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层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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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以人物性格描写、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作为主要元素来结构的悲剧。这类小说，古今中外所在多有，许多好的小说都包含有这一因素，但张爱玲《金锁记》是其中的杰出者，也是最为典型的性格描写的悲剧。

 

小镇上的掌柜女儿七巧嫁到了大户姜公馆，婚嫁不般配，只为七巧所嫁的姜家次子患有软骨病。来到新环境，这是七巧性格压抑的一个原因。另一原因是丈夫，七巧虽有了两个孩子，可用她的粗鄙话讲，连自己也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丈夫还没有三岁孩子高，平日如瘫在床上的一堆肉。七巧的心理生理都得不到满足，又是一重压抑。

七巧在姜家艰难地开扩自己的天地，她有意无意地用粗鄙蛮横确立自己的角色地位，弄得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娘家人都厌她怕她。她在姜家无人缘，与丈夫无法交心，她想和小叔子调情，小叔子却不敢不愿招惹她。她叹息自己的命运，一想起前因后果就落泪，有时痛苦得简直要呕吐。姜家十年，弄得她性情大变，在她嫂子看来，这位姑奶奶像是换了个人，以前不过要强些，嘴头子琐碎些，暴躁些，但还有个分寸，如今却疯疯傻傻，说话没一点得人心的地方。

 

张爱玲以不多篇幅，仅仅用白描，写了姜公馆一个上午，就将七巧与姜家上下、与自己娘家尤其是七巧畸形生活中的失却爱、渴求爱但又无法得到满足的紧张和痛楚，生动展现了出来。

这是小说的前半段，然后时间一下跨越到了十年以后。这一跨越，张爱玲用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从七巧看镜，先模糊恍惚，定睛再看：“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小说前后段之间有个过渡性中段。中段内容一是分家和七巧的大吵大闹，再是七巧小叔子姜季泽上门，以调情为名行骗钱之实。两个内容一虚一实。虚的意思，如果这部小说中有哪一段可删——不是应删——而无大碍的话，就只这一段，因为这段虽然凸显了七巧撒泼抗争的一面，但七巧这一面性格可从前后描述中看出。相比之下，实的一项却必不可少，这是七巧性格从乖张走向恶劣、走向全面黑暗的关键性转折。

 

    姜家三公子季泽是个相貌堂堂的花花公子，整天吃喝嫖赌，未分家已将自己名下的家产吃尽还有亏空。分家之后，七巧与儿女搬家另过，一天，季泽上七巧家来，先假意坦露对七巧爱幕，实际想以此骗七巧卖田。

七巧为突然来到眼前的季泽的爱而悲喜交加：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

　　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着她。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呵！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她得先证明他是真心不是。

 

证明了，却不是。

七巧人生中最大的希冀、生活中最向往的光明的喜悦，就此完结。七巧的反应，张爱玲设计了一个精彩的场面：

 

七巧虽笑吟吟，嘴里却发干，突然跳起身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掷过去，扇子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汤淋淋漓漓溅了季泽一身，七巧骂道：“你要我卖了田去买你的房子？你要我卖田？钱一经你的手，还有得说么？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七巧隔着桌子还想打季泽，被下人死劲抱住了。七巧一面挣扎一面怒骂，然而她的一颗心直往下坠——她很明白她这举动太蠢，自己在丢人出丑，可她无法控制自己。

 

花花公子的季泽哪里懂得七巧的心思，他狼狈离去时，还恼怒地让七巧找医生看看病。

七巧跌跌绊绊赶到楼上，想在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为了按捺自己，她有时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季泽不是个好人，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如果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假象揭穿，七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真假两面在她面前活生生地揭开，她今后连装糊涂、欺瞒自己的想象也不再可能，她生活中最后仅有的一点人性光明面就此熄灭，她原本已开始变态的性格，自此开始急速地沉沦入黑暗之中。

 

七巧与现实社会失去了联系，在家胡乱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赶走侄子，心血来潮硬是给女儿裹小脚。女儿长安上新式学堂，七巧为一块手帕要闹到学校去，吓得长安只能退学，唯一可能有的脱离七巧的机会就此断送。

七巧为儿子长白娶媳妇，可新婚当晚，她不让进洞房，扣住长白为自己烧鸦片。她常常逼着儿子讲小夫妻之间事，转身再当着众人说媳妇恶毒的下流话。“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到两年，媳妇就给她活活逼死。第二任媳妇进门不久，也吞了鸦片自尽。长白再不敢娶了，就此常在妓院里走动。

儿子以后，轮到女儿。在七巧恶意唆使下，长安年轻轻也抽上了鸦片，婚事却拖了下来。几年后，长安总算找到一个好人，七巧看不过去出来胡搅，先冷言冷语，继而恶言相向，最后撒泼破口大骂，弄得长安终于寒心，知道有这样的母亲，任何好事不会成，迟早要出乱子，于是干脆自我了断这段她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七巧还不放过，她将长安对象邀请到家里，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提起长安的抽鸦片嗜好，终于将对象吓跑。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其实她整个为人已犹如一把到处伤人的剃刀。

七巧得不到爱情，就糟蹋亲情，她无处可去，就将家庭作为滥发淫威的舞台，她无人可面对，就拿自己的亲生儿女作践。她手里有钱，她也只剩下了钱，这是她出卖终身才得到的，她知道钱的重要，死死抓住手里的钱。三十年来，可说她始终戴着黄金枷，但她也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临死之前，七巧自知，婆家的人恨她，娘家的人恨她，儿子女儿也恨毒了她，可她就像疯了般地不由自主，她的一生是个悲剧，她也给其他人制造了无数悲剧。

   

真正令人悲愤，悲怆，且无从说起。

七巧的性格性情，前面多少还带点虚写、侧写，借他人对话出、从旁人眼中看，后半段则正面、照直逼近地实写和特写，将其自戕戕人，既得不到就掐死于萌芽、谁也休想得到的漆黑一团的性格性情，无任何隐晦、赤裸裸地呈现于人们面前，令人心惊胆战且无可逃遁。

“性格即命运”乎？究竟何者在先？改变了性格即可改变命运？可这一切，无论性格还是命运，不都是一阶阶顺流而下？不可避免，无法挽回，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和他走向黑暗，走入人心和人生的地狱。

《金锁记》有原型。张爱玲的犀利，可让人们睁开了眼看，我们周围，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七巧的原型？

 

《金锁记》，傅雷曾称之为“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1944年5月《万象》杂志），夏志清则推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金锁记》的写作发表在《倾城之恋》之先，傅雷的“最完满”，显然推崇《金锁记》在《倾城之恋》之上的。《倾城之恋》巧用的是时空因素，《金锁记》依靠的是浓描细写性格，仅此一点，后者也要高明多多了。

 

有一点联想，顺便也写在这里，不知是否成立。

由性格写悲剧，主要写什么？写人物言行，描写人物言行反映人物性格。这是中国传统的、也是至今为止小说最主要、最基本的写法。

以性格写悲剧，是否有篇幅的限制？或者说最合宜的篇幅？我隐约感觉到，如此写法，似乎中篇小说最为合宜，《金锁记》如此，《阿Q正传》也同样。当然，《金锁记》是其中的一个经典，一个极品。再短的短篇小说、再长的长篇小说都不适宜。

那，《红楼梦》呢？

在总体上，尤其在人物最后的归宿上，可以把《红楼梦》看成悲剧。可就整部书具体地、细部地看，《红楼梦》却不仅仅是悲剧所能框住限定的，它的色彩层次要丰富得多，是“大观园”和“百科全书”，它不似《金锁记》那么集中、简洁，那么聚散为整地始终维持着一股悲凉气氛，一气呵成将人物最终导向了黑暗的地狱。如果《红楼梦》也似《金锁记》同样写法，如此长篇幅是难以为继的。

长篇当然也可以写成悲剧，比如《罪与罚》。可《罪与罚》显然不同于《金锁记》，它写言行，但更多的不是写言行，而是写思想，写观念，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小说所不熟悉也不擅长的心理描写。仅仅写言行，不足以维持如此长篇幅，反之，不写思想也不足以反映人物的全部。因为，《罪与罚》中的人物，究竟不似七巧那么简单。如此看来，以言行写性格的写法有其局限，所写人物毕竟还是简单的，如福斯特所谓“扁型人物”而不是“圆型人物”。

 

以上根据构筑悲剧的主要因素分类小说的层次高低，只是一般议论，不定然如此的，决定小说成就的还有其他因素，即便是描写悲剧的小说。这应不待多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