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小金库,皇帝的钱都是谁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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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个传统,就是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往往是分开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但因为天下为公,皇帝难免把手伸进国库,把国库里的钱偷进皇家的小金库。
遍天下,无王之地,无王之臣。既然家国一体,那么皇帝就不应该有什么私房钱,更不应该设立私人金库。即便如此,其实在清朝之前,皇帝还是有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小金库。是个小金库,但其实不小。里面的钱可能比国库里的钱还多。所以皇帝的小金库并不缺钱,而是私了。
以西汉为例。
当时国家规定的土地税、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出售爵位和爵位的收入、专卖盐铁的收入都归国家所有；土贡的生产,山泽园池,关税和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室所有。有意思的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做口头钱,每年23,其中20归王室,3归国家。也就是说,天皇夫妇和子女的很多挥霍性开支都来自于3到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儿童人头税对普通人的影响有多大呢？
根据历史记载,大臣龚宇告诉皇帝,一些家庭在孩子出生时就被勒死,因为他们无法支付他们的嘴巴。按理说,一个孩子一年23便士看起来不算多。至于活活勒死自己的孩子？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原来每个孩子每年23条只是上面的规定,下面的执行却变成了一年内多次重复征收。另外还有各种地方附加费,金额已经是规定的好几倍了。汉武帝把孩子的人头税从7岁提前到3岁。下面征收的时候,往往是孩子落地就要交税。因此,儿童人头税在民间造成了大量杀婴现象。可见汉献帝的小金库是如此罪恶累累,血迹斑斑。
即使到了这一步,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汉灵帝还是不满足,总是想方设法创收,于是开了一家大店,专门批发官帽,毫不客气地把卖爵位、封号的收入转到自己的小金库里。为了使他的官帽批发部生意兴隆,他在西苑设立了官官交易所,与一些热衷买官买官的人讨价还价。名门望族崔烈500万买了一块司徒,问儿子大家对他官购怎么看？他儿子实话实说,评论家们觉得很臭。卖官铜臭,但比起收钱逼穷人杀婴,似乎还不是最恶的。
以宋朝为例。
此后的朝代基本都是这样。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图书馆,名叫朱峰图书馆,每年省下的国家财政都藏在这个图书馆里。初衷也是作为财政储备,应对国家突发事件,但后来改变了性质,变成了皇帝的金库。
当然,一旦国家遇到战争、饥荒等重大事件,大臣们总是念个不停,希望皇帝破点钱,从小金库里拿出点私房钱来渡过难关。有时候连掌管财政的三司官员也会厚着脸皮跑到皇帝那里借钱。皇帝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要借钱给政府。政府虽然清廉,总能按时归还皇帝的私房钱,但即便如此,皇帝也受不了这种所谓的借钱。
真宗不得不规定每年从小金库中拨出60万给三司,同时颁布三司断绝,不得再假贷的诏书,同时又无情地规定国库中保管的钱帛数量不得向他人报告,违者斩首。因为这种家法,谁也不知道宋朝皇帝到底有多少私宝。在宋高宗时期,有传言说他的小金库每年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宋朝皇帝虽然不情愿,但有时还是会把小金库的钱拿出来支援政府。
明朝以后
明朝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勒索政府,把国库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动不动就把国库的几十万银子搬到内库,成了政府最常见的事情,最多的时候,他居然拿了两千四百万银子。
面对内忧外患,政府无钱支付军队,皇帝却嘱臣子作国家之长策,不要内部经费。意思是大臣们要拿出长远的解决办法,不要总想着皇帝的小金库。皇帝也得活啊！
大臣们没有办法,只能加税,只好向老百姓缴纳三种附加率:辽率、剿率、练率。所谓三率,是指训练军队、征服东北后金、镇压李自成的军费。除了三率之外,报销也分摊到大臣身上。三率和报销激起了天怒人怨,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明朝在这种财政困境中崩溃。李自成入京后,发现崇祯皇帝小金库的财宝堆积在宝山,达3700多万,于是组织数千骡马和数万骑兵护送这些财宝回陕西老家。崇祯皇帝很努力,却只是为别人积累了占有。
清朝区分了国家财政和皇家私人财政,也就是说,没收了皇帝的小金库,结束了明朝前后中国历代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分的历史。皇帝的小金库被没收。当然,这并没有影响皇帝的日常开销。皇帝要花钱,随时可以从户部提取只要户部还负担得起。这样,户部除了管理国家财政,就成了皇帝的私人金库。当一个皇帝挥金如土,或者奢侈浪费的皇室成员太多,国家财政就会承受很大压力,容易变形甚至瘫痪,导致社会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乱花钱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现象数不胜数,但毕竟一个人的铺张浪费还是有限的,而整个皇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一个利益必须得到保护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花销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尤为可怕。那些忧国忧民的朝臣对此毫无办法。毕竟就算是全世界也是别人的。你没有得到更多零花钱吗？但是有时候这个零花钱大的惊人。
就明代皇室而言,建国初期只有几十人,但到了万历时代,人口已近20万。皇族人口的膨胀成为明中后期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万历以前的嘉靖时期,就有人已经把北陆、黄河、宗室视为社会的三大祸害。
按照明初的规定,藩王米露和太子有一年的俸禄,但后来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降低发放标准。但即便如此,在嘉靖时代,皇室米露仍达到853万石,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最初的设计,南方各省向北京提供400万石大米,北方各省向边防军提供800万石口粮。
然而,宗室米露实际上超过了军粮,这严重破坏了财政安全。甚至抚养皇室成员都成了问题。世界是什么样的？其重要表现是军饷无法正常发放,地方灾害无法补救。前者导致军队哗变,后者导致各地流民。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财政安全,政府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导致农民的反抗。财政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最终病入膏肓,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明朝如何在内忧外患下生存？
基于明朝的教训,如何使皇权财政独立于国家财政,避免其对国家财政安全的损害,是清朝统治者考虑的重大问题。清朝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设立内务府,职责是管理皇室的财政,与掌管国家公共财政的各户共进晚餐,保持相对独立,互不干涉。户部通常每年只需拨十万两银子给内务府,作为皇帝的开支。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户部拨款给他。皇帝为了维护花钱有方、爱民节俭的仁君形象,一般不会主动向户部提出这类要求。
清朝皇帝的做法
官家厨房用膳制度在清代财政的正常运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项收支运作都比较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务关系已经完全理顺。其实问题还是很多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因为皇帝不方便向户部伸手,个人开支受到制约,不得不另想办法弥补。
清朝的时候,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就是让地方诸侯缴纳罚金。除了少数例外,所有收益都交给内务局没收并上交内务局财务。罚款少则一万二,多则三万二。最常见的一次是乾隆五十九年,两淮和权得盐政被罚上缴银行,达38.42万两。
另一种方式是任命内务部官员负责盐务管理和清税,向商人榨取钱财。从清朝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基础,商业是目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能随便增加农民的负担,但伸手给商人,关系不大。所以清朝征收盐税和关税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皇帝自己管理,皇帝任命内务府的包衣。比如两淮盐税最大,那么两淮盐政就必须是内务府的一员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曹家则是包衣。关税方面,广东海关数量最多,所以乾隆时期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后,广东海关一直由内务部官员监管。
在清朝,皇帝任命内务府的官员担任征收更多商业税的重要职位。目的之一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补充内务处的血液。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赚钱的同时,当然也不忘自己发财,导致商人负担加重,商业秩序混乱,商人与官员发生冲突。特别是广东海关赚钱的做法,多次引起中英冲突,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皇帝可以通过任命内务府官员控制盐税和关税,要求地方官员缴纳罚款,获取利益,保证了内务府财政的有效运转。而地方官员从国家财政获得的公务收入极其有限,又要想方设法谋取灰色收入和贪污贿赂,导致税收征收中收入浮动和司法不公的现象,不仅使基层单位运转不正常,也加剧了官民矛盾。另外,清朝皇帝虽然不能随便要钱,但毕竟不是刚性约束。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慈禧曾向家眷要钱修建颐和园供她晚年享用,于是挪用侵占北洋水师军费成为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金融是国家的神经。如果这个神经不正常,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恐慌和混乱。中外历史上无数史实表明,金融制度的缺陷是诸多社会乱象的深层根源。要减少社会混乱,就要让金融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重要的是区分国家财政和皇家私人财政。国家财政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而私人财政只代表小团体的特殊利益。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必须明确区分,防止小集团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成为私人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