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的自主性；庸俗社会学
一、 文化批评的出现及其遭遇的质疑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迅速兴起。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无疑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持质疑或批判立场的人大多沿用原先由英美新批评派提出、后来流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二分法，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与“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回潮。他们认为，文化批评背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甚至根本就离开了文学、与文学无关；也有人认为文化批评可以存在，却不能取代文学批评，尤其是不能取代文学的审美研究/内部研究。比如《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的长篇访谈，其中第一个问题即是“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批评还能否回到文学？”对于这个问题，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化批评视作与“内部批评”相对的“外部批评”，或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他们希望文学批评回到“文学”。
在对于文化批评的批评中，阎晶明与吴炫的观点是比较典型的。 阎晶明写道：“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作者呼吁：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批评淹没的必经之路。”吴炫的文章列举了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五大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即“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在作者看来，“‘文学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延伸，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告别‘文以载道’传统、寻求自己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尽管一百年，中国学人总是以西方独立的文学性质和形态为参照，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创作自由’的现代主张，或以‘文学主体论’、‘艺术形式本体论’等西方现代的文学独立观念为依托，从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但这种努力本身，近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形态之积累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文学现代性进程似乎被文化研究给阻扼了：“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可见，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因为它“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作者的逻辑在这里表现为：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违背它就是违抗现代性的合理历史进程。
撇开一些比较情绪化的言论不谈，更加具有学理性的问题也同时提了出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迷失？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么？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社会学批评或所谓“外在批评”？如果是的话，它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又如何？它是向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倒退么？等等。因此对于“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的澄清在此就非常必要。
二、文化批评与所谓“内在批评”的关系
如欲阐述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首先必须对“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分梳。在西方与中国，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这一独特的学术-文化活动，一般是从它的批判性、跨学科性、边缘立场与实践性等角度进行界说的，很少从研究对象角度对之做出划分。但是就中国文学界的情况看，人们常常用“文化研究”来指那些超出了文学范围的研究，而把文化批评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我在这里也准备沿用这个划分，把文化研究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差不多是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的，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当然更超出了文学。它涉及到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其侧重点则是威廉斯所说的“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威廉斯曾经追溯了“文化”这个概念的历史并分辨出它的三个现代含义：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被广泛认为涉及“有教养的”（“cultured”）人们所从事的“精致的”（“refined”）事业；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方面的文化，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威廉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化，就是要探究：一种服装样式、一套举止规范、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套行动规则、一个信仰系统、一种建筑样式等的含义是什么。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 [1](p.90) 我们今天讲的肇始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其所指涉的“文化”主要是第二种含义上的“文化”，它是由人类学家泰勒首先提出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它引入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这一人类学的文化定义指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与日常性。正因为这样，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围常常侧重大众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文化，举凡广告、服饰、发型、流行读物、通俗电视剧等等无不可以是它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比“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更大的概念，它的兴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文学研究至少在对象上属于两个部门，它也不可能取代文学研究（只要文学还存在）。
同时也存在狭义的、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它是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应该属于文学批评范围之内。为了区别起见，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内部研究、解读与批评文学现象（尽管有时候“文学”的界限也不易确定）的一种独特视角，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如果我们把“文化批评”界定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与方法，那么说它会取代文学批评就像说诗歌会取代文学一样不合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文学批评内部，文化批评现在比审美批评更活跃，而不能说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
当然，既然都是“文化研究”，广义与狭义两者也必然有其内在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或交叉点我以为体现在它们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价值立场上，这就是：文化研究（无论广义、狭义）都具有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这些特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这样，对文化批评持批评态度的人所真正担心的其实是：文化批评会否及应否取代“审美批评”。但由于他们常常把“审美批评”理解并表述为“文学批评自身”、“文学本身”等含糊的术语，才有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并给人这样的感觉：只有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在这里，有必要声明的是，文学批评的方法历来是多种多样的，审美批评或内部研究只是其中之一，审美批评不是文学批评的同义词，把文化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道德-伦理批评排除出文学批评有悖于于历史事实，且缺乏宽容精神。
在澄清了上述问题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文化批评与所谓“文学批评”——正确地说是“审美批评”、“内部批评”到底是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与审美批评相对的文化批评，其批评的旨趣是政治性的，不同于以“文学性”为对象的“内部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不同方法与范型，两者各有优劣，可以互补而不能取代。文化批评不可能取代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审美批评/内部批评也不可能垄断文学研究。历史地看，文学研究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自觉的审美研究或内在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文学批评的普遍方法或唯一方法。在不同的批评方法之间也不存在高低等级。我们只能说在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内部，均存在高水平的研究，也都不乏平庸低劣之作。但在两种批评方法之间却不存在高低，而是各有所长。其实，在不同的批评与研究方法之间争高下、辩正宗本身就十分无聊，可取的研究取向应该是把批评方法的演进兴替还原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从而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批评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批评家的利益诉求在这里起作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化批评虽然不是以揭示文本的“文学性”为目的，但却不是脱离文本的“离弦说像”。这里涉及另外一个可能的误解与混淆：审美研究或“内部研究”就是文本分析，而文化批评则是脱离文本的。如果“内部”指的是文本的形式方面（语言组织机理、结构、叙述方式等），“内部研究”指的是批评家对于形式方面的解读，那么，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批评从来不反对形式分析，甚至那些广义的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只是“文本”在这里不仅限于文学文本而已。事实上，文化研究（包括广义、狭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借鉴了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从知识谱系上看，当代的文化批评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0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如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等等。对于文化批评来说至关重要的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扬弃，认识到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而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事实上，许多文化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方法。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首先，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集中于文本形式分析的分支，它对语言学、符号学等多有借重。正如约翰生指出的，文化研究内部存在众多不同的路径，比如：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等。在谈及“基于文本的研究”时，他指出：“主要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 [2](p.29) 这些手法如叙事形式分析、文类的辨识、句法形式分析等。约翰生还沿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关于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区分，指出后者“极具形式主义特色，揭开语言、叙事或其他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机制”，如果说文化主义范式根植于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历史，那么，结构主义范式则“大多派生于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传统。”[2](p.19)
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是，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等对文化研究/批评的影响还不只是体现在影响了其中的一个分支，而是导致了对于人的主体性乃至整个社会现实之建构本质的理解。约翰生认为“形式”是文化研究中三个关键词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意识”与“主体性”），并认为：正是结构主义强调了“我们主观地栖居于其中的那些形式的被建构的性质。这些形式包括：语言、符号、意识形态、话语和神话。” [2](p.13)这表明文化研究已经把形式与结构等概念应用到对于社会生活与主体经验的内在本质的理解，从而把形式与文化、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形式分析提供对于主体形式的详细而系统的理解，它使我们得以把叙事性视作组织主体性的基本形式。以故事形式为例。产生于故事形式分析的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大有可为，因为“故事显然不纯粹是以书本或虚构的形式出现，它也存在于日常生活谈话中，存在于通过记忆和历史建构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中。” [2](31)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这个结构主义的洞见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
可见，说文化批评不重视文本分析是没有道理的。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批评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是不同的。约翰生在肯定了文化研究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的借重以后颇有深意地指出：文学批评虽然为文化研究发展出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在这些工具的应用上“缺少雄心大志”。比如语言学，约翰生认为对文化分析来说，语言学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百宝箱”，但却被埋藏在“高度技术化的神话和学术专业之中。”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只是手段，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文化批评不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文化研究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这从威廉斯、霍加特等创始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三、文化批评是庸俗社会学批评么？
那么，具有强烈政治性、强调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的文化批评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这是另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文化批评并非意味着对于社会学批评的回归。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但是，把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特别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简单等同起来，必然会忽视两者的重要差异，因而具有误导性。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文化批评乃至广义的文化研究都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内部研究”的方法。许多文化批评家，无论是赛伊德还是后期的巴尔特，还有许多女性主义的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内部批评）方法。比如巴尔特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广告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还有赛伊德的后殖民话语分析也是如此。足见文化批评并不是一种不重视文本分析的庸俗社会学批评。
我们通常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是指诞生于西方19世纪的社会学模式，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社会学模式与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模式为代表，它们也是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传统社会学模式诞生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获得支配性地位的启蒙主义时代，深深地带上了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色彩。
关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模式，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 [3](p.5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一方面，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样， 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体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及其客观主义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崇尚客观主义，具有机械论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受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影响，崇尚“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在19世纪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那里得到了巧妙的结合：相信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被赋予了客观规律的外表，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得到证实；但是实际上，它不过是理性设计出来的一种“必然性”、“客观规律”。换言之，这种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真正地从经验事实出发的，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这就使得主观的东西获得了客观、科学的外表。这正是泰纳的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特征。最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还信奉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会被淘汰。泰纳的《艺术哲学》由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早在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在中国的文学社会学中有所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它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文化/艺术没有被视作一种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4](p.4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力图克服上述文学社会学的经济主义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
在澄清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批评属于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身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身体上。”[5](p.245)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难观察到。现在的许多商品，比如手机、手提电脑等，已经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混合体，人们在购买它们的时候非常注重其外观造型与色彩是否合乎自己的审美理念，从而商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商品的审美方面，这是商业与文化/审美相互渗透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自律/他律、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在《艺术的法则》等书中通过对“场域”、“习性”等概念的细致阐释，既避免了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方法，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
这表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与形式主义批评所共享的关于“内在”/“外在”、“精神”/“物质”、“审美”/“实用”的二元论已经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符号经济的时代受到严重挑战，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内在”与“外在”打通、把文本分析、形式分析、语言分析、符号分析等与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打通，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修辞手段）中解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第三，在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上，文化批评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也存在重要的差异。西方文化研究认为，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等。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立场，是前苏联文学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
总而言之，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学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学社会学，克服机械的反映论与阶级论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最后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文化批评的政治性虽然是无可否认的，许多文化批判家都直言不讳地承认乃至强调这一点，但这种“政治”却不完全等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的“政治”是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而不是党派政治，是微观政治（micro politics）而不是宏观政治（特别是70年代末受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后，以“差异政治”为核心特征的文化研究）。这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中所说的宏大的阶级政治存在着重大差别。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的深刻牵连。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政治性的，这在赛义德的《东方学》导言中说得特别清楚。赛伊德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信念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确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约束与限制。不错，确实存在像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它比其他创造者（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社会环境纠缠、混合在一起）更少——而不是更多——受到偏见的影响。然而，这种知识并不因此而必然成为非政治性知识。” [6](p.13) 这样的权力斗争不限于阶级之间，它还遍布于种族、性别、代际等各个方面。后殖民批评关注的是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批评集中于解剖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代际的权力关系。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批评的权力分析。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的自主性；庸俗社会学
一、 文化批评的出现及其遭遇的质疑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迅速兴起。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无疑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持质疑或批判立场的人大多沿用原先由英美新批评派提出、后来流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二分法，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与“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回潮。他们认为，文化批评背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甚至根本就离开了文学、与文学无关；也有人认为文化批评可以存在，却不能取代文学批评，尤其是不能取代文学的审美研究/内部研究。比如《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的长篇访谈，其中第一个问题即是“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批评还能否回到文学？”对于这个问题，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化批评视作与“内部批评”相对的“外部批评”，或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他们希望文学批评回到“文学”。
在对于文化批评的批评中，阎晶明与吴炫的观点是比较典型的。 阎晶明写道：“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作者呼吁：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批评淹没的必经之路。”吴炫的文章列举了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五大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即“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在作者看来，“‘文学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延伸，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告别‘文以载道’传统、寻求自己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尽管一百年，中国学人总是以西方独立的文学性质和形态为参照，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创作自由’的现代主张，或以‘文学主体论’、‘艺术形式本体论’等西方现代的文学独立观念为依托，从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但这种努力本身，近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形态之积累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文学现代性进程似乎被文化研究给阻扼了：“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可见，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因为它“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作者的逻辑在这里表现为：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违背它就是违抗现代性的合理历史进程。
撇开一些比较情绪化的言论不谈，更加具有学理性的问题也同时提了出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迷失？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么？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社会学批评或所谓“外在批评”？如果是的话，它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又如何？它是向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倒退么？等等。因此对于“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的澄清在此就非常必要。
二、文化批评与所谓“内在批评”的关系
如欲阐述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首先必须对“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分梳。在西方与中国，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这一独特的学术-文化活动，一般是从它的批判性、跨学科性、边缘立场与实践性等角度进行界说的，很少从研究对象角度对之做出划分。但是就中国文学界的情况看，人们常常用“文化研究”来指那些超出了文学范围的研究，而把文化批评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我在这里也准备沿用这个划分，把文化研究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差不多是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的，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当然更超出了文学。它涉及到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其侧重点则是威廉斯所说的“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威廉斯曾经追溯了“文化”这个概念的历史并分辨出它的三个现代含义：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被广泛认为涉及“有教养的”（“cultured”）人们所从事的“精致的”（“refined”）事业；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方面的文化，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威廉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化，就是要探究：一种服装样式、一套举止规范、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套行动规则、一个信仰系统、一种建筑样式等的含义是什么。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 [1](p.90) 我们今天讲的肇始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其所指涉的“文化”主要是第二种含义上的“文化”，它是由人类学家泰勒首先提出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它引入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这一人类学的文化定义指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与日常性。正因为这样，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围常常侧重大众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文化，举凡广告、服饰、发型、流行读物、通俗电视剧等等无不可以是它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比“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更大的概念，它的兴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文学研究至少在对象上属于两个部门，它也不可能取代文学研究（只要文学还存在）。
同时也存在狭义的、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它是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应该属于文学批评范围之内。为了区别起见，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内部研究、解读与批评文学现象（尽管有时候“文学”的界限也不易确定）的一种独特视角，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如果我们把“文化批评”界定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与方法，那么说它会取代文学批评就像说诗歌会取代文学一样不合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文学批评内部，文化批评现在比审美批评更活跃，而不能说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
当然，既然都是“文化研究”，广义与狭义两者也必然有其内在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或交叉点我以为体现在它们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价值立场上，这就是：文化研究（无论广义、狭义）都具有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这些特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这样，对文化批评持批评态度的人所真正担心的其实是：文化批评会否及应否取代“审美批评”。但由于他们常常把“审美批评”理解并表述为“文学批评自身”、“文学本身”等含糊的术语，才有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并给人这样的感觉：只有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在这里，有必要声明的是，文学批评的方法历来是多种多样的，审美批评或内部研究只是其中之一，审美批评不是文学批评的同义词，把文化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道德-伦理批评排除出文学批评有悖于于历史事实，且缺乏宽容精神。
在澄清了上述问题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文化批评与所谓“文学批评”——正确地说是“审美批评”、“内部批评”到底是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与审美批评相对的文化批评，其批评的旨趣是政治性的，不同于以“文学性”为对象的“内部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不同方法与范型，两者各有优劣，可以互补而不能取代。文化批评不可能取代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审美批评/内部批评也不可能垄断文学研究。历史地看，文学研究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自觉的审美研究或内在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文学批评的普遍方法或唯一方法。在不同的批评方法之间也不存在高低等级。我们只能说在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内部，均存在高水平的研究，也都不乏平庸低劣之作。但在两种批评方法之间却不存在高低，而是各有所长。其实，在不同的批评与研究方法之间争高下、辩正宗本身就十分无聊，可取的研究取向应该是把批评方法的演进兴替还原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从而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批评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批评家的利益诉求在这里起作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化批评虽然不是以揭示文本的“文学性”为目的，但却不是脱离文本的“离弦说像”。这里涉及另外一个可能的误解与混淆：审美研究或“内部研究”就是文本分析，而文化批评则是脱离文本的。如果“内部”指的是文本的形式方面（语言组织机理、结构、叙述方式等），“内部研究”指的是批评家对于形式方面的解读，那么，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批评从来不反对形式分析，甚至那些广义的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只是“文本”在这里不仅限于文学文本而已。事实上，文化研究（包括广义、狭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借鉴了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从知识谱系上看，当代的文化批评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0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如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等等。对于文化批评来说至关重要的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扬弃，认识到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而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事实上，许多文化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方法。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首先，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集中于文本形式分析的分支，它对语言学、符号学等多有借重。正如约翰生指出的，文化研究内部存在众多不同的路径，比如：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等。在谈及“基于文本的研究”时，他指出：“主要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 [2](p.29) 这些手法如叙事形式分析、文类的辨识、句法形式分析等。约翰生还沿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关于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区分，指出后者“极具形式主义特色，揭开语言、叙事或其他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机制”，如果说文化主义范式根植于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历史，那么，结构主义范式则“大多派生于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传统。”[2](p.19)
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是，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等对文化研究/批评的影响还不只是体现在影响了其中的一个分支，而是导致了对于人的主体性乃至整个社会现实之建构本质的理解。约翰生认为“形式”是文化研究中三个关键词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意识”与“主体性”），并认为：正是结构主义强调了“我们主观地栖居于其中的那些形式的被建构的性质。这些形式包括：语言、符号、意识形态、话语和神话。” [2](p.13)这表明文化研究已经把形式与结构等概念应用到对于社会生活与主体经验的内在本质的理解，从而把形式与文化、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形式分析提供对于主体形式的详细而系统的理解，它使我们得以把叙事性视作组织主体性的基本形式。以故事形式为例。产生于故事形式分析的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大有可为，因为“故事显然不纯粹是以书本或虚构的形式出现，它也存在于日常生活谈话中，存在于通过记忆和历史建构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中。” [2](31)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这个结构主义的洞见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
可见，说文化批评不重视文本分析是没有道理的。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批评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是不同的。约翰生在肯定了文化研究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的借重以后颇有深意地指出：文学批评虽然为文化研究发展出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在这些工具的应用上“缺少雄心大志”。比如语言学，约翰生认为对文化分析来说，语言学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百宝箱”，但却被埋藏在“高度技术化的神话和学术专业之中。”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只是手段，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文化批评不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文化研究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这从威廉斯、霍加特等创始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三、文化批评是庸俗社会学批评么？
那么，具有强烈政治性、强调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的文化批评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这是另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文化批评并非意味着对于社会学批评的回归。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但是，把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特别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简单等同起来，必然会忽视两者的重要差异，因而具有误导性。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文化批评乃至广义的文化研究都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内部研究”的方法。许多文化批评家，无论是赛伊德还是后期的巴尔特，还有许多女性主义的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内部批评）方法。比如巴尔特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广告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还有赛伊德的后殖民话语分析也是如此。足见文化批评并不是一种不重视文本分析的庸俗社会学批评。
我们通常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是指诞生于西方19世纪的社会学模式，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社会学模式与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模式为代表，它们也是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传统社会学模式诞生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获得支配性地位的启蒙主义时代，深深地带上了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色彩。
关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模式，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 [3](p.5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一方面，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样， 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体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及其客观主义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崇尚客观主义，具有机械论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受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影响，崇尚“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在19世纪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那里得到了巧妙的结合：相信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被赋予了客观规律的外表，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得到证实；但是实际上，它不过是理性设计出来的一种“必然性”、“客观规律”。换言之，这种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真正地从经验事实出发的，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这就使得主观的东西获得了客观、科学的外表。这正是泰纳的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特征。最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还信奉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会被淘汰。泰纳的《艺术哲学》由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早在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在中国的文学社会学中有所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它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文化/艺术没有被视作一种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4](p.4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力图克服上述文学社会学的经济主义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
在澄清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批评属于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身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身体上。”[5](p.245)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难观察到。现在的许多商品，比如手机、手提电脑等，已经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混合体，人们在购买它们的时候非常注重其外观造型与色彩是否合乎自己的审美理念，从而商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商品的审美方面，这是商业与文化/审美相互渗透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自律/他律、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在《艺术的法则》等书中通过对“场域”、“习性”等概念的细致阐释，既避免了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方法，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
这表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与形式主义批评所共享的关于“内在”/“外在”、“精神”/“物质”、“审美”/“实用”的二元论已经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符号经济的时代受到严重挑战，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内在”与“外在”打通、把文本分析、形式分析、语言分析、符号分析等与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打通，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修辞手段）中解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第三，在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上，文化批评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也存在重要的差异。西方文化研究认为，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等。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立场，是前苏联文学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
总而言之，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学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学社会学，克服机械的反映论与阶级论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最后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文化批评的政治性虽然是无可否认的，许多文化批判家都直言不讳地承认乃至强调这一点，但这种“政治”却不完全等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的“政治”是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而不是党派政治，是微观政治（micro politics）而不是宏观政治（特别是70年代末受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后，以“差异政治”为核心特征的文化研究）。这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中所说的宏大的阶级政治存在着重大差别。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的深刻牵连。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政治性的，这在赛义德的《东方学》导言中说得特别清楚。赛伊德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信念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确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约束与限制。不错，确实存在像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它比其他创造者（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社会环境纠缠、混合在一起）更少——而不是更多——受到偏见的影响。然而，这种知识并不因此而必然成为非政治性知识。” [6](p.13) 这样的权力斗争不限于阶级之间，它还遍布于种族、性别、代际等各个方面。后殖民批评关注的是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批评集中于解剖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代际的权力关系。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批评的权力分析。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8-04-17
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区别：
（1）狭义的文化批评：即严格意义的文化批 评，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 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式。
（2）广义的文化批评 ：广义来说，如通常所谓的“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或“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等。
事实上，今天汉语大陆的文化批评取向，更像是杰姆逊就文化研究而说的“是一种愿望”，这一愿望的真实含义起码有三点：
（1）是把文化研究看作“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
（2）是通过文化研究凸现和回应“当下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问题”；
（3）是把文化研究当成一项“学术改革方案”，以维护“交叉学科”的优越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既有学科、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反省对象 。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在文艺学的诸种研究形态中，文学批评是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第2个回答 2011-12-19
文学批评类似于批评某国的人；文化批评类似于批评某个国家
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5
狭义的文化批评
狭义的文化批评：即严格意义的文化批 评，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 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式。
广义的文化批评
广义来说，如通常所谓的“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或“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等。事实上，今天汉语大陆的文化批评取向，更像是杰姆逊就文化研究而说的“是一种愿望”，这一愿望的真实含义起码有三点：一、是把文化研究看作“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二、是通过文化研究凸现和回应“当下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三、是把文化研究当成一项“学术改革方案”，以维护“交叉学科”的优越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既有学科、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反省对象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在文艺学的诸种研究形态中，文学批评是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狭义的文化批评：即严格意义的文化批 评，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 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式。
广义的文化批评
广义来说，如通常所谓的“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或“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等。事实上，今天汉语大陆的文化批评取向，更像是杰姆逊就文化研究而说的“是一种愿望”，这一愿望的真实含义起码有三点：一、是把文化研究看作“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二、是通过文化研究凸现和回应“当下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三、是把文化研究当成一项“学术改革方案”，以维护“交叉学科”的优越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既有学科、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反省对象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在文艺学的诸种研究形态中，文学批评是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区别是什么?
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区别：（1）狭义的文化批评：即严格意义的文化批 评，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 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式。（2）广义的文化批评 ：广义来说，如通常所谓的“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或“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等。事实上，今天汉语大陆的文化批评取向，更像是杰姆逊就文化研究而...
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不同
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的自主性;庸俗社会学 一、 文化批评的出现及其遭遇的质疑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究竟有何不同
文学批评往往针对比较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文化批评则针对抽象的文化。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批评方法是什么
4. 文本批评：文本批评以文本为核心，通过细致的语言、结构和意象分析来探索作品的深层含义。5. 性别批评：性别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议题和性别表现，评价作品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6. 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探讨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分析作品对文化现象的反映和评价。7. 读者批评：...
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与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区别
文化批评与传统社会学批评在知识谱系、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社会学的形态，是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这一过程蕴含着否定与再否定，吸收了语言转向的基本成果，强调语言与文化作为社会实践的物质性。21世纪语言哲学与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影响，促使...
请问现代批评方法有哪些?
不过,同样是文学鉴赏与批评,不同的人,自也有高下、深浅、优劣、正误之分。职业理论家的鉴赏与批评当然不能等同于孩子们阅读时的手舞足蹈和鹦鹉学舌。这种高下、深浅、优劣、正误,固然取决于文化底蕴、理论修养、生活阅历、审美经验、个性才气等诸多要素,但是深入地把握文学审美对象的结构与层次,研究鉴赏与批评的特质...
文学批评是什么
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评价作品的优劣，更是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和文学发展的研究。通过对不同作品、不同作者的对比分析，可以探讨某一文学流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深入剖析，可以揭示社会、历史、文化等背景因素对文学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总之，文学批评是一门综合性很...
西方有哪些文学批评的流派
象征主义批评；直觉主义批评；意识流批评；现象学批评；无意识批评；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阐释学批评；新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分析美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文化批评
文学批评的方法有几种?
其二，一部文学理论就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它实质上阐明了四大批评途径及相应的批评方法的基本理论。（三）社会文化批评 1、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是当今批评类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系，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惯用或滥用的批评方法。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仍有其生命...
文化批评概念源起
这引发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对于传统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冲击，进而引发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论争。中国人文学术，特别是文学研究，在90年代后呈现出许多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征，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视野的引入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批评概念的源起和演变成为关注的焦点。90年代初期，西方...
相似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