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三家分晋,子爵的赵国、魏国、韩国成战国七雄,最强的伯爵智氏为何被灭?德应在才之上
三家分晋的故事想必耳熟能详,在许多春秋战国历史研究者眼中,三家分晋可以称得上是区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分水岭;如北宋司马光,其主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开篇即是三家分晋,并由此展开了战国争雄的史话。三家分晋中的“三家”,乃是当时晋国三个重要的大夫家族:赵家、魏家、韩家,这三家也在后来成为了战国七雄中的三雄;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彼时的晋国,除却赵魏韩三家外,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卿大夫家族,智氏家族。
春秋霸主晋国,智氏是伯爵,赵、魏、韩为子爵
为什么说,智家在晋国的地位在三家之上呢?由他们的家族族长的名号可见一斑;周朝时,对等级的划分是依靠“名”和“器”来区别,也就是利用名号和器物以作区分;例如我们熟悉的“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公羊春秋》),这便是用“器”来划分的一个重要例证。
而所谓以“名号”、“爵位”划分,则体现在依据血缘关系的宗法联系区分人的等级,智氏智瑶执政晋国期间被封为伯,号为“伯爵”;而其余如赵、魏、韩三家则号为“子”,如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等,仅为子爵,地位在伯爵之下。
并且,春秋末期,晋国虽然依旧在春秋诸侯中具有强大实力,却呈现出外强中干的特征智氏家族经过数年谋略,已经成为了执掌晋国朝政的六卿之首;此时智氏家族族长是智瑶,智瑶其人,颇具谋略,能力出众,然而为人高傲、刚愎自用、且不够宅心仁厚。
由于晋国国君无能,威望降低,国内众卿大夫不思辅佐,各自为政,致使国内内耗严重;智瑶作为彼时智家族长,已经执政晋国二十年之久,而智氏家族又底蕴深厚,所以始终占据着一众卿大夫中的首要地位。
越国消灭吴国,改变春秋格局
晋国的政治局势日渐成为定势,然而南方诸国的一次军事变动使得本就脆弱的晋国政坛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公元前473年,勾践完成了对吴国的复仇,一举消灭南方强势的吴国,并且势力北渡淮河,会盟诸侯,隐约间已成为了春秋又一霸主。
而这一献,便向三家开口索要百里万户土地,而作为表率,智伯首当其冲献上了自家的土地;智伯此行为,可谓一石二鸟,明面上都是为晋国国君献上土地,暗地里也消耗了其余三家公卿的势力。
三家之中,魏家和韩家摄于智伯的威势,纵然想要拒绝却只能听命于他,献上自己家族的万户封邑;然而,这一行为无异在魏、韩两家中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而此时,赵家首领赵襄子却拒绝献地;智伯大怒,与韩康子、魏桓子一同向赵氏发动进攻,赵氏大败,只得逃至晋阳。此时的智伯,与韩魏两家兵临城下。
智伯决堤淹城,失去人心;韩、赵、魏三家分晋
智伯派人决堤淹城,一时间水漫晋阳城,民众灾殃,智瑶巡视战况,韩康子、魏桓子在两侧护卫;智伯自诩谋略得当,对韩、魏两人说:“我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韩、魏两人听罢,不由得心中一凉。
赵襄子眼见晋阳即将覆灭,晋阳覆灭则家族彻底灭亡,于是派遣使者密会韩魏二子,劝说二人唇亡齿寒,赵亡之后便是韩魏两家。长期处于智伯的威慑下的两家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更明白智伯的为人虽然才智有余,却仁义不足,不能长期与之政治合作。于是三家共同歼灭了智伯的手中力量,尽数诛灭了智氏家族,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被赵魏韩三家分割,晋国三分而七雄起,战国的时代序幕得以展开。
智伯成为了政治权谋中的失败者,而成败只是一时得失,如何从中吸取教训,汲取经验,从而领会历史中的启示,更值得我们思考和玩味。于是当我们回顾起这段历史时,总能得到诸多启示,为此司马光甚至在《资治通鉴》中开篇便记叙了这一故事,不仅是由于这一事件在历史中的重要性,更是因为宋朝君主和后世提出为人治国的建议。
智伯才华出众,但德在才之上
智伯其人,才华出众,富有谋略。并且能够在晋国为政二十余年之久,成为常青树,可谓手段高明。但是智伯最后却落得家族灭亡的结局,乃是才智胜过仁义的结果。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有“五常”之说,即“仁、义、礼、智、信”,以此归纳一个人的五种重要的德行,也是五种重要的人伦追求。
所谓仁义,便是正直、公道、平和待人,这是儒家知识分子始终追求的理想的德行。人们往往愿意将才智与德行混为一谈,甚至本末倒置。历史的天空中,无数豪杰或持勇猛、或仗才华,便觉傲然于天下,如项羽、杨修等人,最后的结局往往只能生死道消。
司马光在论述及此时,写道:“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德行与才华同样作为人性的特质,如果天平无法有序的平衡,便会衍生出祸端,智伯的覆灭便是鲜活的事例。而若是能做到德行与才华的并济,方能取得更为时人、天下乃至青史所认可的成就。
杜甫才华不可谓不高,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它对家国百姓的情怀,便是那“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情怀使他能够超凡入圣,成为文化史上的“诗圣”;曹植的才华不可谓不高,然而他恃才傲物,自认为天下才华独占八斗,所以曹植虽然负有盛名,却无法达到杜甫的文化高度。
而由以上个人修养中的追求,也衍生出对人才管理的思考,德才兼备的人可以成为圣人,两者皆不具备的人只能称为愚人;君主在选拔人才之时,宁可选择德胜于才的人,也不会选择才华胜于德行的人;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道的来源则应该就是对于世间正义的追求和对自我道德的约束。
综述
结合现代社会,在灾害救助期间出现的诸多魔幻事件,无论是作为人道主义基础的慈善机构的乱作为、还是为了各地利益扣押下大量物资的卑劣行径,都是由于利益至上的原则和道德的失位共同催生,也必将接受人们的怒视和谴责。
在一个以法治作为基调的现代社会,倘若失去了道德的约束,便会显示出疲乏性和无方向性;道德的作用或许并不是实质的,却是深刻且深远的;这也正是当下国家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思想的原因;从小小的一个智伯覆灭的历史事件,我们能抽象出很多对政治、人性、历史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也将长久释放出荡气回肠的道德力量,迸发出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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