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的形象

如题所述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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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0-28
《阿Q正传》的主人公,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说自己是“胜利者”。
:《阿Q正传》是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一个斯芬克斯式的谜,是鲁迅“反省”文学的巅峰之作。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既非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更非剥削阶级统治者腐朽没落的精神状态,而系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根源就存在于我们历史悠久、传统强大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鲁迅冲破古往今来一切传统思想传统手法传统审美观念,创造出“我的阿Q”,“本意”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革除贫穷、愚昧、落后、野蛮、禁锢,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鲁迅正是在对我们活的历史传统与生活之流整体的非凡理解及把握中,才创造出了“我的阿Q”或通常所谓“阿Q精神”。阿Q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未庄的男男女女或形形色色的阿Q,只管眼前,怎样方便怎样行事,其余一切,什么事实,什么是非,什么平等,什么长远,宁肯不管,得过且过,昏天黑地硬胡混,混一天是一天。愚而诈、呆而坏、刚而奴是他们共有的心理习惯。阿Q精神实际上就是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极其深广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源远流长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传统小生产远不止是封建主义的基础,小生产意识及其习惯势力,远比剥削阶级统治及其思想影响更大,更悠远,更广泛,更根本。传统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 方式,居住状况,交通状况,交往程度,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思想水平,都决定了农民整个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根本不可能健全起来。
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的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的阿Q精神,鲁迅视之为“国民性”,有时称之为“国民的弱点”,有时又称之为“国人的魂灵”或“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诸如此类独特的思想观念,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依鲁迅之见,人对社会负有责任。国家民族不行,是因为人民不行,人民不行是由于制度不行,制度不行是由人民思想落后,观念陈旧,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冲不破“古训”所筑成的高墙。
整个地看来,鲁迅关于阿Q“人格”的见解,堪称是一个先知式的预言。这个预言以其水晶般美妙透彻的思想阐明了“国民性”与中国革命及其未来的之 间结构关系,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阐明了的农民革命二重性或固有缺陷论,惊人地一致;跟毛泽东的农民观相互对照彼此辉映,给人无穷无尽的启示。
鲁迅在创造“我的阿Q”的时候,高度的自觉、全面、透彻、有机地把握了人—环境—细节三位一体的真实;利用传统冲破传统同时又不被传统所利用,从而抓住了时代的根本问题并大大超越了时代。鲁迅一生论及或提到《阿Q正传》的文章,计二十余篇。一位作家,竟会围绕自己的一个“短篇”,十余年如一日,写出这么多的文章,古往今来不知可有第二个? 1936年7月19日,重病中鲁迅,就《阿Q正传》致信一位左翼电影家,曾发出“不如不作也”的感叹!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对“我的阿Q”遭遇刻骨铭心,如此沉痛的感叹,乃是赤裸裸“绝望之为虚妄”,启蒙主义大悲怆……
中华民族,生于大陆,早营农业,史前氏族公社高度繁荣,历史上凭农业立国,高度充分发达的古代文明肇始于源远流长的农业母体。古代,重要的改朝换代,大都通过农民战争;近代,农民尽自己力量抗击列强;现代,革命主力是农民;当今,凭手工劳动的农民仍占压倒多数。农民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影响之深远无与伦比。农民是集我们民族的荣耀与屈辱或优点与缺陷于一身的典型,是传统文化的最大载体。中国人或多或少要受农民及其传统的影响。在走向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农民及其传统问题,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具体的途径,得依靠长期的、反复的、坚韧的实践才能探明。处当今之世,若放任传统农民的思想行为方式,忽略小生产传统及其习惯势力的影响,必失去对现实的基本感觉。依照列宁的说法:“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
倘中国确曾有过“造神运动”,那么我们更应该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解剖自己或自己解剖,而不能仅仅去责怪别人。逝者逝矣。来日可追。放眼望去,人类历史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落后;也提供这样的证明:落后变先进;但人类历史仿佛还未曾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一个非常极端独特的例外可能是犹太文明。现代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从原出发点开始是可能的。谁敢断言我们不能再创辉煌再给文明人类提供一个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辉煌证明?倘若不能步入这辉煌,伟大光荣的中华“民族魂”,浩浩世界中的“中国心”,都无法自己安宁。犹太人是怎样的善待历史珍重苦难,吾人岂能无动于衷?哲人言曰: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旧邦新命”者也。“旧邦新命”者,现代化也。近代以降,先进化落后,备受列强欺凌,内忧外患,“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人精神觉解巅峰的永恒之光,光耀世界,希腊人引以为荣。鲁迅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我的阿Q”又何尝不应当如是观?吾人正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必须深切意识到不断变化中的“我的阿Q”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是这存在的一部分,方有真正的精神觉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我们“失落”的那另外一半就是现代化,就是科学与理性精神。我们要“寻找”,永不停歇地寻找,在这块流淌过无量汗水无量血泪的古老土地上,切切实实自做功夫,为自己挣得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走出历史的循环,以完成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否则,雄踞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历史十字路口的斯芬克斯“我的阿Q”就要把我们吞下去。
第2个回答  2007-10-28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声明文物之邦,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 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第3个回答  2007-10-28
主人公是阿Q
阿Q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未庄的男男女女或形形色色的阿Q,只管眼前,怎样方便怎样行事,其余一切,什么事实,什么是非,什么平等,什么长远,宁肯不管,得过且过,昏天黑地硬胡混,混一天是一天。愚而诈、呆而坏、刚而奴是他们共有的心理习惯。阿Q精神实际上就是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极其深广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源远流长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传统小生产远不止是封建主义的基础,小生产意识及其习惯势力,远比剥削阶级统治及其思想影响更大,更悠远,更广泛,更根本。传统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 方式,居住状况,交通状况,交往程度,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思想水平,都决定了农民整个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根本不可能健全起来。
阿q精神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第4个回答  2007-10-30
最典型的就是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以达到内心上所谓的平衡,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也可以稍微借鉴一下...太多人去追求多余的东西并对人对事太过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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