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守靖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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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留学，参加革命，边守靖，字洁清，直隶省静海县大瓦子头镇人。出身于望族，祖父边余庵是清朝五品知府同知，父亲边仲三是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叔父边锡三是乙酉科拔贡。家业兴盛时，有良田近30顷。幼年丧父，母亲身体欠佳，被叔父家收养，抚如己出，婶母断亲生女儿的奶而哺乳之。天资聪颖，幼小能文，祖父极为钟爱，叔父更视如掌上明珠，亲自教以诗书，弱冠即考中秀才。彼时学堂已开，旋即送他到天津市中学读书，后考入师范。他刻苦用功，成绩优良，考试均列前茅，学校颇器重之。适朝廷招考公费留日学生，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渡日后攻文科。当时留日学生中，有许多人接受了革命思想，痛恨清朝政府之腐败无能，立志革命。他虽然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出于爱国之心，也倾向革命，经人介绍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作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边毕业回国后，任保定师范学堂教习，直至武昌起义。

参与省政，兴利除弊。民国成立后，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体制，中央组成国会，各省成立省议会，各县成立县议会为立法机关。民国元年选举直隶省临时议会议长时，胡源汇当选为议长，边守靖以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身份当选为副议长。民国2年正式成立省议会，边守靖被选为议长。边氏当选议长后，锐意维新，邀集一部分志同道合的议员商讨，经过博采众议，将当时需要办理的事情拟成十大议案，交议员大会审议。这十大议案虽未能够全部实施，但也办了一部分。各县议会遵照省命宣传鼓动，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启发民智、广开言路、除旧创新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参与反对非法行为，维护国家主权。民国5年天津法租界当局擅自违约，扩占租界区域，将老西开一部分划入租界区。这事引起津埠人民强烈反对，纷纷向省政当局及省议会请愿，请求维护国家主权，向法方交涉，退还强占土地。边守靖对法人的无理扩张十分愤慨，除作为民众代表向法领事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外，还多次向民众讲演，慷慨陈词，有时声泪俱下，更激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广大民众义愤填膺，敌忾同仇，纷纷上街游行，谴责强权，舆论报纸也大力声援，气势浩大，轰动津门。经过多次的斗争，法方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被迫让了步。

连任议长，权势日隆。民国成立后，边守靖连选连任后，名声日隆，省中要人及津埠绅商多慕其名，与之结交，达官贵人的豪华生活逐渐影响了他。民国7年曹锐任直隶省长。曹、边不久即结为金兰兄弟。省中要政，多经边氏裁断，人员更动，边某无不与闻。边大显身手，竭尽才智为之筹划，谋而多中，甚获曹锟之欢心，被曹锟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高等顾问，继而又被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聘为高等顾问。边既已权势炙手，原租赁之平房宅邸已不适用，于是在英租界小孟庄墙子河边购买地皮，建筑了一所数十间楼房的豪华公馆，又买了新式汽车，家中听差护卫随手转，仆妇丫环一大群。曹氏兄弟及当权官僚又为了捧场，知其祖父母灵柩尚在停厝，遂倡议出殡荣及先人。边的家乡临子牙河，旧桥已破朽，边募捐建了新桥，请华世奎写了“崇喜桥”的匾额，建桥余款在镇之东南隅建了一所西式房子，亭台花榭，风景宜人。边为了与家中联系方便，还特地由天津至静海县大瓦子头镇架设了一条长途电话线。

投资工商，兴办纱厂。边守靖投资工商，兴办纱厂。曹、边财官两旺，但边仍不满足，他与曹锐说：“趁着我们有权有势的时候，想方设法创办个新式企业，建个新兴工厂，对国家可以换回点利权，对个人也立个根基。”于是，两厂合并，除原有资金外又招新股。曹、边广为号召，于是有一些官僚巨富认了股，边守靖作为发起人之一也认了股。纱厂规模扩大，购买机器扩建新厂房，易名恒源纱厂。

攀龙附凤，主办贿选。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势力达到高峰。曹锟为拢络部属，即拟定王承斌接替曹锐为直隶督理兼省长。边守靖作为选举主办人，为了运动国会议员投赞成票，边守靖各处奔走弄来了贿款。筹款后，边守靖拉拢联络国会议员，在议长吴景濂赞助下达成贿选交易。曹锟贿选，边守靖无论在出谋划策或筹集款项及拉拢议员等方面，均卖了大气力。曹锟为了酬谢其功，在登位之前，曾在保定光园召开会议，议定边守靖为交通总长。然而，边守靖费尽心机，四处奔走营谋，结果不仅名利未获，还落了个总统贿选主办人的不光彩的名声。

连任议长，运筹谋划。由民国元年至民国16年，直隶首脑一职几经易人，但省议会议长一直是边守靖。他为人灵活，因人而异，因势而谋，所以虽派系更迭，而他主直隶议会连续16年之久并无变化，这在军阀混战时期是罕见的事情。民国11年，曹锐不愿辞省长，经边守靖计议，予曹锐以荣耀辞职，并另任高等职务，才得曹锐的顺从。曹锐虽辞了省长，但改任直鲁豫三省矿务督办，还算满意，亦知边之情。边就是这样运筹谋划，两头落好。

奉系军阀李景林督办直隶后，也与边结为深交，李为了保护边的安全，出入常同乘一辆汽车，令卫士荷枪立车之两旁，并派督署卫队到边的宅邸为之守卫。褚玉璞督直时，也与边相交厚，褚之参谋长张冠武、秘书长钱守鼎对边颇为尊重，常以“边四爷”呼之。褚玉璞采纳边的治理直隶河道的建议，成立直隶省治河筹备处，以边守靖兼治河督办，并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拨了一部分专款作为费用，这在军阀混战时期是不易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见褚对边之器重。

息影八年，专营企业。北伐成功，北京改称北平，将原直隶省所属之天津与北平分别成立特别市直接隶属中央，同时，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取消原直隶省议会，因而边守靖也随着省议会的裁撤而下台。从此，他息影津门，不问政治，一心经营工商企业图谋生计，由官僚政客变为工商企业资本家。他所出资经营的工商业较多，除恒源纺织厂外，还有信记银号、稻香村食品店、西服店、酱园、铁厂、浴池等。

应聘出山，襄助政务。民国24年，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奉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筹组县参议会的选举。因边守靖曾任省议会议长多年，遂请边出来组织冀察选举县参议会筹备处，任边为处长，张璧为副处长。嗣后，又因边曾督办过直隶治河事务，又由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函请行政院，聘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民国25年，张自忠任天津市长，邀边任职，籍资臂助。但边不愿任实职，遂请其任市政府首席参事。民国26年，他曾陪同张自忠赴日本访问。

芦沟桥事变后，宋哲元离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任边守靖代理市长。当时有记者访边守靖，边氏云：“本人暂负秘书长职务，维持秩序再等后命。”数天以后，中国守军奉令撤离，天津沦陷。坚守气节，不当汉奸。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当时想组织河北省及天津市伪政权，请边守靖、高凌爵分别主持河北省政及天津市政，遭到边的拒绝。日方多次向边施加压力，威胁利诱，促任伪职，但均遭边的辞绝，实在纠缠不清时，就装病搪塞。

日伪统治天津为时8年，边守靖在此期间一心经营工商企业，绝口不问政事。边氏每天到自己经营的信记银号处理业务，很少他往，间或到老友家中坐坐，时间也很短暂，对已任伪职的友人，仅通庆吊，政治上决无联系。边只有一次因其表弟王吏清生活无着，屡次求见，请边为其推荐工作，给当时天津伪市长温世珍写了一封推荐信。

等待解放，弃旧图新。日本投降后，边守靖又在天津河东增开了一个银号，自任董事长。当时，国民党派来的市长张廷谔，曾是边的老部下老朋友，但他与张并无联系，仍是专心致志于工商业。1946年，将恒源纺织厂由信孚收回自管，与同仁苦心经营，扭亏为盈。他对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专横跋扈、贪赃枉法深为不满，但又对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的渐渐缩小感到日恐忧虑，认为如果局势这样发展下去，自己的前途是危险的。东北解放后，天津的达官显宦、巨贾大商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人离津南下。边守靖也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举棋不定。后来得到共产党有关城市政策宣传材料，看了后才改变想法，他说：“共产党如成功了，将是执政大党，定的政策就得实行，决不会失信，自食诺言。还是留下为上，不必出走。”并劝恒源纺织厂的总经理、曹锐的孙子曹郁文也留下。曹不以为然，还是溜走了，于是边就兼任了恒源的总经理。

天津解放之初，边虽然知道了我党的一些政策，但仍是将信将疑，心中惴惴。后见闾阎不惊，工商如故，才慢慢安下心来。周恩来总理去津时，曾召见他并设便宴，勉励他好好经营，要相信党的政策，为恢复经济做点贡献，这使边极为感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对他也不断帮助启发。党安排了他为市政协常委，又选为工商联副主委，后又被任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津分会副主委，协助主委黄火青处理日常事务。共产党的信任，使他非常感激，更加努力工作。

恒源纺织厂遵循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公私合营，并且是天津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的第一家，获得了模范厂的光荣称号，为旧工业改造作出示范。边守靖于1954年病故，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许多领导参加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