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诗人所在的桂林,古为百越之地;《古诗十九首》中又有“越鸟巢南枝”的诗句,故用“越鸟”来泛指当地的鸟儿。这一联由静物转向动物,通过飞鸟归巢情景的描写来表现晚晴。上句“巢干”表明天晴,下句“归飞”表明傍晚,“体重轻”则既暗示因天气转晴,飞鸟的羽毛由重湿变为干燥,飞翔起来显得体态轻捷,又生动地描摹出鸟儿因遇晚晴而分外轻松喜悦的意态。这是对晚晴的进一步刻画,但又带有比兴象征意味。正如晴晖照映下的幽草会触动诗人对自身遭遇处境的联想一样,这归飞栖巢、体态轻捷的越鸟也很容易使他联想到当前托身有所的处境。因此,当他描绘越鸟归飞的图景时,便自然地将自己的喜晴心理融化进去了。在这里,诗人的振奋轻松的精神状态,借飞鸟的轻捷体态表现出来了,无形中得到了外化,而越鸟和诗人也似乎合而为一,浑融一体了。
这里需要略为追述一下诗人走过的人生道路。李商隐早年依附于牛党官僚令狐楚门下,令狐楚死后,转依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并做了他的女婿。王茂元当时被人视为李党。从此李商隐就被卷入了党争的狭谷,一再遭到牛党的忌恨和排挤。开成四年(公元八三九年),他初任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就外调为弘农尉,由清职降为俗吏。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重入秘省任正字,后又因母丧离职闲居,蹉跎岁月。服丧期满回到原任,武宗去世,宣宗继位,牛党完全把持朝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离开长安,应李党郑亚的聘请到桂林当幕僚。远赴边地,抛妻别子,虽不免感到孤孑,但郑亚对他颇为厚重,因而有托身得所之感;加之远离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因此,诗人在面对晚晴景物时,才会有幽草幸遇新晴,越鸟喜归栖巢的欣慰之情。对李商隐一生的坎坷历程来说,桂林幕僚生活只不过是一小段相对平静的插曲,是长路风波中一个暂时的港湾,但诗人已经如此珍视,发出“人间重晚晴”的心声,这正表明他对生活具有多么巨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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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李商隐诗《晚晴》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