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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理论的丛林
--一个文献综述
李怡罗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430060）
摘要：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国内外的学者逐渐关注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对产业集群开始展开新一轮的讨论，并将其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主要代表学派有：新兴古典经济学、现代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战略管理、经济社会学和东方管理学。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区域配置理论，它对我国的产业集群现象同样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权威的产业集群理论都以制造业位研究对象，对其他产业或行业是否适用，还需进一步修正。
关键词：产业集群；东方管理；社会网络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对产业集群研究的高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形成了"产业集群理论丛林"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区位理论、经济社会学、东方管理学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产业集群进行过研究，得出大量新的结论。为了有助于后来学者下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对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并探讨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方向。
一、各学科体系对产业集群的研究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1，1993）等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分工作为一个角点均衡的产生和演进过程，并系统建立了依托于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模型结论为：（1）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都非常低，经济的动态均衡是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都非常大，经济的动态均衡是完全专业化分工；中间情形下，即当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既不是非常大或非常小，劳动分工将逐渐演进。（2）劳动分工的演进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时，收入增长率将上升，当分工的潜力耗尽时收入增长率就下降。（3）伴随分工的演进，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都将上升。杨小凯利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解释了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过程，他认为，产业空间集聚能够实现企业报酬递增而不是收益递增。实际上，企业集聚必然导致产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专为化工则要求交易的频率增加。在市场竞争中进行的产品交易，交易的频率增加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但在一些竞争力强的新产业区内，由于地理上接近的专业化企业之间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使信任基础得以建立，导致监督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协作竞争能力增强。
（二）、区位理论中对产业集群的解释
区位理论，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空间选择和空间分布规律的理论，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区位理论和新古典区位理论（陈文福，2004）。古典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是冯·杜能（VonThunen）、阿尔弗雷德·韦伯(A1fredWeber)、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和A．廖什(A．Losch)。新古典区位理论的形成是以1956年艾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和1968年贝克曼《区位论》的出版为标志，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时新的学科--区域经济学才真正成立。新古典区位理论，或者说区域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还要研究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
现代区位论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与古典区位论有较大的差异，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从总体上看，现代区位论主要是沿着宏观区域研究和微观区位决策两个方面发展。新古典区位论代表拉伯（Labber）和蒂斯（Thisse,Jacques-Francois）等学者利用拓扑网络构建区位模型，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哈克密（Hakimi,1964）用拓扑网络方法证明了劳恩哈特的结果，称为哈克密原理（HakimiTheorem）。该原理指出，网络点集含有一个最小区位点，包括两个特征：第一，含有优区位的点集是有限的；第二，当这些点集是市场区、原料地或节点时，从这些点集中找出优区位点的效果很显着。在微观方面，蒂斯（Jacqnes-FrancoisThisse,1987）指出，收益独立于决策成本时，最优区位不会随着需求变化而变化。收益的这种独立性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价格是外生的；二是企业承担了所有的运输成本；三是生产过程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同质性。
（三）、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观点
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学上的一些重要理论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只有落实到空间才能得到实证，于是他们试图将经济地理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带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利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建立Geography的垄断竞争模型、萨缪尔森的"冰山"原理（即任何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以及后来的博弈论和计算机技术等分析工具，提出新经济地理学学科。其代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格鲁格曼（Paul.Krugman）、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藤田（MasahisaFujita）和伦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维纳布尔斯（AnthonyJ.Venables）。
新经济地理学不同于经济地理学表现在：在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处理、外部性、非市场交易等方面。它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原因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新经济地理学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假设前提，以数学建模为工具，研究区域产业集聚、经济集聚和贸易活动等问题，形成了一些相关理论：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理论、外部经济和产业集中理论、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理论、复杂性理论等。此外，新经济地理学建立的数学模型包括：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动态多区域模型，维纳布尔斯(AnthonyJ.Venables)的国际专业化模型，蒲格(Puga)和维纳布尔斯的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的区域专业化模型等。
保罗·格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中心-外围"模型中假设：在一个国家，包括两各地区：东部和西部；生产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生产品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规模经济，形成了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数学函数的推导，得出一个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而另一个地区成为农业外围，这种模式取决于较大的规模经济，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在支出中较大的份额这三者的某种结合。他还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分析了制造业区域由最初均衡布局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的原因。
克鲁格曼认为，特殊的、偶然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例如，1895年一个居住在乔治亚小城镇道尔顿的小女孩作了一个植毛床罩作为婚礼的礼物，引发了道尔顿成为美国地毯之都。克鲁格曼还认为，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在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这其中积累循环因果关系（缪尔达尔，MyrdalG,1944）发挥了作用。克鲁格曼说："企业选择那些容易进入市场的区域进行生产，而市场又倾向于许多企业选择生产的区域。"
我国南京大学商学院梁琦教授（2003），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产业集中的原因包括：历史和偶然事件的影响、累计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预期作用。梁琦教授还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沿用克鲁格曼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计量方法，对中国的制造业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影响产业集聚的七大要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外在性、地方需求、产品需求化、市场观联合贸易成本）。梁琦教授的研究是国内产业集聚理论的重大突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梁琦都是以制造业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对信息产业的实证分析还是空白。
（四）、管理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
在管理学领域中，对地理或地点的研究不受重视，在此方面的文献很少，仅有战略管理专家、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在其竞争力经济学中有提到。波特教授是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1983年曾由里根总统任命，加入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波特认为："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是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Porter特别强调产业集聚对一定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他对产业集群的定义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又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公会等）。"地理的集中可以使产业集群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一个国家要提高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国内创造最有生气、最富有挑战性的创新环境，建立地区内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政府机构结成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网络，推动产业聚集，减少企业成本，增强创新能力。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可以看作是增长极理论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结合形态，对知识经济增长极理论起了奠基的作用。韩、美等国的学者把发达国家出现的新产业区理论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问题，使这一理论涵盖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关系。
（五）、经济社会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相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级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斯梅尔塞，Smelser）。具体地说，就是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相互作用。1985年格兰若维特（Granovetter.M.）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这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国内外新社会经济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论述主要观点如下：
1、西方新社会经济学者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网络理论开始研究新兴工业区的蓬勃发展、小公司网络的形成等等，产生了一些影响巨大的理论成果。例如，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M.）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商业群体"(businessgroups)的概念，是指"在正式或非正式基础上形成的企业联合"。斯维德伯格(Swedberg,1997)指出,"商业群体"这个概念是经济社会学提出的最有前景的概念。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M.）还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并认为，现实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是自足的、可脱离社会背景和环境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受到行为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使得现实的很多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同于标准的经济理论所做出的预测。社会关系渗透于各个企业间，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行动者一样受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定。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间的交往和联系并不是通过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而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二是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也常常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取代。企业间在合作时不仅是纯"趋利"行为，更多的是采用的非正式关系，如：互派董事、企业领导人之间存在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由于长期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等都会促进企业间的合作行为。
另一为社会学家巴特（R.Burt，1992）年在一本着作中提出的"结构洞"(structureholes)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体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这就是结构洞。新经济社会学者主张把结构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因素结合起来思考。
法国社会学家皮诶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80）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JamesS.Coleman）于对社会资本重新进行了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结果形成的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Putnam）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学者都认为网络、规则（Norms）或文化、互惠、信任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为产业集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视。
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AnnaLeeSaxenian教授长期追踪研究美国旧金山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区的高科技发展，指出硅谷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网络式组织，而128公路则保持了美国大公司的科层体系自称王国的文化将（Chandler,1977），所以，硅谷与128公路同时兴起却能在高科技产业快速变动环境中独占鳌头（Saxenian，1994）。Samenian分析了这两个集群地区交流方式的差别：早期工程师和各类技术专家经常在硅谷的"货车轮"饮料店聚会和交流本行话题；类似的"绿洲"在128号公路地区毫无踪影，唯有压抑的大公司等级氛围。她把产业区看作是"关系网络而非原子型企业的集合，涉及项目导向型的适应性生产模式"；"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和熟练工人群体可以迅速组合在一起。他们为一个项目而结合起来，在好莱坞是一部影片，在硅谷是一个新企业。这个系统充满灵活性和适应性，关于新市场、新技术的信息迅速流动着"。然而，90年代后期,128号公路地区复苏,重建了软件和互联网产业,成为软件、医疗和金融三大服务产业的胜地，由此她又提出了为什么128号公路区能够克服失败、重新前进的原因。
2、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学者慕继丰、冯宗宪、李国平(2001)使用的企业网络概念在本质上类似产业集群，并认为企业网络是指一批具有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某些地理区域的集中。认为企业网络是许多相互关联的公司或企业及各类机构为解决共同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发展共同体。企业网络包括三类相互联系、持续互动的组织：（1）某类相似或相关的企业;（2）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3）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大学。企业网络从三个方面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区域内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影响创新的方向和进程，从而影响区域内企业未来的生产率；促进新企业和企业新组织相识的诞生。
台湾大学地理系的徐进钰教授、元智大学资讯社会学所的罗家德教授也使用社会资本和网络的理论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罗家德教授使用人际关系网络方法对美国硅谷和128公路进项比较研究，并按Saxenian的集体效率观点进一步指出网络具有竞争优势，一方面网络式组织组成的产业环境（或交易系统）具有知识快速扩散的优势。罗家德教授还对高科技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台商在选择区位的时候，除了考虑市场、行政便利、交通等因素外，还考虑一个重要因素：投资地是否有一个健全的产业网络。外资对当地产业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外包网络，亦即向后、向前连接；二是技术网络。
大陆学者聂鸣、梅丽霞、鲁莹，以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为对象，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从规范、网络与信任、知识流动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导致班加罗尔软件集群成功的社会资本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是根治于班加罗尔的公共物品，正是其他地方难以模仿的。
（六）、东方管理学派的产业集群理论
以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已有近30年的历史，该理论是建立在儒、释、道等诸家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方管理理论和近代中国管理实践所提出的管理学理论。苏教授经过50年的研究、实践，总结出管理学的精髓："人为为人"。"人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人为"，指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狭义的"人为"，指道德水平发展成熟的个体表现出来的符合社会期望、有助于自我发展和组织利益的各种行为。"为人"指具有"人为"表现的个体的各种鼓励、帮助、关心、激励他人的行为。"人为"与"为人"具有辩证关系，互相转化并且互相联系。"人为为人"的文化基础与保证条件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国外学者将其称为"三为"思想，或者"S"（Su）理论、"O"（Oriental）理论，它是管理学科的新概念、新发展。
上个世纪90年代，东方管理学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逐渐提出三学、四治、八论的学科体系。三学，是指华商管理学、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四治，是指治国、治家、治生、治身；八论，是指人德论、人缘论、人为论、人心论、人谋论、人才论、人道论、人本论。
东方管理学派认为，在研究任何一个产业或任何一个部门经济的发展规律时，首先要着眼于研究本产业、本部门的特殊规律，致力于怎样将本产业部门搞好，但更要研究本产业、本部门与其他产业及部门的联系，研究如何与他产业互为支持、协同发展以使整个产业系统协调发展。"人为为人"是指导产业集群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最终落脚点，构成产业集群理论基础之一。
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也主要以西方理论为主。东方管理学派则认为，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形成了自己的集群区位理论--风水学。风水学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集哲学、生态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学、经济学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2004年9月9日，由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国际易学联合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人民大会党开幕，这是新中国建国历来第一个关于风水文化的高峰论坛。古老的风水学说不仅可以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也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人类经济活动空间布局问题。"了解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正是风水学说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指导，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要与自然协调、平衡，最终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几点结论
（一）"产业集群理论丛林"主要以西方理论和流派为主，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区域配置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样，它所揭示的规律对我国目前的产业集群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理论，而我国目前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上具有共性，决定了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适合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背景的。换句话说，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社会经济学等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必然会在我国信息产业集群运行和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国还处于改革的初期，缺乏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这些结论和观点，正好用于学习和借鉴，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缩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的时间。
（二）无论是现代古典区位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反映的是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促进了钢铁、化工、机械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韦伯在杜能的农业区论的基础上，将工业区位因素除运输距离外，再加入了劳动力因素和集聚因素。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努力改善交通条件、降低运输成本，会使得制造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更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总之，迄今为止，产业集群相关理论还主要以分析制造业布局为主。那么，制造业产业集群理论是否具有一般性呢？我们说，不同的产业，或者即使属于同一产业但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经济技术特点，因此在空间布局要求和指向上也大不相同。例如：信息经济使许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几乎不受运输成本的限制，这对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提出了挑战。
（三）21世纪初，产业集群理论取得长足发展，但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例如：在区位论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由于不能被引入模型，仍然被看作是外生的，因而无法利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说明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变化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样，这些方面都是新经济地理学和其他学派区位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载于《世界管理论坛20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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