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民国以来,尤其是到五四运动、大革命和抗战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历史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虽然是红极一时的名流,却也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处在旧中国专制统治、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个人的经历充满着惊险,受到的不幸遭遇和待遇,更是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无法磨灭的。然而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他在执行国民大革命的错误决策以及后来的“托派”问题上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又有着种种是非的历史人物,我们该如何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此,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表彰,还是责难,都必须直面历史真实,厘清界限,清楚是非。因此,本文是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和过错两方面进行阐述,理性的对其一生作简要、客观的评价。
一、 伟大历史功绩
由于陈独秀的历史经历奇特、显赫、曲折、跌宕,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他的毁誉纷呈,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否定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正是他的卓越贡献,所以人们至今都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永远的把他载入了史册。
对此,陈独秀传记的一位作者指出:“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
孙中山。那么从1915年
《青年杂志》创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1]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新观点。
从陈独秀的历史业绩来看,主要体现在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作用以及建党上的地位和在大革命之前的领导工作上。
他所创办的
《新青年》影响了几代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了永远的后来者。陈独秀曾在
《敬告青年》一文中说:民主和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他正是高举着这两面大旗,领导了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启蒙了一代热血青年。这本杂志被当时的青年誉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可见《新青年》杂志及陈独秀在青年中影响之深,连
毛泽东也称其为“自己的楷模”[3]
郭沫若也说:“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4]
作为一位“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运动的最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人,被誉为“学界重镇”[5],可以说5000年以来前无古人,毛泽东也赞他为“思想界的明星”[6]。他的许多著作中的精华,更是祖国文化精神的珍贵遗产和宝藏。
五四运动在他的影响和培育下,为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和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件大事。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还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毛泽东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7]这个评价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毛泽东还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的关键时刻给了我最重要的影响”,“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8]
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也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确实,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仅点燃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功绩将永留史册。
二、主要错误
1、大革命中的错误
陈独秀先生从叱咤风云、光耀辉煌,再到罢黝离党、曲折跌宕,其一生命运的突然转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败。
过去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已翻过了好多页,我们也应当拨开历史迷雾,冷静客观的来审视当时的历史和陈独秀的命运。
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共产国际右中有左,左中有右,操纵一切。第五届党代会之后,临时中央已把陈独秀排除在外。对此,陈独秀说过“叫我如何领导?”并曾提出辞职。随后在共产国际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八七”会议又对他缺席批判,加以罢默。陈独秀毫不讳言,他作为总书记,也受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错误,愿承担责任;但在共产国际支配下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为此两次拒绝到莫斯科。
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了”,“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是要负责任的”。[9] 陈独秀在承认和承担错误的同时,还把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为,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10] 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苏联在遥控,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持不同意见,并在事实上有过抵触,但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从而保留自己的意见。“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
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维经斯基、布勃诺夫、鲍罗廷等错误造成的,他们对这三次‘妥协退让’乃至其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如果说陈独秀在这三次‘妥协退让’中也有责任的话,那也只负次要的责任。”[11]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定论”,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操纵下的中共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12]
毛泽东也表示:“大革命中,我们党犯过右倾错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党又犯过三次‘左’倾和抗战初期一次右倾错误,都是来自第三国际。”[13]
现在,随着俄罗斯档案新材料的开放和利用,史学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责任进行深入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只能承担执行错误路线的次要责任。对此,有人统计过,1923—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会议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都得听命于莫斯科。等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把一切责任推向陈独秀,把一切错误也推给陈独秀。
既然如此,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因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而延续下来的关于“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认识,随着今天对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也应该矫正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不能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于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的领袖,即便要负部分历史责任,也只能是相应的执行错误决策中的连带责任。
2、加入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的简称)的错误
这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犯错误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他参加“托派”,与党发生分歧,干扰了党的革命斗争,并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14]即使后来他被捕关在国民党监狱里,也没有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面前屈服过。
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也是反对分裂和破坏党的,当他看到托派的主张不利于抗战,与自己的抗战救国的愿望相悖时,竟对托派给以严厉批评,出狱后断然拒绝了与托派的联系,并申明与其“各奔前程”。[15]
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汉奸”、“叛徒”。过去强加给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已经被党的文件和历史资料一一否定了。
三、简要评价
历史已经过去,当再次回顾先烈走过的路时,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进行理性的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我们无需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毕竟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既是中国革命极其复杂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而他作为党幼年时期的领袖,自然就注定了他免不了要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领袖当作神,更没有必要从反面神化他,我们应该把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看待,不夸大、不贬低,还他一个真正的面貌。这样才能更客观更公正地评价陈独秀这位重要党史人物。
就其贡献而言,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倡导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作为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引导时代前进的。不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还是传播马列主义,乃至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仅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驱,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乃至20世纪的精神领袖等光环和荣耀形容都不为过。郭德宏也在《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中说他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一个杰出表率。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共产国际、党以及自身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和全党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作为那个复杂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他没能超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中国的国情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下,不善于玩政治的陈独秀就难免会发生某些失误。
但是,人们却一直习惯于一笔抹杀陈独秀前期的巨大历史功绩,而无限夸大他后期的重大错误,把陈独秀粉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甚至托洛茨基主义代名词。很明显,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及开除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而廖盖隆的结论是:“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任建树先生也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陈独秀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树铜像予以纪念。”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为国家民族奔波奋斗的一生,是大公无私的一生,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必须指出,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和错误。但是,陈独秀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劳去掩饰其后期的错误,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错误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劳。对于陈独秀早期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地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因此,我们可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立场来评价陈独秀,虽然犯有错误,但相比其功劳,错误是次要的,功劳是第一的。我们应当宣传他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高举陈独秀最先举起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三面旗帜前进,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个客观真实的陈独秀一定会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