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电影《喜莲》是描写乡村女人脱贫致富的故事，似乎不错。但这并不就是《喜莲》，甚至不是其主要的特色。看片时：人们很快被那位带着浓郁东北乡土气息的、泼辣、贤淑时而又显得柔弱的喜莲抓住了。这是近期银幕少见的现象。许多银幕人物与我们无关，那些出没于江湖、游走于商场，那些华贵的、空虚的、性感的，谈吐着“文化”又散发着痞气的人物，让我们无动于衷，而喜莲却不然。《喜莲》是长影导演孙沙“乡村女人三部曲”中的人物之一。据说，拍“三部曲”并非有意为之，自《九香》、《红月亮》、《喜莲》拍下来，便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同样以当代农村为背景，同样以女人命运为焦点，奏响了一曲深沉的中国劳动妇女奉献、自尊、自立的颂歌。《九香》沉郁执著，《红月亮》忧愤慷慨，到《喜莲》则迸发出一股活泼豁达之气。孙沙痛感浮躁、急功近利造成当前某些影片与广大观众的疏离，他注重电影的民族精神，他追求返璞归真的境界，认为没有实感和真情就没有电影。而在广袤的乡村与细小的家庭，透过古老生活方式的更新，他洞悉了生活的阴影，也找到了人的质朴与温馨的栖地。喜莲形象的鲜活在于她毫无雕饰。孙沙心目中的喜莲女人味十足又风风火火，于慧的表演可以说出色地传达了角色这种气质。出嫁的喜莲，不时撩开红盖头左顾右盼，后来索性把红盖头当围巾系在脖子上，她的不安分，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而穿着大棉袄和泥抹墙，背着瞎婆婆从西院跑到东院，又显示了喜莲的质朴与柔顺。同村姚二虎偷牛被拘留，她想到自己也想到了命运相同的乡亲们，由此启发她下决心改变活法，带领全村人苦干脱贫。农民的脱贫致富，不但是物质生活条件改造和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更新和精神解放的过程。《喜莲》并没有低估这个过程的艰巨性。只不过它主要着眼于女主人公对习惯势力的抗争及其精神上的成长，而且以轻喜剧的方式降低了喜莲与丈夫冲突的灼热程度，这样一来，似乎反倒更贴近生活，更能真实衬托喜莲的心气与眼界。喜莲属于那种敏于接受新事物、较少自私心的农村新人。生活视野闭塞时，她不乏善良与颖悟；一旦良知被唤起，踏上自立之途，她坚韧而通达，又不会丧失女性的温柔与同情心。时代造就了喜莲，是改革风潮把她推到了生活的前列。意识到经济独立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同时以开阔的襟怀寻求与公众共同富裕之路，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喜莲的形象肯定会给人们许多宝贵的启迪。流畅、洗练的叙事，已成孙沙电影的一个特色。旁白的妙用，有助于剖示主人公的心迹，从语言风味上也加重了影片的乡村感和地域感。几组人物关系中，喜莲与婆婆（婆婆因喜莲抓中药治疗由失明而复明，尚可推敲）、与妯娌、与村民的关系，着墨不多，恰到好处。喜莲与丈夫的交流与碰撞，世德摆村长架子那憨态可掬的居高临下，喜莲不乏柔情与依恋又不乏自主与坚决，无疑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杨青这个角色的设置，也应说是颇具匠心的一笔。作为世德原先的对象，杨青旧情未了，夹在喜莲与世德之间，形成某种尴尬的局面。这本容易落套的“三角”模式，在《喜莲》中处理得比较自然，杨青介入与离走，不仅成为故事进展与转折的重要情节点，而且从侧面增添了男女主人公情感纠葛的波折。问题是喜莲与世德之间精神隔阂的修复，应当说，影片的收束还是过于匆忙，直至结尾观众在心理上并未完全认同男女主人公达成谅解和重燃爱意。情感与人性的丰富而有深度的揭示，仍然是当前银幕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乡村女人三部曲”的人情表现，《红月亮》显得更有力度，《九香》和《喜莲》稍嫌拘谨。缺乏激情的写实往往归于平淡。尽管孙沙的东方式含蓄在总体上是可取的，但看片之后，我仍有“功亏一篑”之感，由衷希望这类题材和格调的影片有更大胆的笔触、更强烈的心灵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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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4-26
《喜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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