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余杭”到“钱唐”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于“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余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吴,越灭吴后,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国的版图。
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现在的市区,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
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为吴国的吴兴郡,属扬州。因外族相继入侵,晋室南迁,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时,西湖已有“明圣湖”、“金牛湖”之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这不仅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韬光、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炼丹等活动,传播宗教,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
(2)“杭州”之名首次出现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述:“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唐贞观(627-649)中,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713-741)中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长庆二年(822),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规模浚治西湖,并筑堤建闸,以利农田灌溉。又继李泌之后重修六井。从这时起,西湖之名益彰于世。
(3)吴越国的国都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
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现在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当时的杭州就有“佛国”之称。
(4)南宋时的京城
在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的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佑四年(1089),著名诗人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
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几个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茸,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服务性行业及夜市也很兴盛。
南宋时,杭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兴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的书籍十分精良。当时的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
(5)浙江省的省会
元代在杭州设两浙都督府,后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为江浙行省治所(钱塘、仁和);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改置浙江行省,仍以杭州为省治。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等州县皆属杭州路。因遭战乱,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工商业曾一度衰落,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基础,恢复较快。至正年间,大运河全线开通,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北京),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大有作用。所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杭州为“天城”,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明代改杭州府为浙江布政使司治所。清代为浙江省兼杭嘉湖道治所。杭州府治均在钱塘、仁和,属县未变。明正德三年(1508),郡守杨孟瑛继唐白居易、宋苏东坡后再次疏浚西湖,拓展田荡3480余亩,将苏堤增高、加宽,修建振鹜亭(即今湖心亭),砌筑小瀛洲,使西湖重放光彩,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动人景色。至万历年间(1573-1620),杭州又呈现出四方客商云集,游人纷至沓来的繁荣局面。
(6)废府设杭州市
清初,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旗营”,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并辟有六座城门,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续有增加。光绪九年(1883),杭州有62万余人。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1914)设道制,置钱塘道,道尹驻杭县。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民国16年(1927)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八个区。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规模较大;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造纸厂等,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1909-1914年,沪杭、杭甬铁路相继建成;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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