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简述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
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
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
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
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编辑本段]变法内容 1.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
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编辑本段]变法开始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
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
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变法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编辑本段]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
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
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失败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
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皇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对专制腐朽政府有功,对人民有剧毒。)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
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如果你和一个有夫之妇有通奸之实,那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本来就丑,就算用浪费
北洋舰队全年军饷买来的胭脂涂抹在脸上也依然丑陋)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她也支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
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後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关于《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
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
三、维新派内部的分裂
1.洋务与维新从蜜月到走向陌路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
变法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但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这使得变法缺乏一个拥有实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一群能有效地将变法法令推行到全国的地方实力派的默许和支持,更缺乏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变法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