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90岁的生日时,回到了家乡山东临清,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祝寿活动。面对家乡亲人,季羡林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抒发了对国家、对故乡美好的祝福。
面对后生两次欲落泪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官庄,1917年6岁时赴济南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46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创办了东语系。作为世界上极少数精通梵巴语、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虽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但在内心深处对家乡永远保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依恋。
在官庄,季先生还有几个亲属,都是他的晚辈。他们搀扶着老人步入老屋,在季先生的提议下,他与几位亲属共同祭拜祖先。季先生对母亲怀有深切的思念,6岁离别母亲,8年后回家,母亲已离开人世,从此再无缘相见。
在一篇散文中他引用“子欲孝而亲不在”,表达了缠绕自己终生的切肤之痛。而对家乡,季羡林先生的眷恋之情也溢于言表。他深情地回忆说:“早年我考上清华,家庭很困难,清平县(当时临清称清平)每年给考上大学的学生补助150元钱,没有那150元,我很难上完清华,对家乡我永远心存感激。”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多年来,季先生心系故土,为家乡孩子捐赠了数千册图书,并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盼望家乡多出人才。家乡人对季先生同样充满感激之情。季先生喜欢孩子,面对淳朴的农家孩子一口一个“老爷爷”、“太爷爷”,那一刻,季先生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我是一个农民,最欣赏的品质是忠诚
季羡林先生以其谦逊朴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仰慕。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始终以身为一个农民而自豪。他说:“今天这么多人为我举办生日庆祝活动,我非常激动,但我感到最大的是惭愧。我感觉自己这个人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今天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离国家、离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感到很惭愧。”
季先生说,他是农民出身,对庄稼、对下雨十分感兴趣。他说,坐火车来临清,一路上从河北看到山东,看到庄稼不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季羡林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冒着危险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他在学术上的真正冲刺却是在70岁之后。多年来的积累、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让他厚积薄发,才思泉涌。近年来,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季羡林文集》等。季羡林先生说,他做学问就像是农民耕作,一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而连续写出700多万字的著作,也的确创造出了学术界的奇迹。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专程携新片《芬芳誓言》来临清为季羡林先生祝寿,老人看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之处,概括起来就是:忠诚。电影《芬芳誓言》中主人公有句话说得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忠诚。“我之所以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忠诚于我们的山东、忠诚于我们家乡临清。”
活到老学到老,季羡林先生的目标是活到120岁。季羡林先生思维敏捷、身体很好,许多人打听他有什么长寿秘诀。他的回答是:“我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他说,所谓“不锻炼”并不是反对体育锻炼,而是反对除了锻炼外什么也不做。人还是应当多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让思维永远不僵化。
季羡林先生功成名就,是不是就此开始颐养天年了呢?季羡林先生说:“大家出于对我关心,感觉90岁年纪已经很老了。但现在中国人的寿命比从前已经增加了一倍,我的计算是,70岁算中年,90岁算老年。这么算的话,我不过初入老境。我感觉活到95岁不成问题,99岁的百寿也不成问题,再进一步,108岁我看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和老朋友臧克家在一起。最近见他,他说要活到120岁,我说,我要是活到120岁,你就是126岁。他比我还大6岁。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目标是活到120岁。”
老人话声刚落,众人掌声笑声一片。季羡林先生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延长是好事,但应该怎么个活法?他现在仍然可以每天工作8小时。他有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要活一天,就应该干一天工作,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为人第一,学问第二”
近年来,出于利益驱使,许多盗版商大肆盗印名家著作。季羡林先生的很多著作也成为盗版商瞄准的目标。说到盗版这个话题,老人一向慈祥的脸上露出几分凝重。他说:“市场上盗我的书的太多。有人给我做过一个大体统计,市场上我的盗版书大约有100万册,主要是散文。这不光侵害了作者的劳动成果,也损害了读者合法利益。读者要睁大慧眼,辨清真伪,不要给盗版书商任何可乘之机。”
季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他认为,东方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他自豪地说,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申奥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季先生说,他自己终生从事教育,没干别的事情。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倡的就是“为人”,为人第一。所谓“道德文章”,当然要先讲道德,然后讲文章,这是基础。为人第一,学问第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做好这篇“道德文章”,把“忠诚”的道德核心发扬光大。
六岁离家去求学
六岁以前,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季羡林先生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六岁离家,季羡林先生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从那时起,季羡林先生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
季羡林先生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先生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先生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季羡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季羡林先生当时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报了很差的正谊中学。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羡林先生翻译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他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先生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一下课,他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他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先生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叔父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季羡林先生说:“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十点钟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初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季羡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一九二九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季羡林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灵感来自勤奋
一九三○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了清华,因为,季羡林想,清华出国机会多,他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所有的课程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季羡林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季羡林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九二四年,季羡林清华毕业。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季羡林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从一九三七年起,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季羡林的留学生活结束时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那时到现在,季羡林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
季羡林说,他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季羡林也有“第×职业”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七折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700到800元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300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元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300多元钱的原因。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60多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这样,他手头虽只剩300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做后备军。
50年前的雨衣仍在穿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4时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500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雨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50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他的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
##附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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