也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的却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事的小商人，最终也没有逃脱自己破产的命运，当茶馆被人霸占后，他悬梁自尽。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的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他揭露了旧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不合理。</PGN0293.TXT/PGN>
2．常四爷
常四爷是旗人，在清朝时能吃官家钱粮。但他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说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监狱。出狱后曾参加义和团，后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课文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们不服软。当王利发正愁要关城门了，还没买菜时，是他送来了咸菜和鸡，第三幕中他还为松二爷化缘买棺材。但最后自己也穷困潦倒，拣来别人撒剩的纸钱，作为对自己将来的祭奠。他绝望地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3．松二爷
他是旗人，胆小而懒散。清朝灭亡前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整日喝茶玩鸟。民国时期“铁杆庄稼”的待遇没有了，但又不愿自食其力，仍旧留恋过去的生活，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喂鸟。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4．刘麻子
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第一幕中他用十两银子买来康顺子，又以二百两银子卖给太监庞总管。课文中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茶馆·特殊的戏剧冲突——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
《茶馆》的“新尝试”还在于它所采用的特殊的戏剧冲突方式。剧中虽然集中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剧中人物仿佛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道必然地运行。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守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作者也没有过于追究他们个人品质的某种邪恶之处，老舍把矛盾的焦点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小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在第二幕中，李三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刘麻子、唐铁嘴等人也正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这种近乎“无事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
茶馆·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和巧妙的衔接与穿插
茶馆这一幕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个，这些人物没有特别突出的主次之分，每一个人的台词也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口中说着他们</PGN0294.TXT/PGN>自己的事情。比如松二爷的上场表现封建遗老的败落。刘麻子的出场表现地痞流氓的交易。就是起贯穿作用的王利发，也没有什么重场戏，只是在茶客的交往中表现自己。因此，该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横断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渐展开。
人物众多，分散的人物、分散的情节安排得环环相扣，关键是衔接得巧妙。在第二幕中每一个情节的发展既是单一的，又为下一个情节做铺垫。例如一开场李三向王利发的妻子抱怨工钱不长，可话越来越多，引出了王淑芬与王利发的口角。而李三抱怨的时候提到了要关城门可菜还没买，又给常四爷出场做铺垫。这样环环相扣，使每一个情节线索既清楚又连贯。
戏剧语言
作为戏剧理论家的老舍，和作为剧作家的老舍一样，均对我国戏剧事业作出过独特的贡献。老舍认为：“戏剧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小说与戏剧既重故事，更重人物。作者的眼光要老盯住书中人物，不因事而忘了人；事无大小，都是为人物服务的。”
戏剧的文学性还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老舍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是语言艺术理论家。他论戏剧的文章几乎每篇都讲到语言问题。他对戏剧语言的要求首先是性格化。戏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而不应该变成剧作者的广播员，这就是性格化。性格化对剧作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剧本属代言体，它不像小说那样有叙述人的语言，而只有人物语言。剧作家必须把他所要表现的全部生活内容转化为人物语言及其动作，这里讲的“生活内容”，包括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揭示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在“转化”时，人物语言必须符合说话者的身份、经历、地位、性别、年龄特征、个性习惯。老舍写北京市民，由于对人物了如指掌，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十分熟悉，所以通常只有寥寥数语，就让观众不仅了解说话者的身份，而且了解他当时的心态和环境，真所谓是“话到人到”，闻其声如见其人。
老舍对戏剧语言的第二个要求是通俗易懂，而又富有诗意。戏剧语言不能过分文雅。因为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细细去揣摹、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所以戏剧语言既要俗（通俗易懂）又要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老舍自己写的戏剧所用的几乎均是清浅明白、自然流畅的北京人日常语言。别人嫌弃“大白话”，他却“充分地信赖大白话，即使是去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地运用术语与名词”。当然，他运用“大白话”时，并非全部照抄，而是经过加工提炼，所以才显得念出来就能被听懂，同时又富有诗的魅力。
老舍对剧本语言的第三个要求是风趣幽默，尤其是喜剧语言。“必须有味道，令人越捉摸越有意思，越有趣”。可是这种生动风趣的语言，在舞台上很难遇到，当时人们只求说得对，而不太要求说得既对又精彩，既正确又风趣。
老舍论剧，虽然欠缺理论深度，有些内容也前后重复；但他能实话实 说、言之有物，这是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