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文 / 西河居士
很早就想写篇关于父亲的文字，也许是我的懒惰，也许是感到父亲太严峻，也许怕自己的文字写不出深深的父爱，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今年春节回去与父母团聚，很开心地过了个团圆年。但明显地感到父亲身体不如从前，老年性哮喘折磨着他老人家，一冬感冒多次。面对苍老的父亲，我的神经被深深地刺痛了。我知道，父亲已经来日不多，每每想到此就不由得潸然泪下。
父亲的生日是农历2月28，再过几天就79岁高龄了。母亲比父亲小两岁，兄弟们也曾在一起议过到父亲80岁生日时，给两位老人搞个祝寿仪式。但这个提议被父亲否决了，再说我也不赞成搞。原因一是我们都不是做大官的，不是凭借祝寿聚敛钱财。二是许多给父母祝寿的人家，仪式过后老人却很快告别了人世。我本不相信迷信，但为了父母的长寿，还是不搞的好。只要父母在世吃好穿好、心情舒畅就可以了，何必图那个形式。
父亲平时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由于父亲在外工作，一月半载很难见父亲一面。每当父亲回到家的时候，心里对他总是充满了怯惧敬畏。父亲其实很慈祥，和颜悦色地对我，但我总感到生疏。记忆最深的是，父亲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父亲就说：“以后别人问你，你就说为人民服务”。文革的色彩很浓厚啊。我们看到的父亲总是严峻的表情。这也许是父爱深沉，不轻易外露，严父一说大概缘于此吧。
父亲工作责任心极强，不甘人后。父亲旧社会在私人店铺当学徒，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直在百货公司工作。做过营业员、商店经理，一直干到80年代初期退休。每次到商店，看到父亲笑容满面地接待顾客，才真正看到了父亲慈祥的一面。那时候，提倡学习张秉贵，对顾客要像一团火一样热情。当营业员是十分辛苦的，每天要站10个小时以上，不能坐着接待顾客。文革期间父亲还经常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跟会赶集，真是风餐路宿，受尽了苦楚啊。即使父亲做了商店经理，还照样坚持站柜台。由于工作出色，是单位的老先进、老模范。
父亲十分勤俭节约，不讲吃穿。营业员的生活待遇很低，月工资不足40元，还要给生产队交钱买工分（我们家没有劳力，给队上交钱才分给口粮。因为经常无力缴纳被称为欠款户）、供我们弟兄4人上学。父亲每个月的口粮标准是28斤，其中60%是杂粮，在过去副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标准根本不够吃。每次到父亲那里，最开心的是可以吃一顿白面馒头。一个馒头2两，我吃两个馒头根本不够，但我也知道我吃的多了，父亲就没什么吃。所以，总是吃半肚子。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临退休的时候也舍不得买一块手表，还是我工作后与爱人一起花90元给父亲买了块蝴蝶牌手表。
父亲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不惯孩子。我们弟兄四个，每个人的成长都倾注了父母的大量心血，虽然吃不饱、穿的差，但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十分重视，宁愿自己辛苦也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他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本分，不能胡来。56岁的大哥作营业员、采购员，经济帐目很清楚，过日子兢兢业业。三弟是教授、博士，对父母十分孝敬。四弟在乡镇担任领导职务，工作上小有成就。我们兄弟四人团结和睦，妯娌之间关系融洽，周围许多人都十分羡慕我们这个大家庭。当然，在父亲身上也有封建家长制的作风。我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因谈的对象不是商品粮户口，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你的婚姻问题，你拿一半意见，父母拿一半意见”。虽然谈不上棒大鸳鸯散，但每每想起此事，我总是耿耿于怀。
父亲热中于村里之事，不辞辛劳。父亲退休后，负担反而加重了。一辈子在外工作，快60岁了还学干农活，“摇耧装车铷麦菅，扬场使的左右锨”，几乎没有他不会干的农活。也许正是退休后20多年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才有父亲今天的高寿。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德高望重的父亲是当然的统事者。父亲是他们那辈人的老大，对十几个弟弟妹妹倾注了长兄的关爱，所以在上辈人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和威望。
天下的孩子都有父亲，天下的人都享受着父亲无私的大爱，但任何人也无法报答父亲这种高山般的爱。所以，尽孝当及时，应趁父母尚健在的时候，常回家看看，对父母多一点关爱。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3-12/1747000.shtml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千百万劳动妇女中普通的一员。母亲属牛，在她身上有牛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
对于母亲的过去，只是零星听父母辈说过。母亲生于共和国成立那一年，与共和国同岁。母亲生于贫农家庭，兄弟姐妹共六人，母亲排行第三。母亲读过两年小学，在三年级的时候辍学归耕，用稚嫩的肩膀分担了外公外婆的负担，一直到母亲二十岁那年在亲戚的介绍下嫁给了父亲。
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家里也比较贫困。父亲共两兄弟，他是老幺。在婚后不久，父亲便和大伯分了家。由于婆婆的偏心，仅分给了父亲一张小方桌、几条板凳和一座破旧的茅草房，于是母亲跟着父亲过起了艰苦的生活。
母亲共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女孩。在“重男轻女”严重流行的时代，为了要一个支撑门面传宗接代的儿子，母亲参加了“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受尽了惊吓。由于母亲前四胎都是女儿而大伯家生的是儿子，婆婆便把全部的疼爱和关心倾注在伯妈一家身上，不帮母亲带孩子，甚至狠心到在母亲坐月的时候也不帮忙洗尿布，在后来伯伯家的不孝顺而母亲不计前嫌细心照顾是婆婆没有想到的。父亲成天在外，母亲只得冒着凛冽寒风在刺骨的冷水中洗尿布，（女人坐月的时候是不能碰冷水的，否则有可能引起后遗症。）每当说到这些，母亲就情不自禁地掉下辛酸的眼泪。
在母亲生老三的时候，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贯彻执行下来，父亲因为生“黑人”丢掉了在大队上抽水的轻松美差，让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雪上加霜，断绝了唯一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在遭受生活的打击后不久，母亲又遭受了丧女之痛。母亲生下老四后，便舍痛把她送给了别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老四就染病夭折了。儿女是母亲血管里的一滴血身上的一块肉，当时母亲一定是非常悲伤痛苦的。在老四夭折后的两年，也就是母亲三十岁的那年，我便出生了。我出生的时候，父母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在后来我长大后，很多长辈告诉我母亲为了生下我所遭受的磨难和痛苦，讲述了计划生育小组的冷酷蛮横。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眼睁睁看着计划生育小组用暴力把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担走而且颗粒未剩。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母亲为了全家的生活拉着沉重的箩筐不肯放手最后被他们推倒在地。计划生育小组是由村上的好事村民和干部组成的，个个凶神恶煞就象父母给小孩讲的故事中的土匪一样，我们小孩戏称他们为“棒老儿”，只有这类人没有一丝仁义做尽绝事。没有了口粮，父母只得东奔西借全家人勒紧裤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小时侯，能吃上一顿白米饭便是一种奢侈了。记得每顿饭煮熟后，我便守在锅边缠着母亲吃“帽儿头”（帽儿头是方言，其做法是将稀饭盛在碗里，然后将米汤倒出，最后把碗罩到另一个碗上再翻过来，表面就象帽子一样，然后我在光滑的“帽子”上插上眼往里面灌酸萝卜。）。满足了我的要求过后，锅里就只剩下一锅米汤和几片菜叶了，他们喝着很稀的粥看我玩吃饭的把戏。
我一直佩服父母亲的干劲，在我们兄妹四人很小的时候，他们背着我们起早摸黑上坡开荒，在“自留地”里种下全家赖以生存的部分口粮，父母硬是凭一股干劲用肩头把茅草房变成了泥瓦房，由泥瓦房变成了砖瓦房。刚把新房建好后，我们兄妹四人也该上学了，东挪西借后共拉下了几千元的债务。由于地少人多，每年年末都要借粮度日，直到我读初二那年家庭生活才发生质的改变。在那一年，父母承包了别家的土地，那个时候，母亲早晨五点就起床晚上十二点或者凌晨一点才息灯就寝，在父母的辛勤劳作下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让全家人吃上了饱饭，而且仓库里也关上了粮食。粮食有了剩余，母亲便养起了家禽，我家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观。从此，母亲不仅家里忙，还要帮着父亲干山坡上的活，母亲象父亲一样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母亲不仅是干活的能手，也是治家的一把好手，不管是贫困时期还是生活改观后，母亲总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做饭菜时也能用仅有的东西做出花样多且可口的饭菜。虽然父亲脾气有点暴躁，偶尔和母亲吵架闹矛盾，但在母亲的忍让下，屋子里经常飘逸着爽朗和睦的笑声。
在我读初一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到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读书，母亲在家的情况便不大清楚了，我想还是一往如旧吧！母亲总是每天重复着他复杂繁重的生活。那个时候，每隔两个星期放一次假，每次回到家，母亲都明显的瘦了，头发也花白了。自那时起，我狠下决心发奋读书，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让父母坐享清福。在一九九九年，我离开了家乡到三百多里外的大城市读书，我和母亲见面的次数便很少了，经常一年只能相聚两次。每当在异乡躺在床上回想心事的时候，母亲劳作的影子总在眼前浮现。最高兴的是放假的时候，每年寒暑假，我都迫不及待地往家赶，而每次回家便发现父母憔悴苍老了瘦弱了许多。在家的日子，时常听见母亲叫胃痛，母亲是很坚强的，小病小痛她是不会出声的。我多次劝母亲上医院检查治病，而母亲总是找理由推托，我知道那是母亲舍不得花钱的借口，凑足我的学费、生活费和除去家庭的日常开支已经没有了多余。我每次也是来去匆匆没有陪母亲上医院检查治疗，我知道如果在我的坚持要求下母亲是会去医院的。由于母亲起早贪黑，常常忙于活计顾不上吃饭，再加上母亲有病不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我大学二年级那年，母亲病重住进了医院。母亲得的是胃溃疡，由于未及时治疗，病情严重恶化到了晚期，总算苍天有眼，在医生的高超医术下，母亲的胃被割去了三分之二，母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母亲出院后不久，又开始了她繁琐劳累的家务和永不停息的劳作。而这一切，我完全被蒙在鼓里，母亲怕影响我的学习，一直叫家里人隐瞒着我。当我回到家姐姐告诉我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以后每次回家，我便尽力减轻母亲的负担，尽我所能用我的双肩位她分担一分力量，至少我在家的时候让母亲超负荷的身躯得到暂时的解脱。
母亲生性善良，乐于助人，对每一位邻居或者相识的人都温和谦让。在我家和大伯家为好好赡养婆婆闹矛盾的时候，母亲总不叫我插嘴，劝父亲忍让，并晓之以理规劝大伯回心转意，在母亲的谦让下，虽然两家关系一直僵化却未发生什么流血事件产生不良后果。母亲喜爱小孩，对小孩总是很和蔼，不管谁家的孩子到家来，都慷慨拿出自己也舍不得吃的糖果，或者拿碗给小孩盛饭，因而母亲人缘口碑甚好，邻居夸赞她小喜爱她。
母亲也一直很疼爱我们，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了我们身上，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而留给我们。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我个头矮小没有多少力气，母亲每次背着我一周的口粮把我送到二十里以外，每次回家她都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全往我肚子里灌，自己却不尝一口，每次吃饭都是我们先吃而最后来吃残羹冷汁。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她鼓励我们认真读书，在家庭极端贫困的时期，她靠低微的家庭收入把我们供到了毕业，大姐、三姐未考上初中读完了小学，二姐上完了初中，而我一直读完了大学，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母亲最疼我，一直不让我干重活，她说影响我的生长发育，直到十七岁那年姐姐都出嫁后我才参加较重的体力劳动。母亲虽然疼爱我们，却从不溺爱我们，她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她善良的心灵启迪教育着我们。
感谢母亲给了我宝贵的生命和似水年华。当我坐在异乡的书桌前写下这篇真实的故事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在家里不停地忙碌着，为了我的生活费、学费和治病拉下的近万元的债务。母亲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在生命的历程里，她的身影从未停息。多少次我劝母亲停下劳累的身子歇一歇，欠的债就让它欠着吧！等我毕业后再慢慢地还吧！而每次母亲却说将来你的事情还多着呢？她永远就是一个只为别人为子女着想的人。我无法说服母亲的固执，只有默默祈祷苍天保佑母亲身体健康一切安好。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完成我的学业，我催促光阴加快步伐，让我早日放下母亲肩头的千斤重担。
母亲平凡却伟大，她的一生将伴随着我度过每一天每一刻，激励着我在未来的航程上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http://bj2.netsh.com/bbs/97282/messages/8559.html
很早就想写篇关于父亲的文字，也许是我的懒惰，也许是感到父亲太严峻，也许怕自己的文字写不出深深的父爱，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今年春节回去与父母团聚，很开心地过了个团圆年。但明显地感到父亲身体不如从前，老年性哮喘折磨着他老人家，一冬感冒多次。面对苍老的父亲，我的神经被深深地刺痛了。我知道，父亲已经来日不多，每每想到此就不由得潸然泪下。
父亲的生日是农历2月28，再过几天就79岁高龄了。母亲比父亲小两岁，兄弟们也曾在一起议过到父亲80岁生日时，给两位老人搞个祝寿仪式。但这个提议被父亲否决了，再说我也不赞成搞。原因一是我们都不是做大官的，不是凭借祝寿聚敛钱财。二是许多给父母祝寿的人家，仪式过后老人却很快告别了人世。我本不相信迷信，但为了父母的长寿，还是不搞的好。只要父母在世吃好穿好、心情舒畅就可以了，何必图那个形式。
父亲平时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由于父亲在外工作，一月半载很难见父亲一面。每当父亲回到家的时候，心里对他总是充满了怯惧敬畏。父亲其实很慈祥，和颜悦色地对我，但我总感到生疏。记忆最深的是，父亲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父亲就说：“以后别人问你，你就说为人民服务”。文革的色彩很浓厚啊。我们看到的父亲总是严峻的表情。这也许是父爱深沉，不轻易外露，严父一说大概缘于此吧。
父亲工作责任心极强，不甘人后。父亲旧社会在私人店铺当学徒，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直在百货公司工作。做过营业员、商店经理，一直干到80年代初期退休。每次到商店，看到父亲笑容满面地接待顾客，才真正看到了父亲慈祥的一面。那时候，提倡学习张秉贵，对顾客要像一团火一样热情。当营业员是十分辛苦的，每天要站10个小时以上，不能坐着接待顾客。文革期间父亲还经常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跟会赶集，真是风餐路宿，受尽了苦楚啊。即使父亲做了商店经理，还照样坚持站柜台。由于工作出色，是单位的老先进、老模范。
父亲十分勤俭节约，不讲吃穿。营业员的生活待遇很低，月工资不足40元，还要给生产队交钱买工分（我们家没有劳力，给队上交钱才分给口粮。因为经常无力缴纳被称为欠款户）、供我们弟兄4人上学。父亲每个月的口粮标准是28斤，其中60%是杂粮，在过去副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标准根本不够吃。每次到父亲那里，最开心的是可以吃一顿白面馒头。一个馒头2两，我吃两个馒头根本不够，但我也知道我吃的多了，父亲就没什么吃。所以，总是吃半肚子。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临退休的时候也舍不得买一块手表，还是我工作后与爱人一起花90元给父亲买了块蝴蝶牌手表。
父亲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不惯孩子。我们弟兄四个，每个人的成长都倾注了父母的大量心血，虽然吃不饱、穿的差，但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十分重视，宁愿自己辛苦也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他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本分，不能胡来。56岁的大哥作营业员、采购员，经济帐目很清楚，过日子兢兢业业。三弟是教授、博士，对父母十分孝敬。四弟在乡镇担任领导职务，工作上小有成就。我们兄弟四人团结和睦，妯娌之间关系融洽，周围许多人都十分羡慕我们这个大家庭。当然，在父亲身上也有封建家长制的作风。我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因谈的对象不是商品粮户口，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你的婚姻问题，你拿一半意见，父母拿一半意见”。虽然谈不上棒大鸳鸯散，但每每想起此事，我总是耿耿于怀。
父亲热中于村里之事，不辞辛劳。父亲退休后，负担反而加重了。一辈子在外工作，快60岁了还学干农活，“摇耧装车铷麦菅，扬场使的左右锨”，几乎没有他不会干的农活。也许正是退休后20多年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才有父亲今天的高寿。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德高望重的父亲是当然的统事者。父亲是他们那辈人的老大，对十几个弟弟妹妹倾注了长兄的关爱，所以在上辈人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和威望。
天下的孩子都有父亲，天下的人都享受着父亲无私的大爱，但任何人也无法报答父亲这种高山般的爱。所以，尽孝当及时，应趁父母尚健在的时候，常回家看看，对父母多一点关爱。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3-12/1747000.shtml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千百万劳动妇女中普通的一员。母亲属牛，在她身上有牛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
对于母亲的过去，只是零星听父母辈说过。母亲生于共和国成立那一年，与共和国同岁。母亲生于贫农家庭，兄弟姐妹共六人，母亲排行第三。母亲读过两年小学，在三年级的时候辍学归耕，用稚嫩的肩膀分担了外公外婆的负担，一直到母亲二十岁那年在亲戚的介绍下嫁给了父亲。
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家里也比较贫困。父亲共两兄弟，他是老幺。在婚后不久，父亲便和大伯分了家。由于婆婆的偏心，仅分给了父亲一张小方桌、几条板凳和一座破旧的茅草房，于是母亲跟着父亲过起了艰苦的生活。
母亲共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女孩。在“重男轻女”严重流行的时代，为了要一个支撑门面传宗接代的儿子，母亲参加了“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受尽了惊吓。由于母亲前四胎都是女儿而大伯家生的是儿子，婆婆便把全部的疼爱和关心倾注在伯妈一家身上，不帮母亲带孩子，甚至狠心到在母亲坐月的时候也不帮忙洗尿布，在后来伯伯家的不孝顺而母亲不计前嫌细心照顾是婆婆没有想到的。父亲成天在外，母亲只得冒着凛冽寒风在刺骨的冷水中洗尿布，（女人坐月的时候是不能碰冷水的，否则有可能引起后遗症。）每当说到这些，母亲就情不自禁地掉下辛酸的眼泪。
在母亲生老三的时候，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贯彻执行下来，父亲因为生“黑人”丢掉了在大队上抽水的轻松美差，让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雪上加霜，断绝了唯一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在遭受生活的打击后不久，母亲又遭受了丧女之痛。母亲生下老四后，便舍痛把她送给了别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老四就染病夭折了。儿女是母亲血管里的一滴血身上的一块肉，当时母亲一定是非常悲伤痛苦的。在老四夭折后的两年，也就是母亲三十岁的那年，我便出生了。我出生的时候，父母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在后来我长大后，很多长辈告诉我母亲为了生下我所遭受的磨难和痛苦，讲述了计划生育小组的冷酷蛮横。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眼睁睁看着计划生育小组用暴力把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担走而且颗粒未剩。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母亲为了全家的生活拉着沉重的箩筐不肯放手最后被他们推倒在地。计划生育小组是由村上的好事村民和干部组成的，个个凶神恶煞就象父母给小孩讲的故事中的土匪一样，我们小孩戏称他们为“棒老儿”，只有这类人没有一丝仁义做尽绝事。没有了口粮，父母只得东奔西借全家人勒紧裤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小时侯，能吃上一顿白米饭便是一种奢侈了。记得每顿饭煮熟后，我便守在锅边缠着母亲吃“帽儿头”（帽儿头是方言，其做法是将稀饭盛在碗里，然后将米汤倒出，最后把碗罩到另一个碗上再翻过来，表面就象帽子一样，然后我在光滑的“帽子”上插上眼往里面灌酸萝卜。）。满足了我的要求过后，锅里就只剩下一锅米汤和几片菜叶了，他们喝着很稀的粥看我玩吃饭的把戏。
我一直佩服父母亲的干劲，在我们兄妹四人很小的时候，他们背着我们起早摸黑上坡开荒，在“自留地”里种下全家赖以生存的部分口粮，父母硬是凭一股干劲用肩头把茅草房变成了泥瓦房，由泥瓦房变成了砖瓦房。刚把新房建好后，我们兄妹四人也该上学了，东挪西借后共拉下了几千元的债务。由于地少人多，每年年末都要借粮度日，直到我读初二那年家庭生活才发生质的改变。在那一年，父母承包了别家的土地，那个时候，母亲早晨五点就起床晚上十二点或者凌晨一点才息灯就寝，在父母的辛勤劳作下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让全家人吃上了饱饭，而且仓库里也关上了粮食。粮食有了剩余，母亲便养起了家禽，我家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观。从此，母亲不仅家里忙，还要帮着父亲干山坡上的活，母亲象父亲一样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母亲不仅是干活的能手，也是治家的一把好手，不管是贫困时期还是生活改观后，母亲总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做饭菜时也能用仅有的东西做出花样多且可口的饭菜。虽然父亲脾气有点暴躁，偶尔和母亲吵架闹矛盾，但在母亲的忍让下，屋子里经常飘逸着爽朗和睦的笑声。
在我读初一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到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读书，母亲在家的情况便不大清楚了，我想还是一往如旧吧！母亲总是每天重复着他复杂繁重的生活。那个时候，每隔两个星期放一次假，每次回到家，母亲都明显的瘦了，头发也花白了。自那时起，我狠下决心发奋读书，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让父母坐享清福。在一九九九年，我离开了家乡到三百多里外的大城市读书，我和母亲见面的次数便很少了，经常一年只能相聚两次。每当在异乡躺在床上回想心事的时候，母亲劳作的影子总在眼前浮现。最高兴的是放假的时候，每年寒暑假，我都迫不及待地往家赶，而每次回家便发现父母憔悴苍老了瘦弱了许多。在家的日子，时常听见母亲叫胃痛，母亲是很坚强的，小病小痛她是不会出声的。我多次劝母亲上医院检查治病，而母亲总是找理由推托，我知道那是母亲舍不得花钱的借口，凑足我的学费、生活费和除去家庭的日常开支已经没有了多余。我每次也是来去匆匆没有陪母亲上医院检查治疗，我知道如果在我的坚持要求下母亲是会去医院的。由于母亲起早贪黑，常常忙于活计顾不上吃饭，再加上母亲有病不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我大学二年级那年，母亲病重住进了医院。母亲得的是胃溃疡，由于未及时治疗，病情严重恶化到了晚期，总算苍天有眼，在医生的高超医术下，母亲的胃被割去了三分之二，母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母亲出院后不久，又开始了她繁琐劳累的家务和永不停息的劳作。而这一切，我完全被蒙在鼓里，母亲怕影响我的学习，一直叫家里人隐瞒着我。当我回到家姐姐告诉我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以后每次回家，我便尽力减轻母亲的负担，尽我所能用我的双肩位她分担一分力量，至少我在家的时候让母亲超负荷的身躯得到暂时的解脱。
母亲生性善良，乐于助人，对每一位邻居或者相识的人都温和谦让。在我家和大伯家为好好赡养婆婆闹矛盾的时候，母亲总不叫我插嘴，劝父亲忍让，并晓之以理规劝大伯回心转意，在母亲的谦让下，虽然两家关系一直僵化却未发生什么流血事件产生不良后果。母亲喜爱小孩，对小孩总是很和蔼，不管谁家的孩子到家来，都慷慨拿出自己也舍不得吃的糖果，或者拿碗给小孩盛饭，因而母亲人缘口碑甚好，邻居夸赞她小喜爱她。
母亲也一直很疼爱我们，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了我们身上，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而留给我们。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我个头矮小没有多少力气，母亲每次背着我一周的口粮把我送到二十里以外，每次回家她都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全往我肚子里灌，自己却不尝一口，每次吃饭都是我们先吃而最后来吃残羹冷汁。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她鼓励我们认真读书，在家庭极端贫困的时期，她靠低微的家庭收入把我们供到了毕业，大姐、三姐未考上初中读完了小学，二姐上完了初中，而我一直读完了大学，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母亲最疼我，一直不让我干重活，她说影响我的生长发育，直到十七岁那年姐姐都出嫁后我才参加较重的体力劳动。母亲虽然疼爱我们，却从不溺爱我们，她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她善良的心灵启迪教育着我们。
感谢母亲给了我宝贵的生命和似水年华。当我坐在异乡的书桌前写下这篇真实的故事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在家里不停地忙碌着，为了我的生活费、学费和治病拉下的近万元的债务。母亲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在生命的历程里，她的身影从未停息。多少次我劝母亲停下劳累的身子歇一歇，欠的债就让它欠着吧！等我毕业后再慢慢地还吧！而每次母亲却说将来你的事情还多着呢？她永远就是一个只为别人为子女着想的人。我无法说服母亲的固执，只有默默祈祷苍天保佑母亲身体健康一切安好。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完成我的学业，我催促光阴加快步伐，让我早日放下母亲肩头的千斤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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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4
简单嘛！
《背影》原文：（作者：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籍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背影》原文：（作者：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籍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3-23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载一九四三年四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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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重庆北碚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名人——卢作福。卢作福他是航运巨子，也是位知名的企业家，但这远远不能概括卢作浮先生的贡献。卢作浮还是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早年改革过川南教育，既而创办并执成都通俗教育馆——有图书馆，有相关娱乐等……在抗战甫兴，他与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合作，创...
名人写老师的文章有哪些?
名人写老师的文章有，鲁迅《藤野先生》、冰心《我的老师》、贾平凹《我的老师》、魏巍《我的老师》、肖复兴《那片绿绿的爬墙虎》、《再塑生命》海伦凯勒。鲁迅《藤野先生》原文部分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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