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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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知道在攻城掠池和自我保护时使用生物手段。赫梯王国，位于古代小亚细亚，以其骁勇善战闻名。赫梯人在公元前1325年攻打腓尼基人城市士麦拿时，首次出现“赫梯瘟疫”的说法。特雷维萨纳认为，这种瘟疫与当时的兔热病第一次记载相关，表明赫梯人可能使用感染兔热病的绵羊作为生物武器，导致对方人员染上致命疾病，是赫梯人无往不胜的重要原因。在赫梯历史上，国运不济时，也曾遭遇邻国阿尔扎瓦王国的进攻。绵羊神秘出现在街道上，导致兔热病在阿尔扎瓦蔓延，使赫梯的进攻失败。史料显示，阿尔扎瓦人当时就曾怀疑这些绵羊与城中蔓延的瘟疫有关。意大利学者特雷维萨纳断言，赫梯人最早使用了生物恐怖手段，染病的绵羊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859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作战时，15000人中有12000人因霍乱丧失战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交战双方因病毒性流感而病倒者多达5亿，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远超战死人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工场——731部队。日本在中国10余个省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战剂，导致鼠疫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湖南常德和浙江宁波。日本甚至拿活人做细菌试验，导致3000多名中国军民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广泛研究和使用生物武器，组建专门的细菌作战部队，即731部队。1940年7月，日军在浙江宁波用飞机投撒伤寒杆菌、霍乱弧菌和带鼠疫的跳蚤。1942年夏，又在浙赣铁路沿线投放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死亡。美国研制生物武器始于1941年，规模超过德国和日本。1950年，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多次使用鼠疫、霍乱菌和脑炎病菌，伤害中朝军民。在朝鲜战场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用生物武器近3000次，造成志愿军和朝鲜平民感染死亡。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巨大，一次泄漏事件就可导致大规模死亡和长期疫病流行。专家估计，生物武器的理论杀伤力是无限大的，且可以长期存活在土壤和水中，遗患无穷。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需少量菌种在容器中培养即可。即使在实验室规模，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需少量菌种冷藏，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自70年代以后，分子化学的突破性进展推动了基因重组技术的发展，即遗传工程，也被称为基因工程。基因工程在军事领域迅速应用，一些军事大国竞相研究基因武器，但这种研究无疑打开了人类的地狱之门。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教授警告，实验室的基因工程操作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如将艾滋病毒与感冒病毒连接，或移入鼠疫杆菌或致癌基因到大肠杆菌中，导致全人类灭绝。生物武器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由德国作为主要研制者，使用少量致病细菌作为战剂；第二阶段自本世纪3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主要由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作为主要研制者，战剂种类增多，施放方式以昆虫为主，后期开始应用气溶液撒布，污染面积显著增大，并在战争中实际应用。

现代生物战剂按照形态和病理主要分为病毒类、细菌类、立克次氏体类、衣原体类、真菌类和毒素类。病毒类包括天花病毒、马脑炎病毒、热病毒等；细菌类主要有炭疽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立克次氏体类能导致斑疹伤寒、战壕热等流行疾病；衣原体类主要有鸟疫衣原体；真菌类主要有球孢子菌、组织孔孢浆菌等；毒素类主要有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糖毒素等。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于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已超出了细菌范畴。生物战剂的杀伤力巨大，且可以长期存活，遗患无穷。基因工程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无疑打开了人类的地狱之门，因为这种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可怕的基因武器，使人类面临灭绝的风险。

扩展资料

生物武器是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破坏植物生长的各种武器、器材的总称，它可以使人员、牲畜、农作物等致病或死亡。生物战剂包括立克次体、病毒、毒素、衣原体和真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