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契柯夫小说的一个问题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契柯夫的文章，记得是叫《宝贝儿》，但在网上找不到原文。讲得是一个女人，只有爱一个人才能活下去，一旦爱上一个人，那个人的生命就会填充她的生命，她会一点一点了解和她爱的人有关的一切，一旦爱的人变了，以前的就都不算数了，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一样，又有了新的关心的事，以往的都成了无足轻重的。
这篇小说好像不是短篇，挺长的，我看的翻译名称确实是宝贝儿，但是是不是其他不是这样翻就不清楚了。希望哪位博学多才的帮我把全文贴上来，或给我一个链接网址
万分感谢！！！
宝贝儿
奥莲卡，退休的八等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房子前面的台阶上想心事。苍蝇飞来飞去，天气闷热。不过，等一会儿就黑了，一想到这，心里也就静下来了。黑色的雨云从东边压过来，股股潮气不时地从那边飘来。
“季沃利”露天游艺场的老板库金，站在院子当中，仰望天空。他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租了一间厢房。
“又要下啦！”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啦！天天下雨，天天下个不停，简直是成心捣乱！逼得你上吊投河！要你倾家荡产！每天都要赔上一大笔钱啊！”他双手一拍，接着对奥莲卡说：
“您瞧瞧，奥莉加·谢苗诺芙娜，这就是我们过的日子。真想大哭一场！你工作尽力竭力，谋事费尽心机，夜里睡不着觉，挖空心思想怎样才能搞得好些，可是落个什么呢？一方面，观众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粗人。我给他们演最出色的小歌剧、神话剧，请来了顶刮刮的歌唱家，可是他们果真要看这种戏吗？他们难道看得懂这种戏？他们要看低级粗俗的表演！他们只配看低级庸俗的东西！另一方面，你看看这天气；几乎每天晚上都下雨。自从5月10号开始就没完没了地下，接着，整个5月份和6月份都这么下，真是要命！观众不来，可租金我还得照付。演员的工资我能不给吗？”
第二天傍晚，乌云四合，库金狂笑着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下吧！下得游艺场都淹了，把我也淹死得了吧！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让演员们到法院告我去好了！法院又能怎么样？干脆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好了！干脆把我送上断头台好了！哈，哈，哈！”
第三天依然如此……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这些话，有时候泪水夺眶而出。库金的不幸终于感动了她，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两鬓的头发向后梳，用细柔的男高音说话，他一说话便把嘴巴一撇，总是挂着一副灰心丧气的脸相，然而他终于在她心中唤起了真情。她总要爱一个什么人，她不能没有这种爱。从前，她爱自己亲爱的爸爸，现在爸爸病了，坐在黑洞洞的房间的一把扶手椅上，呼吸困难；她爱过她的姨妈，早先姨妈每两年从勃良斯克来一次；更早一些还是上初中时，她爱过她的法语老师。
奥莲卡，她是个文静、温厚、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柔，身体非常健康。看到她那丰腴绯红的面孔，那长着一颗黑痣的柔嫩白净的脖子，那听到什么开心事脸上就绽开的天真无邪的笑容，男人们都认为她的确是个好姑娘……流露出爱慕的表情，而女人们在谈话中间会情不自禁地抓住她的手，满怀喜悦的激情叫着：
“宝贝儿！”
她从出生那天起就住着的，并且在遗嘱里已写明归她名下的房子，座落在市郊的茨冈镇，离“季沃利”游艺场不远。每天晚上和夜间，她总能听到游艺场里的音乐声，鞭炮的噼啪声。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自己的命运搏斗，在向他的头号敌人——冷漠的观众发起攻击。她的心里乐融融的，睡意一丁点也没有了。清早他回家的时候，她在自己卧室里轻轻敲打小窗子，隔着窗帘只露出面孔和一个肩膀，朝他亲切地微笑……
库金向奥莲卡求婚，于是他们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等他仔细看清她那脖子和丰腴结实的肩的时候，双手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是幸福的，但是办婚事那天，白天到黑夜，雨落个不停，所以灰心失望的表情就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脸。婚后他们生活美满。她坐在他的售票室里，照料着游艺场里的各种杂务：记帐啦，发放工资啦，她那绯红的面庞，妩媚可亲，天真烂漫，精神焕发的笑容，一忽儿出现在售票处的小窗口，一忽儿在后台，在饮食部。她常常对自己的朋友说，世界上最好的、最重要的、最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戏剧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享受，也只有通过戏剧的陶冶，人们的精神才能得到升华。
“难道观众懂得这个吗？”她说道，“观众只要看下流的表演！昨天晚上我们上演《反浮士德》，包厢几乎全都空着，要是我和万涅奇卡演出低级庸俗的戏，那你睡吧，戏院准得满座。明天我和万涅奇卡打算上演《地狱里的奥菲欧》，请您赏光。”无论库金对于戏剧和演员有什么议论，她要鹦鹉学舌照学一遍。她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讨厌他们对艺术漠不关心和愚昧无知。她干预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督乐师的行为，一旦本地报纸对演出戏剧有什么不好的报导，她先是大哭一场，然后到编辑部去辩解。
演员们都喜欢她，管她叫“我的万涅奇卡”或者“宝贝儿”；她也同情他们，借给他们为数不多的钱，如果偶尔有人骗了她，她只是暗自流泪罢了，从不跑去告诉丈夫。
冬季他们也过得很好。他们把城里的一座剧院包租下来，租了一个冬天，再把剧院短期转租给小俄罗斯的巡回演出团，或者魔术团，或者当地的业余演出团体。奥莲卡胖了，高高兴兴、容光焕发；而库金消瘦，脸色发黄，虽然整个冬季生意不算很差，但他还是抱怨亏损太大。夜里他咳嗽，于是她给他喝复盆子煮的水和椴花茶，用花露水给他擦身，用自己柔软的大披巾把他包得严严实实的。
“哎，我的宝贝，”她抿平他的头发，十分真挚地说，“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
大斋期间，他到莫斯科去聘戏班子，可是奥莲卡，没有库金，睡不着觉了，一直坐在窗口仰望星空。在这段日子里，她总是自己比做老母鸡，那日子，就如同公鸡不在窝里，老母鸡也是整夜睡不着，惊慌不安似的。库金耽搁在莫斯科回不来，写信告诉她，要到复活节才能回家。每次信里都安排了几件有关“季沃利”的事。但是，在复活节前一星期的星期一，已经很晚了，突然传来恶狠狠的敲门声，有人像敲桶子似的：莲，莲，莲！睡眼惺松的女厨工光着脚，拍哒拍哒地踏着水洼子去开门。
“请开门！”有一个男人在门外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话，“您的电报！”
从前奥莲卡也收到过丈夫打来的电报，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封电报却叫她心里怦怦直跳，她双手哆嗦地拆开了电报，看到了下面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聚逝死拟周二殡葬盼之复。”
“逝死”，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字眼“之”字，电报上就是这么写着的；落款的是轻歌剧团的导演。
“我的宝贝呀！”奥莲卡嚎啕大哭起来，“万涅奇卡我的好人哪！我亲爱的！我为什么要遇上你？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又爱上你哟！你把你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苦命的奥莲卡撇给谁啊？……”
星期二库金安葬了，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公墓；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踏进自己的房间，一头扑到床上，放声痛哭，声音响得街上和隔壁院子里都听得见。
“宝贝儿！”女邻居们划着十字说，“宝贝儿，奥莉加·谢苗诺芙娜，亲爱的，太可怜了！”
3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回家，戴着重孝，凄凄切切。恰巧有个人也从教堂回家，和她同路并肩走，那是巴列依奇·普斯托瓦洛夫。他头戴草帽，身穿白坎肩，坎肩上系着一条金表链，不像买卖人，看上去倒更像地主。
“在劫难逃啊，奥莉加· 谢苗诺芙娜，”他庄重地说道，声音中含着同情，“我们的亲人中如果有谁去世了，那就是上帝的旨意，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应当节制自己，这都是命啊！”
他陪奥莲卡走到院门口，说了声再见就继续往前走了。从此以后，他那庄重的声音整天在她耳旁缭绕，一闭眼他那把黑胡子就会在眼前出现。她已经爱上了他。看来她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事后不久，有一位她不太熟的老婆婆到她家来喝咖啡，刚在桌旁坐下，马上谈起普斯托瓦洛夫来，说他人好，稳重，姑娘都盯着嫁给他。3天之后，普斯托瓦洛夫亲自登门造访；他只坐了一会儿，大约是10分钟吧，话讲得也不多，但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爱得如此之深，以致于坐卧不安，整夜睡不着觉，好像打摆子，第二天一大早，她打发人去请那位老太婆来。她的婚事很快谈妥，紧接着就结了婚。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生活过得美满。通常他在木材行呆到吃午饭，饭后出外办生意上的事，下午奥莲卡就接替他坐在帐房里，记帐，发货，一直到傍晚。
“如今木材涨价，每年要涨百分之二十，”她对顾客和老朋友们说，“真想不到！早先我们经营本地木材，如今，瓦西奇卡每年得上莫吉廖夫省去采购木材了。运费太高啊！”她出于惊惧，用双手捂上脸说道，“运费太高啊！”
她觉得自己做木材生意似乎已经很久很久了，她觉得生活当中最重要、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似乎就是木材：方木、圆木、薄板、铺板、杂木、板条、厚板、板皮等等的字眼儿，她听起来倍感亲切。夜里她睡下后，梦见的也是木板和薄板堆积如山，一队队长得望不见尽头的运货马车拉着木材运向城外远处；她还梦见那些12俄尺长、5俄寸宽的原木竖起来，像士兵打仗似的向木材行进军，圆木、方木、板条互相碰撞，发出了干木料的轰响声，全部摔倒在地上，又都竖立起来，重重叠叠；奥莲卡在梦中惊叫，普斯托洛夫温存地对她说：
“奥莲卡，亲爱的，你怎么啦？划个十字吧！”
丈夫怎么想，她也就怎么想。夫唱妇随。倘若他认为房间里太热，或者现在生意清淡，那末，她也认为是这样。她的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活动，连过节也呆在家里，她也就足不出户。“您怎么整天整天地要么呆在家里，要么呆在帐房间里？”熟人们说，“宝贝儿，您也该去看看戏，看看马戏杂技。”
“我和瓦西奇卡哪有闲工夫去看戏，”她郑重其事地回答道，“我们是干活的人，我们顾不上那些闲事。再说，看戏有什么好处？”
每逢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一道去做晚祷，节日去做早弥撒。他们从教堂出来，肩并肩走回家，那样子亲切感人，浑身幽香，她的绸衣裳发出悦耳的声音；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子酱，吃馅饼。每天中午，那甜菜汤、炸羊肉、烤鸭，遇到斋戒日那鱼，香喷喷的味道散发到院子里和门外大路上，使路过他家门口的人无不馋涎欲滴。帐房里茶炊总是烧开着，他们请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口子两个礼拜上一次澡堂，洗完澡肩并肩走回家，红光满面。
“没说的，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奥莲卡对熟人们说，“感谢上帝，愿上帝让每个人都能像我和瓦西奇卡这样过上好日子。”
每当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购木材，她就心烦意乱，夜不成寐，掉眼泪。一个年轻人在团队里当兽医，名叫斯米尔宁，租她家的厢房住，晚上有时到她那里坐坐。他们谈天，玩牌，这就给她解了闷。谈的最有趣的是他家里的事：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但是跟老婆离婚了，因为她对他不忠实，现在他还在怨恨她，每个月寄40卢布给她作儿子的赡养费。奥莲卡一边听，一边摇头叹息，她可怜他。
“哎，愿上帝保佑您，”她在他告别时说，拿着蜡烛送他到楼梯口，“谢谢您来陪我解闷，圣母玛利亚赐您健康……”
她完全学着她丈夫，表现得既庄重又理智；兽医已经下楼走出门外，她还把他喊住，对他说：
“符拉基米尔·普拉托纳奇，您还是跟您妻子和好了吧，就看在您儿子份上原谅她吧！……您的儿子，他恐怕全都明白的。”
普斯托瓦洛夫一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不幸的家庭生活情况悄悄地告诉了丈夫，两个人都摇头叹气；他们谈到那个男孩子，说他大概是惦念他父亲，后来，由于某种思想奇怪地涌上来，两口子都跪到圣像前磕头，祈求上帝赐给他们孩子。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妇俩相亲相爱、融洽和睦地度过了6年。不料，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列依奇在木材行喝了许多热茶，没戴帽子就出去发付木材，得了重感冒，病倒了。
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他医治，但病魔还是要了他的命，他卧病4个月之后就死了。奥莲卡又守寡了。
“我的亲人哪，你要我今后可怎么活！”她安葬了丈夫，大放悲声，“没有了你，叫我以后怎么活下去，叫我这个苦命人怎么办哪？好心的人哪，可怜可怜我这孤苦零丁的人吧……”
她穿黑衣裳，缀着白纱，不戴帽子和手套，除了去教堂或者上丈夫的坟，轻易不出门，像修女似的呆在家里。6个月以后，她才摘掉白纱，才打开了百叶窗。人们有时候可以看到她大清早带上女厨子到市场上去采购食品。至于她现在是怎么过日子的？家里情况如何？那只能凭猜测了。他们有的亲眼目睹：比如说他们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和兽医一道喝茶，他给她念报听；也有道听途说：比如听见她在邮局里遇见一位她认识的太太时说道：
“我们城里没有正规的兽医防疫，因此发病的很多，你不时就可以听到，有的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有的人被牛马传染得了病。其实呢，牲口的健康跟人的健康一样，也得要有人关心。”
她不断重复兽医的见解如何如何。如今她的一切见解都跟兽医的一致了。显然，她需要爱，没有爱，她连一年也过不下去，于是她在自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这种事情要是在别人身上会受到谴责，但对奥莲卡却没有人说三道四，在她的生活中这一切是可以谅解的。她和兽医的关系虽然并没有对外人说，然而他们瞒不住，因为奥莲卡不会保守秘密。每逢有客人，有他团里的同事来串门，她一边给他们倒茶，张罗晚饭，一边谈起牛瘟，家禽结核病，城里的屠宰场，等等……这可把他窘得无地自容。等客人一走，他抓住她的手怒气冲冲地责备道：
“我早就求过你，请你不要讲那些你一窍不通的事情！我们兽医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请你别插嘴。这简直叫人厌烦！”
她惊愕地、甚至有点害怕地瞅着他问道：
“伏洛杰奇卡，那叫我讲些什么呢？”
她满眼泪水，拥抱他，求他不要发脾气，两个人又和好了。
然而，这种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跟随团队开拔了，永远离开了，因为团队调防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大概到西伯利亚去吧。奥莲卡 孑然一身了。
现在奥莲卡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人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缺了一条椅腿的扶手椅扔在顶楼上，积满尘土。她消瘦，也失去了美丽的模样，街上碰见的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打量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锦绣年华已经过去，成了往事，而现在面临的是过一种新的生活，一个吉凶未测、前景渺茫的生活。傍晚，奥莲卡坐在房前的小台阶上，虽然“季沃利”乐队的演奏声，鞭炮的噼啪声，声声入耳，但是她已经无动于衷。她漠然地瞅着自己空荡荡的房子，她什么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打算，待到夜幕降临，就上床睡觉。况且，梦见的还是自家空荡荡的院子。吃喝对于她来说似乎只是为了维持生存而已。
最糟糕的是她已经失去独立思维的能力。她虽然看见自己周围的东西，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可就是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没有任何见解才是最可怕的事！比如说吧，看到一个瓶子，或者看到下雨了，或者看到一个农民赶大车经过……都看到眼里啦，可是这瓶子，下雨，农民是怎么一会事？事出有因吧！她可说不上来，即使给1000卢布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库金和普斯托瓦洛夫在世的时候，以及后来跟兽医同居的日子里，奥莲卡对任何事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不管什么事都说得出自己的看法。现在她的脑海里没有思维活动，就跟她家那个院子一样空荡荡。生活竟是这么可怕，这么苦，就好像嘴里吃了黄莲。
城市渐渐向四面八方扩展，茨冈镇如今已成了一条大街的街名。在当年“季沃利”游艺场和木材行的原址，盖起了一幢幢房子，辟出了一条条小巷。时光在流逝！奥莲卡的房子变黑了，房顶锈了，小房歪斜了，整个院子长满了杂草和荨麻。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也不那么漂亮了。夏天，她坐在房前台阶上，她的心头依然空荡荡的，烦闷，忧伤。冬天，她坐在窗前，眺望雪景。每当春意初透，每当微风送来教堂的钟声，往事的回忆会突然涌上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紧缩了，眼前里涌出汪汪的泪水，但这只是一会儿的工夫，随后心里依旧是空荡荡的，还是没有目的地打发日子。小黑猫柔声地咪咪叫，表示亲热，但是小猫的这种温存打动不了奥莲卡。她所需要的是这个吗？她需要的是那种能支配她整个生命、整个灵魂和理智的爱，那种能赋予她思想，指明生活方向，能使她正在老化的血液沸腾的爱。她把小黑猫勃雷斯卡从裙子上抖下去，烦躁地对它说：
“去，去……别在这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既没有一点欢乐，也没有任何见解。厨娘玛芙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炎热的七月，一天，黄昏光景，一群城里的牲口刚从街上赶过，扬起一团团尘土，弥漫了整个院子，突然有人敲院门，奥莲卡自己去开门，一看不禁呆住了：站在门外的竟是兽医斯米尔宁。他头发斑白，穿着便服。她忽然记起来，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由于情绪异常激动，她记不得他们俩后来是怎样进屋子，是怎样坐下喝茶的。
“我亲爱的！”她高兴得浑身发抖，喃喃地说，“符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老天爷从哪儿把您送来了？”
“我打算在这里定居，”他说，“我申请了退伍，所以就到你们这里来，想干上一番事业，过过安定的生活。再说儿子也该上中学，他长大了。噢，我呢，我已经跟我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奥莲卡问道。
“她和儿子住在旅馆里，我出来找个公寓。”
“天哪，住我家的房子好了！我的房子那点不如公寓？哦，天哪，我不会问您要房钱的，”奥莲卡情绪激动，又哭开了，“你们住在这里，我搬到厢房去。天哪，我好高兴啊！”第二天油漆屋顶，粉刷墙壁，奥莲卡双手叉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号施令。她的脸上绽开了昔日的笑容，仿佛睡足了觉，精神抖擞，面色鲜润。兽医的妻子来了，她是又丑又瘦的女人，留一头短发，一股任性的神气，带着她的男孩子萨沙，他身材矮得和年龄不相称（已经9周岁了），胖乎乎的，有一对晶莹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小酒窝。小男孩子刚跨进院子就去追猫，顿时听到了他令人愉快的欢乐的笑声。
“阿姨，这只小猫是您的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崽，请您送我们一只小猫，妈妈特别怕老鼠。”
奥莲卡跟他说了一阵子，倒茶给他喝，她胸膛里那颗心突然热乎乎的，甜蜜蜜的，仿佛这个小男孩子是她的亲生儿子。每天傍晚，他在餐室里温习功课，她慈祥爱怜地瞧着他，喃喃地说：
“我的小宝贝，漂亮的小伙子……我的小乖乖，真聪明，长得真白。”
“所谓岛屿，”他朗读道，“是四周环水的一块陆地。”
“所谓岛屿是一块陆地……”她重复了一句，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沉默和无思之后，这是有信心地表达的第一个见解。
如今她又有自己的见解了，吃晚饭的时候，她对萨沙的父母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读书真不容易，但是，受普通正规教育终究比受职业教育好，因为从普通中学毕业出来的底子好：你想当医生也行，你想当工程师也行。
萨沙上学了，他母亲到哈尔科夫去探望妹妹，从此再没有回来；他父亲经常出门到什么地方去检验牲口，有时一连两三天不回家，奥莲卡似乎觉得他们把萨沙扔了不管，萨沙成了他们父母的累赘，他会饿死的；于是她把萨沙挪到自己的厢房去住，给他安顿在那儿的一个小房间里。
萨沙住在她的厢房里已经半年。每天清早，奥莲卡总要到他房里去；他睡得正香，一只手搁在脸蛋下面，一点呼吸声没有。她实在不忍唤醒他：
“沙申卡”，她难过地说，“小乖乖，起来吧！该上学去了。”
他起床，穿衣，祈祷，然后坐下喝茶；喝了3杯茶，吃了两个大面包圈和半个涂上油的法国式面包。他还没有完全从梦中醒过来，因此，情绪不好。
“沙申卡，你还没有把那个寓言背得熟，”奥莲卡瞅着他说，那眼神仿佛是送他远行，“我得跟你操多少心。你可得努力用功，乖孩子……要听老师的话。”
“哎，请你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随后，他顺着大街上学去，他人小，却戴一顶大帽子，背上背着个书包，奥莲卡默默地跟在他后面。
“沙申卡！”她喊道。
他回头张望，她往他手里塞一颗枣或者一块夹心糖。他们一拐进学校的那条胡同，他害臊地停住，因为他背后跟着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头看了看说：
“您回去吧，阿姨，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止住步，眼睛直直地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走进学校的大门。哎，她多么爱他呵！她往日的爱，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深，她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宽阔无私，她的母亲的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炽烈。
为了这个旁人的孩子，为了他脸上的两个小酒窝，为了那顶帽子，她愿贡献出自己整个生命，含着感动的泪水欢欢乐乐地把它贡献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能说得出，这是什么缘故？
把萨沙送进校门，她缓步走回家去，心里高高兴兴的。没有烦恼，只有柔情；最近半年来，她变得年轻了，总是笑吟吟，容光焕发。路上遇见她的人，看着她的模样，都感到高兴，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近来好吗，宝贝儿？”
“现在中学里读书很难呀，”她在市场上说，“昨天让一年级学习背寓言，还要翻译一篇拉丁文，还要做习题……这不是开玩笑吗？叫小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讲起了老师、功课、课本——这些话都是萨沙对她说过的。
他俩在3点钟一块儿吃午饭，晚上一块儿做作业，一块儿掉眼泪。她照料他上床睡觉，在他身上久久地划十字祝福，低声祈祷，然后才自己躺下睡觉，此时，她在朦朦之中遥想虚无缥渺的未来……那时萨沙已经大学毕业，成了医生也许当了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宅院、马和马车，结了婚，生儿育女……她睡着了还想着这些，眼泪从闭着的眼睛里顺着脸蛋儿往下淌。小黑猫在她身边叫：
“咪呜……咪呜……咪呜……”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奥莲卡被惊醒了，吓得喘不过气来，她的心怦怦直跳。过了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来的电报，”她心想，浑身抖动着，“一定是萨沙的妈妈要萨沙到哈尔科夫去……噢，老天爷！”
她极度绝望，她的头、手、脚都凉了，她觉得她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可是，又过了一会儿，听见了有人说话的声音，那是兽医从俱乐部回来了。
“啊！谢天谢地！”她想。
一颗沉重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她重新躺下，想到了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酣，还不时说着梦话：
“我把你——！滚开！别打了！”
奥莲卡，退休的八等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房子前面的台阶上想心事。苍蝇飞来飞去，天气闷热。不过，等一会儿就黑了，一想到这，心里也就静下来了。黑色的雨云从东边压过来，股股潮气不时地从那边飘来。
“季沃利”露天游艺场的老板库金，站在院子当中，仰望天空。他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租了一间厢房。
“又要下啦！”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啦！天天下雨，天天下个不停，简直是成心捣乱！逼得你上吊投河！要你倾家荡产！每天都要赔上一大笔钱啊！”他双手一拍，接着对奥莲卡说：
“您瞧瞧，奥莉加·谢苗诺芙娜，这就是我们过的日子。真想大哭一场！你工作尽力竭力，谋事费尽心机，夜里睡不着觉，挖空心思想怎样才能搞得好些，可是落个什么呢？一方面，观众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粗人。我给他们演最出色的小歌剧、神话剧，请来了顶刮刮的歌唱家，可是他们果真要看这种戏吗？他们难道看得懂这种戏？他们要看低级粗俗的表演！他们只配看低级庸俗的东西！另一方面，你看看这天气；几乎每天晚上都下雨。自从5月10号开始就没完没了地下，接着，整个5月份和6月份都这么下，真是要命！观众不来，可租金我还得照付。演员的工资我能不给吗？”
第二天傍晚，乌云四合，库金狂笑着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下吧！下得游艺场都淹了，把我也淹死得了吧！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让演员们到法院告我去好了！法院又能怎么样？干脆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好了！干脆把我送上断头台好了！哈，哈，哈！”
第三天依然如此……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这些话，有时候泪水夺眶而出。库金的不幸终于感动了她，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两鬓的头发向后梳，用细柔的男高音说话，他一说话便把嘴巴一撇，总是挂着一副灰心丧气的脸相，然而他终于在她心中唤起了真情。她总要爱一个什么人，她不能没有这种爱。从前，她爱自己亲爱的爸爸，现在爸爸病了，坐在黑洞洞的房间的一把扶手椅上，呼吸困难；她爱过她的姨妈，早先姨妈每两年从勃良斯克来一次；更早一些还是上初中时，她爱过她的法语老师。
奥莲卡，她是个文静、温厚、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柔，身体非常健康。看到她那丰腴绯红的面孔，那长着一颗黑痣的柔嫩白净的脖子，那听到什么开心事脸上就绽开的天真无邪的笑容，男人们都认为她的确是个好姑娘……流露出爱慕的表情，而女人们在谈话中间会情不自禁地抓住她的手，满怀喜悦的激情叫着：
“宝贝儿！”
她从出生那天起就住着的，并且在遗嘱里已写明归她名下的房子，座落在市郊的茨冈镇，离“季沃利”游艺场不远。每天晚上和夜间，她总能听到游艺场里的音乐声，鞭炮的噼啪声。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自己的命运搏斗，在向他的头号敌人——冷漠的观众发起攻击。她的心里乐融融的，睡意一丁点也没有了。清早他回家的时候，她在自己卧室里轻轻敲打小窗子，隔着窗帘只露出面孔和一个肩膀，朝他亲切地微笑……
库金向奥莲卡求婚，于是他们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等他仔细看清她那脖子和丰腴结实的肩的时候，双手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是幸福的，但是办婚事那天，白天到黑夜，雨落个不停，所以灰心失望的表情就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脸。婚后他们生活美满。她坐在他的售票室里，照料着游艺场里的各种杂务：记帐啦，发放工资啦，她那绯红的面庞，妩媚可亲，天真烂漫，精神焕发的笑容，一忽儿出现在售票处的小窗口，一忽儿在后台，在饮食部。她常常对自己的朋友说，世界上最好的、最重要的、最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戏剧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享受，也只有通过戏剧的陶冶，人们的精神才能得到升华。
“难道观众懂得这个吗？”她说道，“观众只要看下流的表演！昨天晚上我们上演《反浮士德》，包厢几乎全都空着，要是我和万涅奇卡演出低级庸俗的戏，那你睡吧，戏院准得满座。明天我和万涅奇卡打算上演《地狱里的奥菲欧》，请您赏光。”无论库金对于戏剧和演员有什么议论，她要鹦鹉学舌照学一遍。她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讨厌他们对艺术漠不关心和愚昧无知。她干预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督乐师的行为，一旦本地报纸对演出戏剧有什么不好的报导，她先是大哭一场，然后到编辑部去辩解。
演员们都喜欢她，管她叫“我的万涅奇卡”或者“宝贝儿”；她也同情他们，借给他们为数不多的钱，如果偶尔有人骗了她，她只是暗自流泪罢了，从不跑去告诉丈夫。
冬季他们也过得很好。他们把城里的一座剧院包租下来，租了一个冬天，再把剧院短期转租给小俄罗斯的巡回演出团，或者魔术团，或者当地的业余演出团体。奥莲卡胖了，高高兴兴、容光焕发；而库金消瘦，脸色发黄，虽然整个冬季生意不算很差，但他还是抱怨亏损太大。夜里他咳嗽，于是她给他喝复盆子煮的水和椴花茶，用花露水给他擦身，用自己柔软的大披巾把他包得严严实实的。
“哎，我的宝贝，”她抿平他的头发，十分真挚地说，“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
大斋期间，他到莫斯科去聘戏班子，可是奥莲卡，没有库金，睡不着觉了，一直坐在窗口仰望星空。在这段日子里，她总是自己比做老母鸡，那日子，就如同公鸡不在窝里，老母鸡也是整夜睡不着，惊慌不安似的。库金耽搁在莫斯科回不来，写信告诉她，要到复活节才能回家。每次信里都安排了几件有关“季沃利”的事。但是，在复活节前一星期的星期一，已经很晚了，突然传来恶狠狠的敲门声，有人像敲桶子似的：莲，莲，莲！睡眼惺松的女厨工光着脚，拍哒拍哒地踏着水洼子去开门。
“请开门！”有一个男人在门外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话，“您的电报！”
从前奥莲卡也收到过丈夫打来的电报，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封电报却叫她心里怦怦直跳，她双手哆嗦地拆开了电报，看到了下面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聚逝死拟周二殡葬盼之复。”
“逝死”，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字眼“之”字，电报上就是这么写着的；落款的是轻歌剧团的导演。
“我的宝贝呀！”奥莲卡嚎啕大哭起来，“万涅奇卡我的好人哪！我亲爱的！我为什么要遇上你？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又爱上你哟！你把你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苦命的奥莲卡撇给谁啊？……”
星期二库金安葬了，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公墓；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踏进自己的房间，一头扑到床上，放声痛哭，声音响得街上和隔壁院子里都听得见。
“宝贝儿！”女邻居们划着十字说，“宝贝儿，奥莉加·谢苗诺芙娜，亲爱的，太可怜了！”
3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回家，戴着重孝，凄凄切切。恰巧有个人也从教堂回家，和她同路并肩走，那是巴列依奇·普斯托瓦洛夫。他头戴草帽，身穿白坎肩，坎肩上系着一条金表链，不像买卖人，看上去倒更像地主。
“在劫难逃啊，奥莉加· 谢苗诺芙娜，”他庄重地说道，声音中含着同情，“我们的亲人中如果有谁去世了，那就是上帝的旨意，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应当节制自己，这都是命啊！”
他陪奥莲卡走到院门口，说了声再见就继续往前走了。从此以后，他那庄重的声音整天在她耳旁缭绕，一闭眼他那把黑胡子就会在眼前出现。她已经爱上了他。看来她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事后不久，有一位她不太熟的老婆婆到她家来喝咖啡，刚在桌旁坐下，马上谈起普斯托瓦洛夫来，说他人好，稳重，姑娘都盯着嫁给他。3天之后，普斯托瓦洛夫亲自登门造访；他只坐了一会儿，大约是10分钟吧，话讲得也不多，但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爱得如此之深，以致于坐卧不安，整夜睡不着觉，好像打摆子，第二天一大早，她打发人去请那位老太婆来。她的婚事很快谈妥，紧接着就结了婚。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生活过得美满。通常他在木材行呆到吃午饭，饭后出外办生意上的事，下午奥莲卡就接替他坐在帐房里，记帐，发货，一直到傍晚。
“如今木材涨价，每年要涨百分之二十，”她对顾客和老朋友们说，“真想不到！早先我们经营本地木材，如今，瓦西奇卡每年得上莫吉廖夫省去采购木材了。运费太高啊！”她出于惊惧，用双手捂上脸说道，“运费太高啊！”
她觉得自己做木材生意似乎已经很久很久了，她觉得生活当中最重要、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似乎就是木材：方木、圆木、薄板、铺板、杂木、板条、厚板、板皮等等的字眼儿，她听起来倍感亲切。夜里她睡下后，梦见的也是木板和薄板堆积如山，一队队长得望不见尽头的运货马车拉着木材运向城外远处；她还梦见那些12俄尺长、5俄寸宽的原木竖起来，像士兵打仗似的向木材行进军，圆木、方木、板条互相碰撞，发出了干木料的轰响声，全部摔倒在地上，又都竖立起来，重重叠叠；奥莲卡在梦中惊叫，普斯托洛夫温存地对她说：
“奥莲卡，亲爱的，你怎么啦？划个十字吧！”
丈夫怎么想，她也就怎么想。夫唱妇随。倘若他认为房间里太热，或者现在生意清淡，那末，她也认为是这样。她的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活动，连过节也呆在家里，她也就足不出户。“您怎么整天整天地要么呆在家里，要么呆在帐房间里？”熟人们说，“宝贝儿，您也该去看看戏，看看马戏杂技。”
“我和瓦西奇卡哪有闲工夫去看戏，”她郑重其事地回答道，“我们是干活的人，我们顾不上那些闲事。再说，看戏有什么好处？”
每逢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一道去做晚祷，节日去做早弥撒。他们从教堂出来，肩并肩走回家，那样子亲切感人，浑身幽香，她的绸衣裳发出悦耳的声音；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子酱，吃馅饼。每天中午，那甜菜汤、炸羊肉、烤鸭，遇到斋戒日那鱼，香喷喷的味道散发到院子里和门外大路上，使路过他家门口的人无不馋涎欲滴。帐房里茶炊总是烧开着，他们请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口子两个礼拜上一次澡堂，洗完澡肩并肩走回家，红光满面。
“没说的，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奥莲卡对熟人们说，“感谢上帝，愿上帝让每个人都能像我和瓦西奇卡这样过上好日子。”
每当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购木材，她就心烦意乱，夜不成寐，掉眼泪。一个年轻人在团队里当兽医，名叫斯米尔宁，租她家的厢房住，晚上有时到她那里坐坐。他们谈天，玩牌，这就给她解了闷。谈的最有趣的是他家里的事：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但是跟老婆离婚了，因为她对他不忠实，现在他还在怨恨她，每个月寄40卢布给她作儿子的赡养费。奥莲卡一边听，一边摇头叹息，她可怜他。
“哎，愿上帝保佑您，”她在他告别时说，拿着蜡烛送他到楼梯口，“谢谢您来陪我解闷，圣母玛利亚赐您健康……”
她完全学着她丈夫，表现得既庄重又理智；兽医已经下楼走出门外，她还把他喊住，对他说：
“符拉基米尔·普拉托纳奇，您还是跟您妻子和好了吧，就看在您儿子份上原谅她吧！……您的儿子，他恐怕全都明白的。”
普斯托瓦洛夫一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不幸的家庭生活情况悄悄地告诉了丈夫，两个人都摇头叹气；他们谈到那个男孩子，说他大概是惦念他父亲，后来，由于某种思想奇怪地涌上来，两口子都跪到圣像前磕头，祈求上帝赐给他们孩子。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妇俩相亲相爱、融洽和睦地度过了6年。不料，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列依奇在木材行喝了许多热茶，没戴帽子就出去发付木材，得了重感冒，病倒了。
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他医治，但病魔还是要了他的命，他卧病4个月之后就死了。奥莲卡又守寡了。
“我的亲人哪，你要我今后可怎么活！”她安葬了丈夫，大放悲声，“没有了你，叫我以后怎么活下去，叫我这个苦命人怎么办哪？好心的人哪，可怜可怜我这孤苦零丁的人吧……”
她穿黑衣裳，缀着白纱，不戴帽子和手套，除了去教堂或者上丈夫的坟，轻易不出门，像修女似的呆在家里。6个月以后，她才摘掉白纱，才打开了百叶窗。人们有时候可以看到她大清早带上女厨子到市场上去采购食品。至于她现在是怎么过日子的？家里情况如何？那只能凭猜测了。他们有的亲眼目睹：比如说他们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和兽医一道喝茶，他给她念报听；也有道听途说：比如听见她在邮局里遇见一位她认识的太太时说道：
“我们城里没有正规的兽医防疫，因此发病的很多，你不时就可以听到，有的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有的人被牛马传染得了病。其实呢，牲口的健康跟人的健康一样，也得要有人关心。”
她不断重复兽医的见解如何如何。如今她的一切见解都跟兽医的一致了。显然，她需要爱，没有爱，她连一年也过不下去，于是她在自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这种事情要是在别人身上会受到谴责，但对奥莲卡却没有人说三道四，在她的生活中这一切是可以谅解的。她和兽医的关系虽然并没有对外人说，然而他们瞒不住，因为奥莲卡不会保守秘密。每逢有客人，有他团里的同事来串门，她一边给他们倒茶，张罗晚饭，一边谈起牛瘟，家禽结核病，城里的屠宰场，等等……这可把他窘得无地自容。等客人一走，他抓住她的手怒气冲冲地责备道：
“我早就求过你，请你不要讲那些你一窍不通的事情！我们兽医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请你别插嘴。这简直叫人厌烦！”
她惊愕地、甚至有点害怕地瞅着他问道：
“伏洛杰奇卡，那叫我讲些什么呢？”
她满眼泪水，拥抱他，求他不要发脾气，两个人又和好了。
然而，这种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跟随团队开拔了，永远离开了，因为团队调防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大概到西伯利亚去吧。奥莲卡 孑然一身了。
现在奥莲卡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人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缺了一条椅腿的扶手椅扔在顶楼上，积满尘土。她消瘦，也失去了美丽的模样，街上碰见的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打量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锦绣年华已经过去，成了往事，而现在面临的是过一种新的生活，一个吉凶未测、前景渺茫的生活。傍晚，奥莲卡坐在房前的小台阶上，虽然“季沃利”乐队的演奏声，鞭炮的噼啪声，声声入耳，但是她已经无动于衷。她漠然地瞅着自己空荡荡的房子，她什么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打算，待到夜幕降临，就上床睡觉。况且，梦见的还是自家空荡荡的院子。吃喝对于她来说似乎只是为了维持生存而已。
最糟糕的是她已经失去独立思维的能力。她虽然看见自己周围的东西，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可就是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没有任何见解才是最可怕的事！比如说吧，看到一个瓶子，或者看到下雨了，或者看到一个农民赶大车经过……都看到眼里啦，可是这瓶子，下雨，农民是怎么一会事？事出有因吧！她可说不上来，即使给1000卢布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库金和普斯托瓦洛夫在世的时候，以及后来跟兽医同居的日子里，奥莲卡对任何事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不管什么事都说得出自己的看法。现在她的脑海里没有思维活动，就跟她家那个院子一样空荡荡。生活竟是这么可怕，这么苦，就好像嘴里吃了黄莲。
城市渐渐向四面八方扩展，茨冈镇如今已成了一条大街的街名。在当年“季沃利”游艺场和木材行的原址，盖起了一幢幢房子，辟出了一条条小巷。时光在流逝！奥莲卡的房子变黑了，房顶锈了，小房歪斜了，整个院子长满了杂草和荨麻。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也不那么漂亮了。夏天，她坐在房前台阶上，她的心头依然空荡荡的，烦闷，忧伤。冬天，她坐在窗前，眺望雪景。每当春意初透，每当微风送来教堂的钟声，往事的回忆会突然涌上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紧缩了，眼前里涌出汪汪的泪水，但这只是一会儿的工夫，随后心里依旧是空荡荡的，还是没有目的地打发日子。小黑猫柔声地咪咪叫，表示亲热，但是小猫的这种温存打动不了奥莲卡。她所需要的是这个吗？她需要的是那种能支配她整个生命、整个灵魂和理智的爱，那种能赋予她思想，指明生活方向，能使她正在老化的血液沸腾的爱。她把小黑猫勃雷斯卡从裙子上抖下去，烦躁地对它说：
“去，去……别在这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既没有一点欢乐，也没有任何见解。厨娘玛芙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炎热的七月，一天，黄昏光景，一群城里的牲口刚从街上赶过，扬起一团团尘土，弥漫了整个院子，突然有人敲院门，奥莲卡自己去开门，一看不禁呆住了：站在门外的竟是兽医斯米尔宁。他头发斑白，穿着便服。她忽然记起来，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由于情绪异常激动，她记不得他们俩后来是怎样进屋子，是怎样坐下喝茶的。
“我亲爱的！”她高兴得浑身发抖，喃喃地说，“符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老天爷从哪儿把您送来了？”
“我打算在这里定居，”他说，“我申请了退伍，所以就到你们这里来，想干上一番事业，过过安定的生活。再说儿子也该上中学，他长大了。噢，我呢，我已经跟我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奥莲卡问道。
“她和儿子住在旅馆里，我出来找个公寓。”
“天哪，住我家的房子好了！我的房子那点不如公寓？哦，天哪，我不会问您要房钱的，”奥莲卡情绪激动，又哭开了，“你们住在这里，我搬到厢房去。天哪，我好高兴啊！”第二天油漆屋顶，粉刷墙壁，奥莲卡双手叉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号施令。她的脸上绽开了昔日的笑容，仿佛睡足了觉，精神抖擞，面色鲜润。兽医的妻子来了，她是又丑又瘦的女人，留一头短发，一股任性的神气，带着她的男孩子萨沙，他身材矮得和年龄不相称（已经9周岁了），胖乎乎的，有一对晶莹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小酒窝。小男孩子刚跨进院子就去追猫，顿时听到了他令人愉快的欢乐的笑声。
“阿姨，这只小猫是您的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崽，请您送我们一只小猫，妈妈特别怕老鼠。”
奥莲卡跟他说了一阵子，倒茶给他喝，她胸膛里那颗心突然热乎乎的，甜蜜蜜的，仿佛这个小男孩子是她的亲生儿子。每天傍晚，他在餐室里温习功课，她慈祥爱怜地瞧着他，喃喃地说：
“我的小宝贝，漂亮的小伙子……我的小乖乖，真聪明，长得真白。”
“所谓岛屿，”他朗读道，“是四周环水的一块陆地。”
“所谓岛屿是一块陆地……”她重复了一句，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沉默和无思之后，这是有信心地表达的第一个见解。
如今她又有自己的见解了，吃晚饭的时候，她对萨沙的父母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读书真不容易，但是，受普通正规教育终究比受职业教育好，因为从普通中学毕业出来的底子好：你想当医生也行，你想当工程师也行。
萨沙上学了，他母亲到哈尔科夫去探望妹妹，从此再没有回来；他父亲经常出门到什么地方去检验牲口，有时一连两三天不回家，奥莲卡似乎觉得他们把萨沙扔了不管，萨沙成了他们父母的累赘，他会饿死的；于是她把萨沙挪到自己的厢房去住，给他安顿在那儿的一个小房间里。
萨沙住在她的厢房里已经半年。每天清早，奥莲卡总要到他房里去；他睡得正香，一只手搁在脸蛋下面，一点呼吸声没有。她实在不忍唤醒他：
“沙申卡”，她难过地说，“小乖乖，起来吧！该上学去了。”
他起床，穿衣，祈祷，然后坐下喝茶；喝了3杯茶，吃了两个大面包圈和半个涂上油的法国式面包。他还没有完全从梦中醒过来，因此，情绪不好。
“沙申卡，你还没有把那个寓言背得熟，”奥莲卡瞅着他说，那眼神仿佛是送他远行，“我得跟你操多少心。你可得努力用功，乖孩子……要听老师的话。”
“哎，请你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随后，他顺着大街上学去，他人小，却戴一顶大帽子，背上背着个书包，奥莲卡默默地跟在他后面。
“沙申卡！”她喊道。
他回头张望，她往他手里塞一颗枣或者一块夹心糖。他们一拐进学校的那条胡同，他害臊地停住，因为他背后跟着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头看了看说：
“您回去吧，阿姨，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止住步，眼睛直直地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走进学校的大门。哎，她多么爱他呵！她往日的爱，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深，她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宽阔无私，她的母亲的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炽烈。
为了这个旁人的孩子，为了他脸上的两个小酒窝，为了那顶帽子，她愿贡献出自己整个生命，含着感动的泪水欢欢乐乐地把它贡献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能说得出，这是什么缘故？
把萨沙送进校门，她缓步走回家去，心里高高兴兴的。没有烦恼，只有柔情；最近半年来，她变得年轻了，总是笑吟吟，容光焕发。路上遇见她的人，看着她的模样，都感到高兴，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近来好吗，宝贝儿？”
“现在中学里读书很难呀，”她在市场上说，“昨天让一年级学习背寓言，还要翻译一篇拉丁文，还要做习题……这不是开玩笑吗？叫小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讲起了老师、功课、课本——这些话都是萨沙对她说过的。
他俩在3点钟一块儿吃午饭，晚上一块儿做作业，一块儿掉眼泪。她照料他上床睡觉，在他身上久久地划十字祝福，低声祈祷，然后才自己躺下睡觉，此时，她在朦朦之中遥想虚无缥渺的未来……那时萨沙已经大学毕业，成了医生也许当了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宅院、马和马车，结了婚，生儿育女……她睡着了还想着这些，眼泪从闭着的眼睛里顺着脸蛋儿往下淌。小黑猫在她身边叫：
“咪呜……咪呜……咪呜……”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奥莲卡被惊醒了，吓得喘不过气来，她的心怦怦直跳。过了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来的电报，”她心想，浑身抖动着，“一定是萨沙的妈妈要萨沙到哈尔科夫去……噢，老天爷！”
她极度绝望，她的头、手、脚都凉了，她觉得她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可是，又过了一会儿，听见了有人说话的声音，那是兽医从俱乐部回来了。
“啊！谢天谢地！”她想。
一颗沉重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她重新躺下，想到了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酣，还不时说着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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