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河豚计划”：犹太人险些在东北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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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间，犹太民族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而中国作为当时的“参战国”之一，却接纳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曾制定了一个旨在让犹太人定居东北，甚至帮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家园”的“河豚计划”。

日本为何要主动接纳这些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他们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本期就与大家一同走进那段 历史 中的“隐秘角落”，揭开河豚计划的神秘面纱。

日本与犹太人直到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才首次产生“交集”，在此之前双方还尚处于完全陌生的状态。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长崎、神户、横滨等地开始有小规模的犹太人社区，然而日本人对犹太人的了解仍是很有限。犹太人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契机是日俄战争。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犹太人富商雅各布·希夫贷款给日本，为日本的胜利做了不小的贡献。双方第一次正是打交道，日本人就感受到了“金钱的力量”。而“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这次“雪中送炭”的贷款直接为后世的“河豚计划”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本与犹太人的第二段交集则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7年11月，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通过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关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宣言，即《贝尔福宣言》。该宣言宣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

1920年4月，日本政府又在“土耳其和谈会议”上对有关犹太人问题明确表态，宣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年11月，内田康哉外相向法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对《贝尔福宣言》正式承认的书简。

然而，自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与苏军作战开始，也渐渐接受到了“反犹思潮”并受此影响。可日本对犹太人的“感情”在后来开始变得有些偏离轨道，这种感情并非像欧洲人那样简单粗暴的“敌视”犹太人，而是一种“忌惮”甚至是“畏惧”。

在日本犹太专家安江仙弘在将那本来自沙俄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广为传播后，所有人都开始相信，犹太人是秘密主张世界革命的中坚人物，认为曾在日俄战争时期筹款给日本的美国犹太富商雅各布·希夫利用其名望、巨额财富和权势，参与了各种国际事件和组织。

事实上，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富商在当时确实有着非同凡响的人生经历，他曾帮助过伍德罗·威尔逊参加总统竞选；与西奥多·罗斯福促膝长谈；并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和日本明治天皇见过面。这样一位“大人物”简直是“阴谋论”的绝佳目标。

因此在当时，雅各布·希夫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奥本海默家族等诸多“阴谋论的主角”被公认为暗中操作世界的角色。

1929年，源自美国的一场“大萧条”席卷全球。让日本的生存压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他们迫切需要占领东北，通过“移民”的方式来缓解本土国民的生活状况。可尽管东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肥沃的土地，但国内居民的移民意愿并不强烈。日本政府在苦于富饶的东三省无人建设的时候，想到了犹太人。

聪明的犹太商人和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能力在东北建建立起良好的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将其变为自己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而当时的外部环境，又为日本拉拢犹太人的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自从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后，就在德国国内极力推行自己的“反犹政策”，将犹太人从所有政府机构、 社会 、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驱赶出去，让犹太人彻底丧失自己的 社会 地位和“发声”能力。到最后，甚至直接了当的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进而发起了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大批有资金、有知识、有技术的犹太人逃离德国。

日本，变成了当时少数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而日本钢铁巨头鲇川义介的发声，则进一步消除了国内的“反犹声音”。

1934年，鲇川义介发表《关于五万德国犹太人的满洲移住计划》，主张把五万德国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同时吸纳犹太系美国资本以此促进“满洲”开发，作为防御苏联的屏障。他认为如果能把犹太人从欧洲吸引过来，他们会提供创造性的能量、工业技术等。这样，“满洲”的潜力就能够得到发挥。

如果犹太人在“满洲”建立了移民点，那在世界金融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自然会有兴趣投资。他还指出在幕后秘密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者的利益，就会停止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大肆攻击，也不会使日本再受到“抵制日货”的威胁。他的这一构想得到陆军大佐安江仙弘、海军大佐犬冢惟重等犹太问题专家和关东军“满洲派”的支持。

1937年，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组成了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民族协议会”，其目的是促进日本统治下的对犹太人保护政策。1937年12月至1939年12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三次远东犹太民族大会。

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长樋口季一郎在会上发表的祝词中抨击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并指出：“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关系”。连续三年举办的“远东犹太民族大会”无疑成为了向欧美对外宣传“日满人种平等政策”的范本，并标榜其日本和“满洲国”的善意和真诚对待，才得以让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在“满洲国”的土地上“安居乐业”。日本人的亲犹态度昭然若揭。

1938年，“水晶之夜”的发生，终于将“河豚计划”的实施推到了一个恰当的节点。内阁在经过一番漫长的讨论后，最终推出了针对犹太人政策的《犹太人对策纲要》。其内容主要包括： 保持与德、意两国的亲善关系是目前帝国外交的核心，我们不能公开欢迎犹太人，因为他们被我们的盟邦所排斥，但是如果采取德国一样的极端态度，又与帝国多年来主张的人种平等之精神不一致。现在帝国面临战争局势，尤其是经济建设需要引入资金，不能与美国的关系恶化。一、对现在居住在日本、“满洲”、中国的犹太人，采取对其他国家人民同样的公正对待政策；二、对于新来的犹太人，按照一般外国人入境规则公正处置；三、避免招致大量犹太人的到来，但是资本家和技术人员等有利用价值的人等不受限制。

1939年6月到七月，陆军大佐安江仙弘和海军大佐犬冢惟重以及上海总领事石黑四郎又推出了两个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 《关于利用在中国握有实权的犹太人促成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和舆论向对日友好方向转变的具体措施》和《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

这些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到60万人，还包括了居留地土地规模的详细资料，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安排。“河豚计划”承认犹太人居留地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实行自治。但与此同时官员们又毫不避讳的指出“居留地表面上实行自治，但同时必须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监视与控制之下”。

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如同《锡安长老会纪要》所描述的那样，将会逐渐进入日本的主流政界和经济界甚至控制整个日本。为了推展“河豚计划”，犬冢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起联系。1939年初，由日本人、中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正式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

与此同时，犹太问题专家还希望通过建立与美国犹太人社区的联系，改善日美日益紧张的关系。1940年初，他们联系到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由于怀斯与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是密友，日本政府相信他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怀斯还是犹太教改革派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积极从事救助世界各地犹太人活动，同时他也激烈反对日本。他明确表示，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然而对日本来说，“落实河豚计划”的阻力不仅来自于斯蒂芬·怀斯的强硬。由于这一时期外务省亲纳粹德国的倾向性更加露骨（外务省在1938年10月7日发布了《关于犹太避难民入国之件》的外务大臣训令），宣布对犹太难民的接收进行限制。

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犹太人难民的接收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导致到了1939年8月，上海犹太人也请求不要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日本不得不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再加上纳粹德国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压，表达己方对“日本与犹太人”合作的不满，给日本政府造成了极大困扰。

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就十分孤立的处境就会进一步恶化，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940年7月，随着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掌控了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后，日本政府先前的“亲犹政策”便日渐式微。941年6月德国违反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宣战，使得日本也成为苏联的敌人，因此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迅速夺取了上海租界，后又占领整个上海。

随着日本同美国的交流中断，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对日本来说，犹太人便失去了利用价值。

1942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基本宣告了“河豚计划”的彻底失败。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侵华期间，妄图通过拉拢犹太人来改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国际形象，获取更好的战争资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日本当局在起初对犹太人的“认识”上就已出现了严重偏差：犹太人并非个个都是富有又博爱的银行家。

那些被收留后居住在上海、东北、神户的犹太难民也没能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复苏起到任何作用；更遑论引进外资和改善日美关系了。 “河豚”岁肉质鲜美却有剧毒，日本本想取其肉弃其毒，最终却只是落得个两手空空。

参考文献：

《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始末》 何立波

《二战前日本救助犹太人的“河豚计划”》文春美

《近代中国东北的犹太人》房建昌

《日本曾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犹太人居留地》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