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命名中国china之名 年月

Answer 1

China/中国——为无名国度命名
“中国”的发明
1871年，一位身在巴黎的晚清官员不满欧美人给中国起的名字：“按彼此立约通商数十年来，西人既知中国曰大清，曰中华，何仍以‘斋那’（China）、‘吉那’（China）、‘什音’（La Chine）、‘芝那’（Shina）、‘吉塔’（Cathay）等名呼之？且中国自古迄今四千余年，从无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这位叫作张德彝的官员无疑是对的，他认识到外国人和大清国民在为中国命名方面存在的差异。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将“清”与“中国”并列起来。虽然“中国”在这里指的是“清朝”，但是它本身却没有相应的指示物，尽管这一词汇非常古老（“自古迄今四千余年”）。
在张德彝写下不满仅仅几年后，著名的客家外交家兼学者黄遵宪写道，“考地球之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二十年后（1900年），梁启超补充道，“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中国”不是国名；它的名字还尚待给出。那么当时“中国”是什么意思，为何它在梁启超说的“无名之国”仅仅十年后，就成为了国家的名字？在这个无名的国度里，人们更喜欢用王朝来称呼他们所属的国家，这一致命的特点使得他们无法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
“中国/China”这一概念，伴随其五千年的历史，已经深深植根于当代意识，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它曾经的“无名”带给梁启超、章太炎、杨度以及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痛苦。他们那一代人，可以被描述为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代思想家，也是中国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这一代人作出的分析甚至让敏锐的学者都感到惊讶。在最近关于19世纪中国跨语际交流的研究中，刘禾考察了“现代世界形成过程对中国的建构”。刘禾翻译上文张德彝的那段话时，把两处“中国”都翻译成“我国”（my country），这种翻译虽然并非不正确，却具有误导性，因为正如“country”一词所暗示的，刘禾的翻译将张德彝所使用的术语指涉为这片土地和人民。解读从20世纪到更早时期对“中国”这一词汇的使用时，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杰出的文献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根本拒绝用“China”来指涉过去，而选择使用“东亚核心区域”（East Asian Heartland）这一短语。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名称。而在这之前，梅维恒的短语似乎更接近“中国”的本意。
梁启超和同时代的民族主义者与张德彝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后者乃清朝官员，而前者具有反清立场。稍微夸张地说，二者真正的区别是两种关于世界的不同历史意识的区别。清朝的子民并不是出于强制而这样看待自身。不仅对于官员，而且对于普通人民来说，政府的名称便是国家的名称。海外华人用王朝来计算时间；东南亚的华人寺庙里19世纪的匾额都是以朝代（大清国）和皇帝年号（通常是光绪）来标记时间的。“中国”一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向上升级为国家与政权的名字，这一段历史也是该时期政治意识转型的历史；那段时期，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了帝国、王朝的观念，而“中国”一词开始代表一个民族国家，其历史覆盖了全部的时间，而在此之前，历史都是以王朝更替来记载的。当梁启超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用“新的民族目的论”来审视“中国”一词旧有的用法时，他们看到的并非是一种发源于不同世界的意识，而是前人所缺乏的历史和政治意识，也即历史和政治意识的失败。在前文引用过的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了前人造成国家衰弱的三个失败之处：不知道国家和天下的区别；不知道国家和朝廷的区别；不知道国家和国民的关系。
与从清朝到“中国／China”的转变相伴随的是将中国发明成一个民族国家。名称的变化是更宏大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调动了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以及人种学，来对民族国家进行建构。“中国”一词，随着此后的革命进程将获取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对手对它的理解也截然不同。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仍在继续，虽然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大有不同。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为追寻“中国”一词的起源和意义下了很大的工夫。根据一项完整的调查—此调查用20页的篇幅罗列了秦统一前“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王尔敏定义了 19 世纪之前“中国”一词所涉及的五种含义：
（1）京师；（2）国境之内；（3）诸夏之领域；（4）中等之国（周朝较小诸侯的王国，当时周被称为“天下”）；（5）中央之国。
以上含义无一指涉现代民族国家。在帝国时期开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一词不再具有重要性，它通常指的是王朝的中心，或者用来区分华夏与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之间的疆域（讽刺的是，华夏是北方和西北的部族联盟，起源于非汉族，却被中原人用来当作自己的名字，例如“中华”或者“中夏”）。在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刘禾考察了清朝和欧美霸权在语言学意义上的遭遇，这一遭遇导致具有长久历史的词语意义发生了剧烈变化，产生了我们今天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理解的“China”以及汉语中的等价词语，特别是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用以称呼自己国家的名称—中国。这也意味着，那里的居民，“Chinese people”，便有了“中国人”这一等价语。
刘禾通过追溯“夷”这一词语意义的变化来证明上述变迁。它最初指的是“外来的”，但是自1830年代起开始指“野蛮的”。这一变化是为了履行条约义务，而对词语意义进行了定型，而这次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是英国人。对“外来”意义的定型，同时限定了词语的内在意义，从而产生了华夷之分，这不仅会带来严重的外交后果，也让中国居于文明的核心。因为“中国”一词的字面含义是“中央之国”。列文森将19世纪的变革描述为“从天下到国家”，预示了中国空间的自我认知从“世界”缩小为诸民族国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全新的用法也含有扩张的一面。至18世纪，“中国”一词从一个高度地方化的、对应于帝国中心的空间概念，或者一个“原始”的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它覆盖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区域。
刘禾的分析提醒我们，正如“夷”这一词语，“China”最终变成了单数，并在汉语中与“中国”相对应。虽然在19世纪，它仍然受到许多清朝官员或知识分子的抵制，但是却从外文用法中获得了现实地位。当“中国”一词于周代后期最初出现时（大约公元前一千年晚期），它指的是多个王国，并且经常用作复数——“中央诸国”（Central States）。刘禾提供的材料证明，19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仍旧这样理解这个词。但在19世纪的进程中，面对涌现的国际秩序及其所带来的压力，“中国”成为了单数，指的是有着确定疆域的国家，以及正在生成中的中华民族。按照刘禾的说法，这一意义是“跨语际遭遇”的产物，为古老的词语注入了全新的意义。
到1860年代，这些用法进入了清朝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时期，“China/中国”两个词语在国际条约的翻译之中发生了连结，成为了对等物，指的既是领土，又是建立于这一领土之上的国家。“中国”一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频率不断增加，特别是对外国文件中提到“China”一词作出回应时，几乎可以与“大清国”互换使用。它不再指“中央的诸国”；当用来表述一个单数的主权实体中国时，该词的历史指示物消失了（并且最终被遗忘了）。刘禾的说法并不牵强，正是翻译的过程最终使得“中国”成为了国家的名称，自此这个国家便以“China”的各个变体而为国际社会所认知。
再举几个例子便足可以说明问题。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中文版于1864年首次问世，其中的世界地图使用了“中国”这两个汉字来指示今天中国的区域，“大清国”仍旧被用作清朝的官方称谓。例如，1869年的《中秘通商条约》第十九条将签署国称为“大清国”与“大秘国”。如果不进行更彻底和更系统的分析，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称谓的选择。看上去有可能是，当指示机构时，更多采用“大清国”，但这只是我的一个印象。更重要的做法是，比较在同一处地方所使用的“大清国”和“中国”，甚至更有意思的是考察条约中提到“中国人”的地方。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使用名称的第一个字来表示全名（例如以“中”来表示“中国”或以“秘”来表示“秘鲁国”），这一缩略形式引入了另外一层抽象因素。国家由名字的第一个音节来代表，而所有具体的指代都整合到发音中，这一音节也因此毫不含糊地指涉一个实体—中国。比起“中国”在官方文件和备忘录中的频繁使用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人”的提法。在1860年代的文件里，“华人”和“华民”仍然是提到海内外中国人时最通常的一种用法（如“广东华民”）。但是，文件中也充斥了“中国人”、“中国工人”的提法，至少还有一次提到“秘鲁之中国人”。这至少表明了去疆域化中国人观念的出现，它要求“中国”作为国家在其领土疆域之外承认中国人并对他们负责。
当20世纪初的晚清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时，外交实践已经建立了“China”与“Chineseness”的现代观念，而汉语的对应词便是“中国”和“中国人”。在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实践将“中国”作为“China”的对应词之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将梁启超的解决方案作为当时的一个典型的话，最终使用这一术语来称呼这个民族，应当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在上文已经引述的段落中，梁启超说，既有的王朝机构和外国观念（China，Cathay等）都不能提供一个可替代的方式来为“吾史”命名。“万无得已……称之曰中国史”，他写道，因为这一术语乃“吾人口头所习惯者”。大约三十年后，历史学家柳诒徵为“中国”一词的使用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证据。最近，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一词的意义变化既是与过去的决裂，也是对过去的延续。这一矛盾性抓住了现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矛盾关系。
为国家命名只是“发明中国”的第一步。更具挑战性的下一步，则是将领土、人民及其历史中国化。梁启超于 1902 年发表的《新史学》，便试图实现这一目标。既然“China/中国”的新观念是与欧洲现代性遭遇的产物，后者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工具，新的历史学科便是工具之一。其他工具还包括地理学、人种学和考古学。早在中华民国取代清朝之前，历史教育已经在制造“新国民”方面开始发挥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地理学，它试图带来一种关于“中国”空间的新意识。同时，考古学将“中国人”的起源带回到更加远古的过去。而人种学则在新兴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关系到从族群多样性中完成民族建构的任务。
不过，对于历史的考察仍然充满了矛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族群构成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将“天下”转变成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中国”这一全新的意识将中国视为在生物和文化上的统一体，这一观念与过去多民族之天下帝国的历史事实产生了冲突。族群意识不仅未能确认民族的同质性，反而使民族空间族群化了。1980年代以来，对“中华民族”的质疑再次成为学者考察的对象，这一次是由费孝通对于中国“多元一体”的描述引起的。费孝通在“民族自在”和“民族自觉”之间作了区分，这是对马克思阶级意识划分的一种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在将一致性带入到不完整实体时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费孝通所作的区分不仅表明了当下与过去的联结，而且指出了当下与过去存在的差异。

Answer 2

说法一：
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就在昌南（现在的景德镇）建造窑坊，烧制陶瓷。到了唐朝，由于昌南土质好，先人们又吸收了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的优点创制出一种青白瓷。青白瓷晶莹滋润，有假玉器的美称，因而远近闻名，并大量出口欧洲。在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起)改名景德镇。此时所制瓷器已负盛名，特供御用。
十八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制造瓷器，因此中国特别是昌南镇的精美瓷器很受欢迎。在欧洲，昌南镇瓷器是十分受人珍爱的贵重物品，人们以能获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就这样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代称。

说法二：
西方瓷器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明朝的时候，大批的中国瓷器产品就开始输往西方世界。波斯人称中国的瓷器为chini，欧洲商人在波斯购买中国瓷器也同时把一词带回了西方。后来，他们又把chini改为china，并且把生产china的中国也一并称为China。欧美人谈到China的时候，往往联想到China(中国)是china(瓷器)之乡。

说法三：
和秦朝有关。《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这一观点首先是罗马传教士卫匡国（Martini, Martin）在1655年最早提出来的。

说法四：
在公元前五世纪，东方的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因此，有学者认为“Cina”一词由来于丝绸的“丝”，其依据是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赛里斯人（Serica），由此认为“赛里斯”是由“Cina”转变而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和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周启澄先生。刘兴诗教授曾在论文《CHINA释义新探》中不仅提出， “China”一词源于丝绸，还认为：古时西土各国认定的“Cina”所在正是古蜀国，即今天的成都地区。“丝国”并非指今日中国的全境。

说法五：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疆域之庞大，影响之广，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总的来看，语言接近后世蒙古民族的形态。同属于通古斯语。因此，“Cina”一词的含义应该能够在今天的蒙古语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在蒙古语中的读音可谓与“Cina”非常相象，读做“赤那”，意思为“狼”。由于当时游牧民族强悍，以远播到欧洲。可能以影响到对中国的称呼。

说法六：
起源于印度古梵文“支那”。这个支那又作脂那、至那。文僧苏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认为China起源于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他研读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发现支那一词最早见于这两部著作，其原义为“智巧”。他认为，这是三千四百年前印度婆罗多王朝时彼邦人士对黄河流域商朝所治国度的美称。“智巧”与慧苑所说之“思维”内涵略有不同，想系词义因时代而演变所致。
从时间上来看，景德镇的陶瓷出现于东汉，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从专家们提供的资料看，“Cina”一词在印度梵文中的出现的最迟时间也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也要晚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印度梵文中的“Cina”和中国的“茶”、景德镇的“瓷”及中国秦国的“秦”并无关系。
关于赛里斯国的丝绸在西方的许多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在《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中，囊括了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期间九十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关于塞里斯国的记述。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提到的赛里斯国（Serica）。专家们认为，由Serica演化出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均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是这些国家对丝绸的称呼。但在印度梵文中记录中国的名称是“Cina”，而由此衍生出的英文是 “China”，波斯文是“Chin”，阿拉伯文是“Sina”，拉丁文是“Sinae,” 法文是“Chine”，德文是 “China”，意大利文是“Cina”。俄文的“中国”名称是根据公元九世纪的辽国“契丹”（KITAN ，kitai）的音译得来的。很明显，在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述里，那个生产丝绸和贩卖丝绸的赛里斯国（Serica）和古印度梵文中的“Cina”，代表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指的并不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说，“Cina”与“丝”并无关系。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