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举我国古代文学家“穷而后工”的例子，并以此写一篇演讲稿

Answer 1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欧阳修则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钟嵘“托诗以怨”说、韩愈“不平则鸣”说的深入发展。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作。
以上例子，都是诗人、文人、政客在穷途末路时、人生低潮时迸发的才识。
鲁迅翻译的书名《文学，苦闷的象征》，都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诗人的不幸，是文学的大幸！

Answer 2

就是从唐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穷而后工”的影子。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大家所熟知“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而这实际上又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理论是极为相似的。 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源头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有人认为应当将“发愤著书”说与“穷而后工”说区别对待。[7]但笔者认为“穷而后工”与“发愤著书”还是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的，“发愤”的前提在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痛苦的人生遭遇。这难道不是“穷”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发愤著书”是有意为之；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式的创作无意一些，自然一些，但同样也不可否认这里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0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