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青年科研人员，困在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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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晖，一名即将迈入35岁的科研人员，正沉浸在一场噩梦中。这个梦里，他和家人生活拮据，前途未卜。对他而言，这一年是最后申请青年基金的机会，这是他能否晋升副教授的关键。一旦申请失败，非升即走的制度将意味着他的职业道路将陷入困境。他的妻子作为全职妈妈，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巨大。

李蒙，一位同样面临35岁“大限”的科研人员，正经历着连续的挫败感。他刚提交了青年基金申请，两个月以来，每天仅能保证四小时睡眠，修改申请材料数次。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他已失败两次，深知手里没有实质性成果的他，正面临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科研人员而言，他们面临着职业发展与个人生活的重要阶段重合的挑战。中国科研人员数量激增，年轻化趋势明显，但职业道路的不确定性、职场竞争、生存焦虑和年龄危机如影随形。

在科研的金字塔顶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掌握声望与权力。研究过程中，科研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存在。资源有限，晋升门槛层层加高，有人停滞不前，有人跌落，有人戏称自己只是“分母”。

面对压力，一些科研人员感到压抑和绝望。课题的新颖性、导师的安排、周末和假期的加班，以及成果的产出困难，都让他们在退站与留下之间徘徊。有人选择离开“985”高校，面对考评和领导的指令，无法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做，成果为零。

互联网中，人们发现了一些恶性事件的线索，包括博士和博士后的自杀案例，以及科研人员的早逝，年龄最小仅31岁，正值科学研究活力最旺盛的时期。调查数据揭示了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年间，科技工作者抑郁和焦虑的比例逐渐升高。

在制度化的压力下，科研人员的时间被严密规划，申请基金、竞逐职称等都直接关联到科研经费、学术资源和声望。失败意味着后续申请的劣势，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从青年基金的申请到副高职称的评定，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章林，一位在工作第7年拿到副高职称的科研人员，已经失败3次，那几年他常在睡梦中惊醒。他所在的研究所每年有七八个助理研究员申请副高，名额只有2个。大家都很优秀，加班加点干活，积攒的业绩几乎相同。为了评上副教授，他不得不“水论文”，做些创新性低、容易产出结果的工作，甚至拆分论文以增加数量。

金文，一名高校教师，意识到作为科研从业者，“躺平”意味着付出代价。在研究所工作时，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师们几乎没太多学术热情。相比之下，志在金字塔更高一阶的年轻人无法停下脚步，投身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程旦，一名入职华南一所“985”高校的助理教授，面临预聘考核，尽管合同没有明确“非升即走”，但留任名额有限。为了晋升，他和同一批入校的青年教师只能拼命攒筹码。如果无法完成合同考核指标，晋升副教授将变得遥不可及。

对于那些“非升即走”失败的老师来说，未来之路何去何从？一些人选择“内卷”，一些人选择“躺平”。然而，无论是过度竞争还是退出竞争，都反映了青年一代在中国社会竞争白热化处境中的焦虑与挣扎。

在这条充满挑战的科研之路上，金文和其他受访者报告了工作压力大、收入低、无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困境。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两手空空，而女性科研人员的困境尤为凸显。

上海交通大学的沈洋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李秉勤针对高校女教师的调查揭示了生孩子与发论文之间的直接冲突，这是她们面临的最严峻困境之一。

叶小楠的故事反映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选择困境。他对比了企业和高校后，选择了后者，但也不乏挫折与变数。政策的变动、合同的更改，都对科研人员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科学的殿堂中，科研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从入门到金字塔顶端，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面对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社会环境、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时代，科研之路上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大多数人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面临着停滞不前或滑落的风险。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他们必须不断适应，才能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