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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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时期，哲学家们开始对认识的来源、可能性与主体能力进行考察，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认为，知识的获取可以通过学习、经验积累以及理性思考，这体现了一种感性与理性并重的合理思想。孟子则发展了孔丘的唯心主义成分，提出了一种错误的“生而知之”的理论，强调通过内心探求来获得知识，形成了“反求诸己”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然而，孟子依然重视主体的认识能力。

道家学派《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强调通过神秘直觉方法体验“道”，达到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庄子接触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矛盾，提出了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但陷入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墨家学派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感觉经验是认识来源和真理性标准。墨翟提出了关于判断言论是非的“三表”或“三法”，强调以历史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政治实际效果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墨经》继承和发展了墨翟认识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倾向，提出“知，接也”的朴素反映论观点，初步联系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齐国稷下的唯物主义者明确区分了主体与客体，强调“知”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治心”与“修此”对于“知彼”的重要性。他们初步揭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

战国末期的荀况批判并发展了先秦诸子的认识论思想，建立了系统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他强调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并通过理性思维加工整理知识。在知行关系上，荀况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提出了“辨合”、“符验”作为认识的真理性标准。

汉唐以后，东汉的王充从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实知”、“知实”说，并强调“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认为只有任耳目与开心意相结合才能辨明虚实、判定是非。

唐代的刘禹锡在朴素辩证法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命题，区分了“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并指出了天人彼此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体现了把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考察的思想。

宋、明时期，围绕知识来源与知行关系的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进行了长期论争。程朱学派认为知是人所固有，但必须通过格物致知，强调知是行的基础，宣扬知先行后。陆王学派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强调知识来源于内心，提出了“知行合一”说，抹煞了知行界限。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宇宙观基础上，运用朴素辩证法思想批判、改造了佛学中的能、所关系，论述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认识观，坚持唯物主义原则，主张通过格物穷理致知的功夫发展认识能力。他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认为正确认识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认识论方面缺乏独创性研究。严复接受了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影响，运用西方实验科学和逻辑的归纳方法，批判封建独断哲学的先验论。章太炎强调概念抽象的用途，具有唯理论倾向。孙中山探讨了认识论问题，将知的范围扩大至宇宙，赋予行新的内涵。在知行关系上，他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虽然包含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轻视实践的缺点。

扩展资料

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又称知识论。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强调认识是人对客观实在的反映，申明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进一步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