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生平】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公元前366年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学习，此后2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住在学园，直至老师柏拉图去世。柏拉图去世后，由于学园的新首脑比较同情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令亚里士多德无法忍受，便离开雅典。
离开学园后，亚里士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学友赫米阿斯的邀请访问小亚细亚。赫米阿斯当时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密细亚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还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为妻。但是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动中被谋杀，亚里士多德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3年后，亚里士多德又被马其顿的国王腓力浦二世召唤回故乡，成为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也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观点或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的，而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对希腊人来说无异是野蛮人的发明。
尽管自己的学生已经是贵为国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一直留在国王身边，他决定回到雅典，建立自己的学园，教授哲学。亚里士多德得非常重视教学方法，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于是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
公元前335年腓力浦去世，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学园的名字（Lyceum）以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杀狼者（吕刻俄斯）来命名。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讲课时有一个习惯，即边讲课，边漫步于走廊和花园，正是因为如此，学园的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或者“漫步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一期间也有很多，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物理方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而使用的语言也要比柏拉图的《对话录》晦涩许多。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是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因此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看作是西方第一个教科书的作者。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因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到加而西斯避难。他的学园则交给了狄奥弗拉斯图掌管。一年之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去世的原因是一种多年积累的疾病所造成的。关于他被毒死，或者由于无法解释潮汐现象而跳海自杀的传言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
公元前三八四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富拉基亚的斯塔基尔希腊移民区，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侍医。从他的家庭情况看，他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他于公元前三六七年迁居到雅典，曾经学过医学，还在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过很多年，成为了柏拉图学院的积极参加者。
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哲学的二十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又受教于柏拉图，这三代师徒都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中，亚里士多德表现的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但亚里士多德可不是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努力的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记载说，柏拉图曾讽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学院期间，亚里士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有了分歧。他曾经隐喻的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当柏拉图到了晚年，他们师生间的分歧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
公元前三四七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继续呆了两年。此后，他开始游历各地。公元前三四三年，他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担任起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亚历山大十三岁，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公元前三三八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打败了雅典、底比斯等国组成的反马其顿的联军，从此称霸希腊。次年，腓力召开全希腊会议，会议约定希腊各邦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同盟，由马其顿担任盟主。在会议上，腓力宣布，他将统帅希腊各邦联军，远征波斯。至此，马其顿实际上掌握了全希腊的军政大权，希腊各邦已经名存实亡，成为马其顿的附庸。
腓力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为王。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打跨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接着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南包埃及，北抵中亚——建立起来了。公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病故。这个凭着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经过混战，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
就在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即从亚历山大出发远征的前一年到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马其顿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雅典，但那里的反马其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可能肩负有说服雅典人服从马其顿的政治使命。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受到了很多的优待，除了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在学园里，有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为“逍遥派”。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为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亚历山大还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他命令他的部下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浩瀚的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譬如，他曾对一百五十八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项工作所需要涉及的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如果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完的。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那里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为不敬神罪，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但亚里士多德最终逃出了雅典，第二年，因身染重病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三岁。
主要观点及主要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一）哲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二）天文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三）物理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还认为作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重的比轻的落得快（此结论后被伽利略推翻）！
1. 地上世界由土、水、气、火，四大元素组成。其中每种元素都代表四种基本特性（干、湿、冷、热）中两种特性的组合。土＝干＋冷；水＝湿+冷；气＝湿+热；火＝干+热。
2. 天上世界由以太组成（行星等）。
在物理学的力学上，亚里斯多德的成就也不少，但是最常被提到的，却是他所犯的错误。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假设是“凡是运动的物体，一定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上。若你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你就会寻找一个推动它的东西(像是我们的手、身体)。当没什么东西推它时，它就会停止移动，是一个推着一个，不能无限制地追溯上去，“必然存在第一推动者”，中古世纪的基督教说“第一推动者” 就是指上帝，并将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这样的结合让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成为权威学说，一直到了牛顿手里，才建立正确的力学学说。另外，亚里斯多德又认为较重物体的下坠速度会比较轻物体的快，这个错误观点要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从比萨塔上掷下两个不同重量圆球的实验中才被推翻。
还有亚里士多德认为白色是一种再纯不过的光，而平常我们所见到的各种颜色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光，是不纯净的，这种结论直到17世纪大家对这一种结论坚信不移，为了验证之一观点，牛顿把一个三棱镜放在阳光下，阳光透过三棱镜后形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组成的光带照射在光屏上，牛顿得到了跟人们原先一直认为正确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白光是由这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这七种光才是纯净的。
（四）生物学方面
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
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一个人比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对我们了解生物界作出的贡献更多。他的生物学知识很广博，知识来源也很广泛。他在少年时期曾当过医师的学徒，后来又在勒斯波斯岛居住过三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海洋生物。生物学史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是将生物学分门别类的一第一个人，并为之写出了专门著作（如动物分类，动物繁殖等一等），他首先发现了比较法的启发意义并理所当然地被尊称为比较法的创始人。他也是详细叙述很多种动物生活史的第一个人。他写出了关于生殖生物学和生活史的第一本书。他特别注意生物多样性现象以及动植物之间的区别的意义。虽然他没有提出正式的分类（法），但是他按一定的标准对动物进行了分类，而且他对无脊椎动物的分类比两千年后林奈的分类更合理。在生理学上他大都采用了传统观点因而并不出色。和他的前辈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推论总是植根于他过去的观察。他在《动物繁殖》（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760b28）一文中曾明确表示从感官所得到的信息（知识）是首位的，超过理智思考所能提供的信息。在这一方面他和经院哲学家中的亚里士多德派完全不同，后者认为单凭推论就能推论出一切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显著特点是追究原因，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怎样”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有机体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完整的成体？为什么生物界中目的导向的活动和行为如此之多？他清楚地了解仅仅构成躯体的原材料并不具备发展成复杂有机体的能力。必然有某种额外的东西存在，他称之为eidos。和柏拉图所下的定义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eidos是程序目的性原则，在他的思想中这词所表示的意思和现代生物学家的遗传程序所表达的完全一样。和柏拉图相反，柏拉图认定有一种外在的力量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秩序，特别是它的趋向于复杂化和达到目标的倾向，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自然物按本身的性质而行动，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作用过程或过程的表现。由于任何过程都有目的，所以他认为对目的的研究是研究自然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切结构和生物性活动都有其生物学意义，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其适应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些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为什么”问题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什么？”是进化生物学家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世界的起源和性质有四种设想：（1）持续时间短的静止世界（犹太-基督教创造的世界）；（2）持续时间无限的静止世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3）循环变化的世界，鼎盛时期与衰败时期交相更替；（4）逐渐进化的世界（拉马克，达尔文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坚信世界基本完美无缺从而排除了进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先进思想只是近几十年才得到充分肯定。他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之所以声名狼籍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托马斯主义者奉他为他们的权威哲学家，后来当经院哲学声誉扫地时，亚里士多德也就自然地跟着倒了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时期中几乎全部着重点都放在物理科学上。由于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著名的生物学哲学，同时不幸地认为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可以同样看待，人们便将他的生物学思想引用于物理学和宇宙学。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可悲的后果，正如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中培根，笛卡尔以及许多其它学者一再指责的那样。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研究是如此出色，如此富有创造性，这些学者对他的百般非难与嘲讽真是难以令人理解。随着生物科学从物理科学中解放出来的程度，现代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也随之增长。只是当现在对生物有机体的双重性充分认识了之后才领悟到生长发育和功能的设计蓝图——遗传程序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假定的造型因素。
几百年来哲学界和物理学界一直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些博物学家的意见充耳不闻，这些博物学家认为为了从蛙卵形成青蛙，从鸡蛋变成鸡，就必需要有比物理学定律更多的一些东西（Mayr，1976）。这并不需要任何精灵妖魔，所需要的只是承认复杂的生物系统是具有三十多亿年历史的遗传程序的产物。般有什么东西比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遵从同一法则的荒诞说法更能引起消耗无谓精力的争论。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见识已经波及到大多数哲学家，不过在生物学家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希腊的三种生物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仍然继续流行。博物学，特别是植物的描述和分类在TheophrastusS和Dioscorides的著作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而Pliny（公元23-79）则对动物学感兴趣，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编纂者。生物医学传统到盖论（Galen，公元131～200）时达到高峰，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界中，在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之间产生了分化。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1）及其学派以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为依据，认为万物都由不变的原子构成，原子不停地旋转并随机地相互碰撞。伊壁鸠鲁对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一切事物都经由自然原因发生。就地看来生命是由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结果。生命如何表现则取决于构型合适的原子如何装配，他的这种解释是非常现代化的。Lucretius（公元前99－55）是他的追随者之一，也是一位同样毫不妥协的原子论唯物主义者。他们两人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Lucretius提出了一种理由充分的论点来反对设计概念。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十八、十九世纪又一再被提及。然而他在批评某些原子论者时又极力为亚里士多德辩护，这些原子论者认为通过水与火的偶然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狮子和橡树。在这个方面，盖伦同意他的意见。
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点主要是针对斯多噶学派的，后者支持泛神论（多神论）并深信世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设计创造出来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哲学的目的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秩序，后来自然神学就导源于斯多噶学派。斯多噶学派不承认机遇是世界的因素之一；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目的，决定论的。他们是严格的人类中心论者，十分强调有智慧的人类和由本能驱使的动物之间的区别（Pohlenz，1948）。
Lucretius和盖伦以后一直到文艺复兴，生物学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事态。就我所知阿拉伯人对生物学没有作出重要贡献，即使有两位著名的，对生物学极感兴趣的阿拉伯学者Avicenna（980—1037）和Aberrhos（Ibn Rosh，1120－1198）也是如此。不过，通过阿拉伯人的翻译才使得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这可能是阿拉伯人对生物学史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其它的贡献则是更间接的。希腊人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并不重视实验。（Regenbogen，1931）。与之相反，阿拉伯人是伟大的实验家，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以后兴起的实验科学的基础。然而通向这最后目标的路程极为曲折，冶金术就是最重要的中间站。
（五）逻辑学及数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当时已经从泰勒斯想对土地测量的经验规则给予合理说明的早期试验阶段，过渡到后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演绎形式的阶段。但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对实验科学确实毫无用处的。因为实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而不是从公认的前提得到形式证明。从元素不能再分割为更简单的物体的前提出发，在1890年未尝不可提出一个正确的已知元素表，但是到1920年，再运用这个前提就会把一切放射性元素排除在外。前提既然已经改变，“元素”一词的意义也就改变了。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三段论是没用的，也不能就此认定现代物理学是错误的。幸运的是，现代的实验家并不再为逻辑形式而耗费心神了，但希腊和中古时代的科学界却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下，运用演绎法把许多错误的权威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并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
（六）教育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在教学方法上，亚里士多德重视练习与实践的作用。如在音乐教学中，他经常安排儿童登台演奏，现场体验，熟练技术，提高水平。在师生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导师一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挑战。他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鼓舞着他把柏拉图建立起来的教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那被感觉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承认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教学目的是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为其哲学学校设立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他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但不管怎样，重心都应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他特别强调音乐在培养儿童一般修养上的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它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同意教师只让学生进行严酷甚至痛苦的训练，要教“简便的体操”和“轻巧的武艺”，着重于让儿童身体正常发展。
（七）政治方面
《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成书于公元前326年。中译本由吴颂皋、吴旭初据英国B.乔维特英译本(1921年修订版)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196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寿彭译本。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生平】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公元前366年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学习，此后2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住在学园，直至老师柏拉图去世。柏拉图去世后，由于学园的新首脑比较同情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令亚里士多德无法忍受，便离开雅典。
离开学园后，亚里士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学友赫米阿斯的邀请访问小亚细亚。赫米阿斯当时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密细亚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还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为妻。但是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动中被谋杀，亚里士多德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3年后，亚里士多德又被马其顿的国王腓力浦二世召唤回故乡，成为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也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观点或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的，而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对希腊人来说无异是野蛮人的发明。
尽管自己的学生已经是贵为国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一直留在国王身边，他决定回到雅典，建立自己的学园，教授哲学。亚里士多德得非常重视教学方法，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于是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
公元前335年腓力浦去世，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学园的名字（Lyceum）以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杀狼者（吕刻俄斯）来命名。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讲课时有一个习惯，即边讲课，边漫步于走廊和花园，正是因为如此，学园的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或者“漫步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一期间也有很多，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物理方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而使用的语言也要比柏拉图的《对话录》晦涩许多。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是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因此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看作是西方第一个教科书的作者。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因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到加而西斯避难。他的学园则交给了狄奥弗拉斯图掌管。一年之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去世的原因是一种多年积累的疾病所造成的。关于他被毒死，或者由于无法解释潮汐现象而跳海自杀的传言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
公元前三八四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富拉基亚的斯塔基尔希腊移民区，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侍医。从他的家庭情况看，他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他于公元前三六七年迁居到雅典，曾经学过医学，还在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过很多年，成为了柏拉图学院的积极参加者。
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哲学的二十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又受教于柏拉图，这三代师徒都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中，亚里士多德表现的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但亚里士多德可不是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努力的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记载说，柏拉图曾讽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学院期间，亚里士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有了分歧。他曾经隐喻的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当柏拉图到了晚年，他们师生间的分歧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
公元前三四七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继续呆了两年。此后，他开始游历各地。公元前三四三年，他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担任起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亚历山大十三岁，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公元前三三八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打败了雅典、底比斯等国组成的反马其顿的联军，从此称霸希腊。次年，腓力召开全希腊会议，会议约定希腊各邦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同盟，由马其顿担任盟主。在会议上，腓力宣布，他将统帅希腊各邦联军，远征波斯。至此，马其顿实际上掌握了全希腊的军政大权，希腊各邦已经名存实亡，成为马其顿的附庸。
腓力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为王。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打跨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接着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南包埃及，北抵中亚——建立起来了。公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病故。这个凭着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经过混战，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
就在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即从亚历山大出发远征的前一年到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马其顿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雅典，但那里的反马其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可能肩负有说服雅典人服从马其顿的政治使命。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受到了很多的优待，除了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在学园里，有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为“逍遥派”。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为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亚历山大还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他命令他的部下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浩瀚的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譬如，他曾对一百五十八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项工作所需要涉及的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如果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完的。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那里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为不敬神罪，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但亚里士多德最终逃出了雅典，第二年，因身染重病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三岁。
主要观点及主要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一）哲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二）天文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三）物理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还认为作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重的比轻的落得快（此结论后被伽利略推翻）！
1. 地上世界由土、水、气、火，四大元素组成。其中每种元素都代表四种基本特性（干、湿、冷、热）中两种特性的组合。土＝干＋冷；水＝湿+冷；气＝湿+热；火＝干+热。
2. 天上世界由以太组成（行星等）。
在物理学的力学上，亚里斯多德的成就也不少，但是最常被提到的，却是他所犯的错误。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假设是“凡是运动的物体，一定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上。若你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你就会寻找一个推动它的东西(像是我们的手、身体)。当没什么东西推它时，它就会停止移动，是一个推着一个，不能无限制地追溯上去，“必然存在第一推动者”，中古世纪的基督教说“第一推动者” 就是指上帝，并将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这样的结合让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成为权威学说，一直到了牛顿手里，才建立正确的力学学说。另外，亚里斯多德又认为较重物体的下坠速度会比较轻物体的快，这个错误观点要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从比萨塔上掷下两个不同重量圆球的实验中才被推翻。
还有亚里士多德认为白色是一种再纯不过的光，而平常我们所见到的各种颜色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光，是不纯净的，这种结论直到17世纪大家对这一种结论坚信不移，为了验证之一观点，牛顿把一个三棱镜放在阳光下，阳光透过三棱镜后形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组成的光带照射在光屏上，牛顿得到了跟人们原先一直认为正确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白光是由这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这七种光才是纯净的。
（四）生物学方面
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
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一个人比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对我们了解生物界作出的贡献更多。他的生物学知识很广博，知识来源也很广泛。他在少年时期曾当过医师的学徒，后来又在勒斯波斯岛居住过三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海洋生物。生物学史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是将生物学分门别类的一第一个人，并为之写出了专门著作（如动物分类，动物繁殖等一等），他首先发现了比较法的启发意义并理所当然地被尊称为比较法的创始人。他也是详细叙述很多种动物生活史的第一个人。他写出了关于生殖生物学和生活史的第一本书。他特别注意生物多样性现象以及动植物之间的区别的意义。虽然他没有提出正式的分类（法），但是他按一定的标准对动物进行了分类，而且他对无脊椎动物的分类比两千年后林奈的分类更合理。在生理学上他大都采用了传统观点因而并不出色。和他的前辈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推论总是植根于他过去的观察。他在《动物繁殖》（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760b28）一文中曾明确表示从感官所得到的信息（知识）是首位的，超过理智思考所能提供的信息。在这一方面他和经院哲学家中的亚里士多德派完全不同，后者认为单凭推论就能推论出一切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显著特点是追究原因，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怎样”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有机体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完整的成体？为什么生物界中目的导向的活动和行为如此之多？他清楚地了解仅仅构成躯体的原材料并不具备发展成复杂有机体的能力。必然有某种额外的东西存在，他称之为eidos。和柏拉图所下的定义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eidos是程序目的性原则，在他的思想中这词所表示的意思和现代生物学家的遗传程序所表达的完全一样。和柏拉图相反，柏拉图认定有一种外在的力量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秩序，特别是它的趋向于复杂化和达到目标的倾向，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自然物按本身的性质而行动，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作用过程或过程的表现。由于任何过程都有目的，所以他认为对目的的研究是研究自然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切结构和生物性活动都有其生物学意义，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其适应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些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为什么”问题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什么？”是进化生物学家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世界的起源和性质有四种设想：（1）持续时间短的静止世界（犹太-基督教创造的世界）；（2）持续时间无限的静止世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3）循环变化的世界，鼎盛时期与衰败时期交相更替；（4）逐渐进化的世界（拉马克，达尔文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坚信世界基本完美无缺从而排除了进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先进思想只是近几十年才得到充分肯定。他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之所以声名狼籍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托马斯主义者奉他为他们的权威哲学家，后来当经院哲学声誉扫地时，亚里士多德也就自然地跟着倒了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时期中几乎全部着重点都放在物理科学上。由于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著名的生物学哲学，同时不幸地认为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可以同样看待，人们便将他的生物学思想引用于物理学和宇宙学。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可悲的后果，正如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中培根，笛卡尔以及许多其它学者一再指责的那样。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研究是如此出色，如此富有创造性，这些学者对他的百般非难与嘲讽真是难以令人理解。随着生物科学从物理科学中解放出来的程度，现代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也随之增长。只是当现在对生物有机体的双重性充分认识了之后才领悟到生长发育和功能的设计蓝图——遗传程序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假定的造型因素。
几百年来哲学界和物理学界一直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些博物学家的意见充耳不闻，这些博物学家认为为了从蛙卵形成青蛙，从鸡蛋变成鸡，就必需要有比物理学定律更多的一些东西（Mayr，1976）。这并不需要任何精灵妖魔，所需要的只是承认复杂的生物系统是具有三十多亿年历史的遗传程序的产物。般有什么东西比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遵从同一法则的荒诞说法更能引起消耗无谓精力的争论。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见识已经波及到大多数哲学家，不过在生物学家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希腊的三种生物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仍然继续流行。博物学，特别是植物的描述和分类在TheophrastusS和Dioscorides的著作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而Pliny（公元23-79）则对动物学感兴趣，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编纂者。生物医学传统到盖论（Galen，公元131～200）时达到高峰，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界中，在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之间产生了分化。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1）及其学派以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为依据，认为万物都由不变的原子构成，原子不停地旋转并随机地相互碰撞。伊壁鸠鲁对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一切事物都经由自然原因发生。就地看来生命是由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结果。生命如何表现则取决于构型合适的原子如何装配，他的这种解释是非常现代化的。Lucretius（公元前99－55）是他的追随者之一，也是一位同样毫不妥协的原子论唯物主义者。他们两人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Lucretius提出了一种理由充分的论点来反对设计概念。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十八、十九世纪又一再被提及。然而他在批评某些原子论者时又极力为亚里士多德辩护，这些原子论者认为通过水与火的偶然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狮子和橡树。在这个方面，盖伦同意他的意见。
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点主要是针对斯多噶学派的，后者支持泛神论（多神论）并深信世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设计创造出来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哲学的目的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秩序，后来自然神学就导源于斯多噶学派。斯多噶学派不承认机遇是世界的因素之一；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目的，决定论的。他们是严格的人类中心论者，十分强调有智慧的人类和由本能驱使的动物之间的区别（Pohlenz，1948）。
Lucretius和盖伦以后一直到文艺复兴，生物学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事态。就我所知阿拉伯人对生物学没有作出重要贡献，即使有两位著名的，对生物学极感兴趣的阿拉伯学者Avicenna（980—1037）和Aberrhos（Ibn Rosh，1120－1198）也是如此。不过，通过阿拉伯人的翻译才使得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这可能是阿拉伯人对生物学史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其它的贡献则是更间接的。希腊人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并不重视实验。（Regenbogen，1931）。与之相反，阿拉伯人是伟大的实验家，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以后兴起的实验科学的基础。然而通向这最后目标的路程极为曲折，冶金术就是最重要的中间站。
（五）逻辑学及数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当时已经从泰勒斯想对土地测量的经验规则给予合理说明的早期试验阶段，过渡到后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演绎形式的阶段。但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对实验科学确实毫无用处的。因为实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而不是从公认的前提得到形式证明。从元素不能再分割为更简单的物体的前提出发，在1890年未尝不可提出一个正确的已知元素表，但是到1920年，再运用这个前提就会把一切放射性元素排除在外。前提既然已经改变，“元素”一词的意义也就改变了。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三段论是没用的，也不能就此认定现代物理学是错误的。幸运的是，现代的实验家并不再为逻辑形式而耗费心神了，但希腊和中古时代的科学界却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下，运用演绎法把许多错误的权威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并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
（六）教育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在教学方法上，亚里士多德重视练习与实践的作用。如在音乐教学中，他经常安排儿童登台演奏，现场体验，熟练技术，提高水平。在师生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导师一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挑战。他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鼓舞着他把柏拉图建立起来的教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那被感觉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承认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教学目的是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为其哲学学校设立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他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但不管怎样，重心都应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他特别强调音乐在培养儿童一般修养上的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它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同意教师只让学生进行严酷甚至痛苦的训练，要教“简便的体操”和“轻巧的武艺”，着重于让儿童身体正常发展。
（七）政治方面
《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成书于公元前326年。中译本由吴颂皋、吴旭初据英国B.乔维特英译本(1921年修订版)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196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寿彭译本。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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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12-21
阿基米德
（约前287年—前212年），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 阿基米德家、力学家，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从小就善于思考，喜欢辩论。早年游历过古埃及，曾在亚历山大城学习。据说他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发明了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今天在埃及仍旧使用着。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大军围攻叙拉古，最后阿基米德不幸死在罗马士兵之手。他一生献身科学，忠于祖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
阿基米德出生在古希腊西西里岛东南端的叙拉古城。在当时古希腊的辉煌文化已经逐渐衰退，经济、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但是另一方面，意大利半岛上新兴的罗马共和国，也正不断的扩张势力；北非也有新的国家迦太基兴起。阿基米德就是生长在这种新旧势力交替的时代，而叙拉古城也就成为许多势力的角力场所。
阿基米德的各种画像(11张)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以阿基米德从小受家庭影响，十分喜爱数学。大概在他九岁时，父亲送他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念书。亚历山大城是当时世界的知识、文化中心，学者云集，举凡文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的研究都很发达，阿基米德在这里跟随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学习，包括有名的几何学大师—欧几里德，在此奠定了他日后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浮力原理的发现
关于浮力原理的发现，有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叙拉古赫农王让工匠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但是在做好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并非全金，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一样重。工匠到底有没有私吞黄金呢？既想检验真假， 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又不能破坏王冠，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经一大臣建议，国王请来阿基米德检验。最初，阿基米德也是冥思苦想而却无计可施。一天，他在家洗澡，当他坐进澡盆里时，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托起。他突然悟到可以用测定固体在水中排水量的办法，来确定金冠的比重。他兴奋地跳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穿上就跑了出去，大声喊着“尤里卡！尤里卡！”。(Eureka，意思是“我知道了”.Greek:εὕρηκα)。
他经过了进一步的实验以后，便来到了王宫，他把王冠和同等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两个盆里，比较两盆溢出来的水，发现放王冠的盆里溢出来的水比另一盆多。这就说明王冠的体积比相同重量的纯金的体积大，密度不相同，所以证明了王冠里掺进了其他金属。
这次试验的意义远远大过查出金匠欺骗国王，阿基米德从中发现了浮力定律（阿基米德原理）：物体在液体中所获得的浮力，等于他所排出液体的重量。一直到现代，人们还在利用这个原理计算物体比重和测定船舶载重量等。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阿基米德对于机械的研究源自于他在亚历山大城求学时期。有一天阿基米德在久旱的尼罗河边散步，看到农民提水浇地相当费力，经过思考之后他发明了一种利用螺旋作用在水管里旋转而把水 杠杆原理吸上来的工具，后世的人叫它做“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埃及一直到二千年后的现在，还有人使用这种器械。这个工具成了后来螺旋推进器的先祖。当时的欧洲，在工程和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些简单机械，譬如：螺丝、滑车、杠杆、齿轮等，阿基米德花了许多时间去研究，发现了“杠杆原理”和“力矩”的观念，对于经常使用工具制作机械的阿基米德而言，将理论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上是轻而易举的。他自己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刚好海维隆王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国王替埃及托勒密王造了一艘船，因为太大太重，船无法放进海里，国王就对阿基米德说：“你连地球都举得起来，把一艘船放进海里应该没问题吧？”于是阿基米德立刻巧妙地组合各种机械，造出一架机具，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将牵引机具的绳子交给国王，国王轻轻一拉，大船果然移动下水，国王不得不为阿基米德的天才所折服。从这个历史记载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知道，阿基米德极可能是当时全世界对于机械的原理与运用，了解最透彻的人。
当代数学大师
关于阿基米多的作品(17张)对于阿基米德来说，机械和物理的研究发明还只是次要的，他比较有兴趣而且 投注更多时间的是纯理论上的研究，尤其是在数学和天文方面。在数学方面，他利用“逼近法”算出球面积、球体积、抛物线、椭圆面积，后世的数学家依据这样的“逼近法”加以发展成近代的“微积分”。他更研究出螺旋形曲线的性质，现今的“阿基米德螺线”曲线，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另外他在《恒河沙数》一书中，他创造了一套记大数的方法，简化了记数的方式。
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论杠杆》（可惜失传）中详细地论述了杠杆的原理。有一次叙拉古国王对杠杆的威力表示怀疑，他要求阿基米德移动载满重物和乘客的一艘新三桅船。阿基米德叫工匠在船的前后左右安装了一套设计精巧的滑车和杠杆。阿基米德叫100多人在大船前面，抓住一根绳子，他让国王牵动一根绳子，大船居然慢慢地滑到海中。群众欢呼雀跃，国王也高兴异常，当众宣布：“从现在起，我要求大家，无论阿基米德说什么，都要相信他！”阿基米德还曾利用抛物镜面的聚光作用，把集中的阳光照射到入侵叙拉古的罗马船上，让它们自己燃烧起来。罗马的许多船只都被烧毁了，但罗马人却找不到失火的原因。900多年后，有位科学家按史书介绍的阿基米德的方法制造了一面凹面镜，成功地点着了距离镜子45米远的木头，而且烧化了距离镜子42米远的铝。所以，许多科技史家通常都把阿基米德看成是人类利用太阳能的始祖。
天文研究
他曾运用水力制作一座天象仪，球面上有日、月、星辰、五大行星，根据记载，这个天象仪不但运行精确，连何时会发生月蚀、日蚀都能加以预测。晚年的阿基米德开始怀疑地球中心学说，并猜想地球有可能绕太阳转动，这个观念一直到哥白尼时代才被人们提出来讨论。 公元三世纪末正是罗马帝国与北非迦太基帝国，为了争夺西西里岛的霸权而开战的时期。身处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一直都是投靠罗马，但是西元前216年迦太基大败罗马军队，叙拉古的新国王（海维隆二世的孙子继任），立即见风转舵与迦太基结盟，罗马帝国于是派马塞拉斯将军领军从海路和陆路同时进攻叙拉古，阿基米德眼见国土危急，护国的责任感促使他奋起抗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日以继夜的发明御敌武器。
根据一些年代较晚的记载，当时他造了巨大的起重机，可以将敌人的战舰吊到半空中，然后重重摔下使战舰在水面上粉碎；同时阿基米德也召集城中百姓手持镜子排成扇形，将阳光聚焦到罗马军舰上，烧毁敌人船只（不过，电视节目流言终结者曾经针对这个传说做过实验，结果认为这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成功）；他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的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的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百手巨人”。
个人著述
阿基米德流传于世的数学著作有10余种，多为希腊文手稿。他的著作集中探讨了求积问题，主要是曲边图形的面积和曲面立方体的体积，其体例深受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影响，先是设立若干定义和假设，再依次证明。
阿基米德的纪念雕塑(3张)作为数学家，他写出了《论球和圆柱》、《圆的度量》、《抛物线求积》、《论螺线》、《论锥体和球体》、《沙的计算》数学著作。作为力学家，他着有《论图形的平衡》、《论浮体》、《论杠杆》、《原理》等力学著作。
其中《论球与圆柱》，这是他的得意杰作，包括许多重大的成就。他从几个定义和公理出发，推出关于球与圆柱面积体积等50多个命题。《平面图形的平衡或其重心》，从几个基本假设出发，用严格的几何方法论证力学的原理，求出若干平面图形的重心。《数沙者》，设计一种可以表示任何大数目的方法，纠正有的人认为沙子是不可数的，即使可数也无法用算术符号表示的错误看法。《论浮体》，讨论物体的浮力，研究了旋转抛物体在流体中的稳定性。阿基米德还提出过一个“群牛问题”，含有八个未知数。最后归结为一个二次不定方程。其解的数字大得惊人，共有二十多万位!
《砂粒计算》，是专讲计算方法和计算理论的一本著作。阿基米德要计算充满宇宙大球体内的砂粒数量，他运用了很奇特的想象，建立了新的量级计数法，确定了新单位，提出了表示任何大数量的模式，这与对数运算是密切相关的。
《圆的度量》，利用圆的外切与内接96边形，求得圆周率π为：22/7>π>223/71，这是数学史上最早的，明确指出误差限度的π值。他还证明了圆面积等于以圆周长为底、半径为高的等腰三角形的面积；使用的是穷举法。
《球与圆柱》，熟练地运用穷竭法证明了球的表面积等于球大圆面积的四倍；球的体积是一个圆锥体积的四倍，这个圆锥的底等于球的大圆，高等于球的半径。阿基米德还指出，如果等边圆柱中有一个内切球，则圆柱的全面积和它的体积，分别为球表面积和体积的三分之二 。在这部著作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阿基米德公理”。
《抛物线求积法》，研究了曲线图形求积的问题，并用穷竭法建立了这样的结论："任何由直线和直角圆锥体的截面所包围的弓形（即抛物线），其面积都是其同底同高的三角形面积的三分之四。"他还用力学权重方法再次验证这个结论，使数学与力学成功地结合起来。
《论螺线》，是阿基米德对数学的出色贡献。他明确了螺线的定义，以及对螺线的面积的计算方法。在同一著作中，阿基米德还导出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求和的几何方法。
阿基米德《平面的平衡》，是关于力学的最早的科学论著，讲的是确定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的重心问题。
《浮体》，是流体静力学的第一部专著，阿基米德把数学推理成功地运用于分析浮体的平衡上，并用数学公式表示浮体平衡的规律。
《论锥型体与球型体》，讲的是确定由抛物线和双曲线其轴旋转而成的锥型体体积，以及椭圆绕其长轴和短轴旋转而成的球型体体积。
除此以外，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是一封给埃拉托斯特尼的信，内容是探讨解决力学问题的方法。这是1906年丹麦语言学家J.L.海贝格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现的一卷羊皮纸手稿，原先写有希腊文，后来被擦去，重新写上宗教的文字。幸好原先的字迹没有擦干净，经过仔细辨认，证实是阿基米德的著作。其中有在别处看到的内容，也包括过去一直认为是遗失了的内容。后来以《阿基米德方法》为名刊行于世。它主要讲根据力学原理去发现问题的方法。他把一块面积或体积看成是有重量的东西，分成许多非常小的长条或薄片，然后用已知面积或体积去平衡这些“元素”，找到了重心和支点，所求的面积或体积就可以用杠杆定律计算出来。他把这种方法看作是严格证明前的一种试探性工作,得到结果以后,还要用归谬法去证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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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
几何学方面
阿基米德确定了抛物线弓形、螺线、圆形的面积以及椭球体、抛物面体等各种复杂几何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在推演这些公式的过程中，他进一步发展了欧多克斯发明的“穷竭法”，就是用内接和外切的直边图形不断地逼近曲边形以用来解决曲面面积问题,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逐步近似求极限的方法，因而被公认为微积分计算的鼻祖。他用圆内接多边形与外切多边形边数增多、面积逐渐接近的方法，比较精确的求出了圆周率。面对古希腊繁冗的数字表示方式，阿基米德还首创了记大数的方法，突破了当时用希腊字母计数不能超过一万的局限，并用它解决了许多数学难题。
天文学方面
阿基米德在天文学方面也有出色的成就。除了前面提到的星球仪，他还认为地球是圆球状的，并围绕着太阳旋转，这一观点比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要早一千八百年。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提出这样的见解，是很了不起的。
重视实践
阿基米德和雅典时期的科学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就是他既重视科学的严密性、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精确的、合乎逻辑的证明；又非常重视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他非常重视试验，亲 阿基米德螺旋永动机自动手制作各种仪器和机械。他一生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构和机器，除了杠杆系统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举重滑轮、灌地机、扬水机以及军事上用的抛石机等。被称作“阿基米德螺旋”的扬水机至今仍在埃及等地使用。
阿基米德螺旋永动机。
阿基米德发展了天文学测量用的十字测角器，并制成了一架测算太阳对向地球角度的仪器。他最著名的发现是浮力和相对密度原理，即物体在液体中减轻的视重，等于排去液体的重量，后来以阿基米德原理著称于世。在几何学上，他创立了一种求圆周率的方法，即圆周的周长和其直径的关系。阿基米德是第一位讲科学的工程师，在他的研究中，使用欧几里德的方法，先假设，再以严谨的逻辑推论得到结果，他不断地寻求一般性的原则而用于特殊的工程上。他的作品始终融合数学和物理，因此阿基米德成为物理学之父。
他应用杠杆原理于战争，保卫西拉斯鸠的事迹是家喻户晓的。而他也以同一原理导出部分球体的体积、回转体的体积（椭球、回转抛物面、回转双曲面），此外，他也讨论阿基米德螺线（例如：苍蝇由等速旋转的唱盘中心向外走去所留下的轨迹），圆、球体、圆柱的相关原理，其成就。阿基米德将欧几里德提出的趋近观念作了有效的运用，他提出圆内接多边形和相似圆外切多边形，当边数足够大时，两多边形的周长便一个由上，一个由下的趋近于圆周长。他先用六边形，以后逐次加倍边数，到了九十六边形，求出π的估计值介于3.14163和3.14286之间。另外他算出球的表面积是其内接最大圆面积的四倍。而他又导出圆柱内切球体的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二，这个定理就刻在他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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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之死
历史
据说罗马兵入城时,统帅马塞拉斯出于敬佩阿基米德的才能,曾下令不准伤害这位贤能。而阿基米德似乎并不知道城池已破,又重新沉迷于数学的深思之中。
一个罗马士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命令他到马塞拉斯那里去,遭到阿基米德的严词拒绝,于是阿基米德不幸死在了这个士兵的刀剑之下。
故事
另一种说法是:罗马士兵闯入阿基米德的住宅,看见一位老人在地上埋头作几何图形(还有一种说法他在沙滩上画图),可阿基米德却对他的到来没有反应，士兵拿刀子在他眼前晃了晃，阿基米德才反应过来。只见他没有逃，而是对士兵说 你们等一等再杀我，我不能给世人留下不完整的公式！还没等他说完，士兵就杀了他。他是带着遗憾死去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罗马士兵闯入了阿基米德的住宅，看见一位老人正在自家宅前的地上画图研究几何问题，一个罗马战士走近沉思中的阿基米德，把地上所画的图形踩坏了。阿基米德说：「走开，别动我的图！」战士一听十分生气，于是拔出刀来，朝阿基米德身上刺下去，于是一代伟人就这样归西了。
（约前287年—前212年），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 阿基米德家、力学家，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从小就善于思考，喜欢辩论。早年游历过古埃及，曾在亚历山大城学习。据说他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发明了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今天在埃及仍旧使用着。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大军围攻叙拉古，最后阿基米德不幸死在罗马士兵之手。他一生献身科学，忠于祖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
阿基米德出生在古希腊西西里岛东南端的叙拉古城。在当时古希腊的辉煌文化已经逐渐衰退，经济、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但是另一方面，意大利半岛上新兴的罗马共和国，也正不断的扩张势力；北非也有新的国家迦太基兴起。阿基米德就是生长在这种新旧势力交替的时代，而叙拉古城也就成为许多势力的角力场所。
阿基米德的各种画像(11张)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以阿基米德从小受家庭影响，十分喜爱数学。大概在他九岁时，父亲送他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念书。亚历山大城是当时世界的知识、文化中心，学者云集，举凡文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的研究都很发达，阿基米德在这里跟随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学习，包括有名的几何学大师—欧几里德，在此奠定了他日后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浮力原理的发现
关于浮力原理的发现，有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叙拉古赫农王让工匠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但是在做好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并非全金，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一样重。工匠到底有没有私吞黄金呢？既想检验真假， 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又不能破坏王冠，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经一大臣建议，国王请来阿基米德检验。最初，阿基米德也是冥思苦想而却无计可施。一天，他在家洗澡，当他坐进澡盆里时，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托起。他突然悟到可以用测定固体在水中排水量的办法，来确定金冠的比重。他兴奋地跳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穿上就跑了出去，大声喊着“尤里卡！尤里卡！”。(Eureka，意思是“我知道了”.Greek:εὕρηκα)。
他经过了进一步的实验以后，便来到了王宫，他把王冠和同等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两个盆里，比较两盆溢出来的水，发现放王冠的盆里溢出来的水比另一盆多。这就说明王冠的体积比相同重量的纯金的体积大，密度不相同，所以证明了王冠里掺进了其他金属。
这次试验的意义远远大过查出金匠欺骗国王，阿基米德从中发现了浮力定律（阿基米德原理）：物体在液体中所获得的浮力，等于他所排出液体的重量。一直到现代，人们还在利用这个原理计算物体比重和测定船舶载重量等。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阿基米德对于机械的研究源自于他在亚历山大城求学时期。有一天阿基米德在久旱的尼罗河边散步，看到农民提水浇地相当费力，经过思考之后他发明了一种利用螺旋作用在水管里旋转而把水 杠杆原理吸上来的工具，后世的人叫它做“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埃及一直到二千年后的现在，还有人使用这种器械。这个工具成了后来螺旋推进器的先祖。当时的欧洲，在工程和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些简单机械，譬如：螺丝、滑车、杠杆、齿轮等，阿基米德花了许多时间去研究，发现了“杠杆原理”和“力矩”的观念，对于经常使用工具制作机械的阿基米德而言，将理论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上是轻而易举的。他自己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刚好海维隆王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国王替埃及托勒密王造了一艘船，因为太大太重，船无法放进海里，国王就对阿基米德说：“你连地球都举得起来，把一艘船放进海里应该没问题吧？”于是阿基米德立刻巧妙地组合各种机械，造出一架机具，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将牵引机具的绳子交给国王，国王轻轻一拉，大船果然移动下水，国王不得不为阿基米德的天才所折服。从这个历史记载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知道，阿基米德极可能是当时全世界对于机械的原理与运用，了解最透彻的人。
当代数学大师
关于阿基米多的作品(17张)对于阿基米德来说，机械和物理的研究发明还只是次要的，他比较有兴趣而且 投注更多时间的是纯理论上的研究，尤其是在数学和天文方面。在数学方面，他利用“逼近法”算出球面积、球体积、抛物线、椭圆面积，后世的数学家依据这样的“逼近法”加以发展成近代的“微积分”。他更研究出螺旋形曲线的性质，现今的“阿基米德螺线”曲线，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另外他在《恒河沙数》一书中，他创造了一套记大数的方法，简化了记数的方式。
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论杠杆》（可惜失传）中详细地论述了杠杆的原理。有一次叙拉古国王对杠杆的威力表示怀疑，他要求阿基米德移动载满重物和乘客的一艘新三桅船。阿基米德叫工匠在船的前后左右安装了一套设计精巧的滑车和杠杆。阿基米德叫100多人在大船前面，抓住一根绳子，他让国王牵动一根绳子，大船居然慢慢地滑到海中。群众欢呼雀跃，国王也高兴异常，当众宣布：“从现在起，我要求大家，无论阿基米德说什么，都要相信他！”阿基米德还曾利用抛物镜面的聚光作用，把集中的阳光照射到入侵叙拉古的罗马船上，让它们自己燃烧起来。罗马的许多船只都被烧毁了，但罗马人却找不到失火的原因。900多年后，有位科学家按史书介绍的阿基米德的方法制造了一面凹面镜，成功地点着了距离镜子45米远的木头，而且烧化了距离镜子42米远的铝。所以，许多科技史家通常都把阿基米德看成是人类利用太阳能的始祖。
天文研究
他曾运用水力制作一座天象仪，球面上有日、月、星辰、五大行星，根据记载，这个天象仪不但运行精确，连何时会发生月蚀、日蚀都能加以预测。晚年的阿基米德开始怀疑地球中心学说，并猜想地球有可能绕太阳转动，这个观念一直到哥白尼时代才被人们提出来讨论。 公元三世纪末正是罗马帝国与北非迦太基帝国，为了争夺西西里岛的霸权而开战的时期。身处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一直都是投靠罗马，但是西元前216年迦太基大败罗马军队，叙拉古的新国王（海维隆二世的孙子继任），立即见风转舵与迦太基结盟，罗马帝国于是派马塞拉斯将军领军从海路和陆路同时进攻叙拉古，阿基米德眼见国土危急，护国的责任感促使他奋起抗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日以继夜的发明御敌武器。
根据一些年代较晚的记载，当时他造了巨大的起重机，可以将敌人的战舰吊到半空中，然后重重摔下使战舰在水面上粉碎；同时阿基米德也召集城中百姓手持镜子排成扇形，将阳光聚焦到罗马军舰上，烧毁敌人船只（不过，电视节目流言终结者曾经针对这个传说做过实验，结果认为这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成功）；他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的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的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百手巨人”。
个人著述
阿基米德流传于世的数学著作有10余种，多为希腊文手稿。他的著作集中探讨了求积问题，主要是曲边图形的面积和曲面立方体的体积，其体例深受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影响，先是设立若干定义和假设，再依次证明。
阿基米德的纪念雕塑(3张)作为数学家，他写出了《论球和圆柱》、《圆的度量》、《抛物线求积》、《论螺线》、《论锥体和球体》、《沙的计算》数学著作。作为力学家，他着有《论图形的平衡》、《论浮体》、《论杠杆》、《原理》等力学著作。
其中《论球与圆柱》，这是他的得意杰作，包括许多重大的成就。他从几个定义和公理出发，推出关于球与圆柱面积体积等50多个命题。《平面图形的平衡或其重心》，从几个基本假设出发，用严格的几何方法论证力学的原理，求出若干平面图形的重心。《数沙者》，设计一种可以表示任何大数目的方法，纠正有的人认为沙子是不可数的，即使可数也无法用算术符号表示的错误看法。《论浮体》，讨论物体的浮力，研究了旋转抛物体在流体中的稳定性。阿基米德还提出过一个“群牛问题”，含有八个未知数。最后归结为一个二次不定方程。其解的数字大得惊人，共有二十多万位!
《砂粒计算》，是专讲计算方法和计算理论的一本著作。阿基米德要计算充满宇宙大球体内的砂粒数量，他运用了很奇特的想象，建立了新的量级计数法，确定了新单位，提出了表示任何大数量的模式，这与对数运算是密切相关的。
《圆的度量》，利用圆的外切与内接96边形，求得圆周率π为：22/7>π>223/71，这是数学史上最早的，明确指出误差限度的π值。他还证明了圆面积等于以圆周长为底、半径为高的等腰三角形的面积；使用的是穷举法。
《球与圆柱》，熟练地运用穷竭法证明了球的表面积等于球大圆面积的四倍；球的体积是一个圆锥体积的四倍，这个圆锥的底等于球的大圆，高等于球的半径。阿基米德还指出，如果等边圆柱中有一个内切球，则圆柱的全面积和它的体积，分别为球表面积和体积的三分之二 。在这部著作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阿基米德公理”。
《抛物线求积法》，研究了曲线图形求积的问题，并用穷竭法建立了这样的结论："任何由直线和直角圆锥体的截面所包围的弓形（即抛物线），其面积都是其同底同高的三角形面积的三分之四。"他还用力学权重方法再次验证这个结论，使数学与力学成功地结合起来。
《论螺线》，是阿基米德对数学的出色贡献。他明确了螺线的定义，以及对螺线的面积的计算方法。在同一著作中，阿基米德还导出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求和的几何方法。
阿基米德《平面的平衡》，是关于力学的最早的科学论著，讲的是确定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的重心问题。
《浮体》，是流体静力学的第一部专著，阿基米德把数学推理成功地运用于分析浮体的平衡上，并用数学公式表示浮体平衡的规律。
《论锥型体与球型体》，讲的是确定由抛物线和双曲线其轴旋转而成的锥型体体积，以及椭圆绕其长轴和短轴旋转而成的球型体体积。
除此以外，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是一封给埃拉托斯特尼的信，内容是探讨解决力学问题的方法。这是1906年丹麦语言学家J.L.海贝格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现的一卷羊皮纸手稿，原先写有希腊文，后来被擦去，重新写上宗教的文字。幸好原先的字迹没有擦干净，经过仔细辨认，证实是阿基米德的著作。其中有在别处看到的内容，也包括过去一直认为是遗失了的内容。后来以《阿基米德方法》为名刊行于世。它主要讲根据力学原理去发现问题的方法。他把一块面积或体积看成是有重量的东西，分成许多非常小的长条或薄片，然后用已知面积或体积去平衡这些“元素”，找到了重心和支点，所求的面积或体积就可以用杠杆定律计算出来。他把这种方法看作是严格证明前的一种试探性工作,得到结果以后,还要用归谬法去证明它
编辑本段
科学成就
几何学方面
阿基米德确定了抛物线弓形、螺线、圆形的面积以及椭球体、抛物面体等各种复杂几何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在推演这些公式的过程中，他进一步发展了欧多克斯发明的“穷竭法”，就是用内接和外切的直边图形不断地逼近曲边形以用来解决曲面面积问题,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逐步近似求极限的方法，因而被公认为微积分计算的鼻祖。他用圆内接多边形与外切多边形边数增多、面积逐渐接近的方法，比较精确的求出了圆周率。面对古希腊繁冗的数字表示方式，阿基米德还首创了记大数的方法，突破了当时用希腊字母计数不能超过一万的局限，并用它解决了许多数学难题。
天文学方面
阿基米德在天文学方面也有出色的成就。除了前面提到的星球仪，他还认为地球是圆球状的，并围绕着太阳旋转，这一观点比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要早一千八百年。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提出这样的见解，是很了不起的。
重视实践
阿基米德和雅典时期的科学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就是他既重视科学的严密性、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精确的、合乎逻辑的证明；又非常重视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他非常重视试验，亲 阿基米德螺旋永动机自动手制作各种仪器和机械。他一生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构和机器，除了杠杆系统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举重滑轮、灌地机、扬水机以及军事上用的抛石机等。被称作“阿基米德螺旋”的扬水机至今仍在埃及等地使用。
阿基米德螺旋永动机。
阿基米德发展了天文学测量用的十字测角器，并制成了一架测算太阳对向地球角度的仪器。他最著名的发现是浮力和相对密度原理，即物体在液体中减轻的视重，等于排去液体的重量，后来以阿基米德原理著称于世。在几何学上，他创立了一种求圆周率的方法，即圆周的周长和其直径的关系。阿基米德是第一位讲科学的工程师，在他的研究中，使用欧几里德的方法，先假设，再以严谨的逻辑推论得到结果，他不断地寻求一般性的原则而用于特殊的工程上。他的作品始终融合数学和物理，因此阿基米德成为物理学之父。
他应用杠杆原理于战争，保卫西拉斯鸠的事迹是家喻户晓的。而他也以同一原理导出部分球体的体积、回转体的体积（椭球、回转抛物面、回转双曲面），此外，他也讨论阿基米德螺线（例如：苍蝇由等速旋转的唱盘中心向外走去所留下的轨迹），圆、球体、圆柱的相关原理，其成就。阿基米德将欧几里德提出的趋近观念作了有效的运用，他提出圆内接多边形和相似圆外切多边形，当边数足够大时，两多边形的周长便一个由上，一个由下的趋近于圆周长。他先用六边形，以后逐次加倍边数，到了九十六边形，求出π的估计值介于3.14163和3.14286之间。另外他算出球的表面积是其内接最大圆面积的四倍。而他又导出圆柱内切球体的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二，这个定理就刻在他的墓碑上。
编辑本段
阿基米德之死
历史
据说罗马兵入城时,统帅马塞拉斯出于敬佩阿基米德的才能,曾下令不准伤害这位贤能。而阿基米德似乎并不知道城池已破,又重新沉迷于数学的深思之中。
一个罗马士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命令他到马塞拉斯那里去,遭到阿基米德的严词拒绝,于是阿基米德不幸死在了这个士兵的刀剑之下。
故事
另一种说法是:罗马士兵闯入阿基米德的住宅,看见一位老人在地上埋头作几何图形(还有一种说法他在沙滩上画图),可阿基米德却对他的到来没有反应，士兵拿刀子在他眼前晃了晃，阿基米德才反应过来。只见他没有逃，而是对士兵说 你们等一等再杀我，我不能给世人留下不完整的公式！还没等他说完，士兵就杀了他。他是带着遗憾死去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罗马士兵闯入了阿基米德的住宅，看见一位老人正在自家宅前的地上画图研究几何问题，一个罗马战士走近沉思中的阿基米德，把地上所画的图形踩坏了。阿基米德说：「走开，别动我的图！」战士一听十分生气，于是拔出刀来，朝阿基米德身上刺下去，于是一代伟人就这样归西了。
第2个回答 2011-12-19
色诺芬(Xenophon, 公元前427-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公元前401年参加希腊雇佣军助小居鲁士（Kurush，约前424-前401）争夺波斯王位，未遂，次年率军而返。前396年投身斯巴达，被母邦判处终身放逐。著有《远征记》、《希腊史》（修昔底德《伯罗尼撒战争史》之续编，叙事始于前411年，止于前362年）以及《回忆苏格拉底》等。
色诺芬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几种：
⑴《希腊史》(Hellenica)7卷。
色诺芬是抱着续补修昔底德(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目的开始写作史学著作的。这部《希腊史》所叙的史事始于公元前411年，而且恰好从修昔底德断笔的句子开始衔接，止于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
由于色诺芬本人就是一位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家，对那个时期希腊各邦的各种事务比较熟悉，有许多甚至是亲身所经历的，因此该书所记载的史实比较可靠，为后人研究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希腊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忒拜和斯巴达争霸的经过、以及希腊各邦在长期的战争中互相削弱的情形。
这部《希腊史》的前后体例不太一致。在第1卷中，色诺芬严格地按照修昔底德的编年顺序叙述史事、一直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文笔也显得有些拘谨。从第2卷开始，他的叙述开始生动起来，涉及的内容也显得丰富多彩。另外，色诺芬在书中也采用了记载演说辞的方法，试图通过历史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来显示其性格。由于他与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都有交往，因此该书中的许多篇章带有回忆录的性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总的说来，色诺芬无论在治学态度上、还是在取得的成就上，都难以与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相比。他对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也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科学的批判态度和求实精神。他相信神谶、梦兆和预言，相信人世间万事万物都受着神意的干预。同时，该书还明显地反映出色诺芬袒护斯巴达的倾向，从而开辟了西方史学中的一种不良风气——为亲者颂、为尊者讳，以个人的政治好恶来选择史料和评判史实。这种风气的出现，是与公元前5世纪晚期希腊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虚假粉饰之风的兴起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虚夸之风在史学领域里的表现。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古希腊城邦危机的不断加深而继续发展。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专为君王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半历史的”或“非历史的”治史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⑵《远征记》(Anabasis)
这是色诺芬最出色、流传最广泛的著作，是根据他率领那支希腊雇佣军历尽艰辛、从波斯回到希腊的悲壮经历而写成的。虽然他在书中对自己的作用做了夸张描写，但是它为后人提供了有关希腊雇佣军与波斯帝国的许多真实细节，而且还记录了雇佣军所经过的地区的地理风貌和人情习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此书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军事教科书，向后人提供了古代希腊人的用兵之道及其实际战例，对后来的希腊兵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据说马其顿的亚力山大在同波斯帝国军队决战时，就曾利用过此书。
这部《远征记》既为色诺芬赢得了军事家的英名，也为他赢得了文人的盛誉。他以逼真的手法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使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性感染力，从而成为古希腊文的范文之一。
⑶《斯巴达政体论》"Constitution of Sparta"(又名《拉西第梦的政制》"Constitution of Lacedaemon")
这是一部政治制度史著作。色诺芬在书中把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理想化，备加赞赏；同时他也对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和立法制度进行了美化。书中虽然掺杂了许多个人成见，但也为后人研究斯巴达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提供了丰富的具体史料。
⑷《居鲁士的教育》(Cyropadia)
这是一部类似于“乌托邦”式的政治著作，也有人说它是一部“哲学小说”。实际上，色诺芬通过叙述居鲁士的性格、品德和生平事迹，提出了他自己理想中的培养政治家的方式，同时也阐发了他自己的济世方略。他主张：统治者要聪明正直，要成为“哲人王者”；臣民则必须各安其业，忠于职守；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繁荣。这种奴隶主贵族式的政治理想，其实在其同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被阐述得更加清楚。2楼
⑸《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
这是色诺芬为其师苏格拉底写的一部回忆录。他在书中对苏格拉底的学问、道德和石破天惊的口才做了相当逼真的描述。虽然他对苏格拉底的学说和思想的理解比较浮浅，远不及柏拉图的同类著作来得深刻，但是此书对研究古希腊哲学史和古希腊社会史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⑹《阿格西拉于斯传》(Agesilaus)
这是色诺芬为了凭吊他的已故好友、斯巴达国王阿格西拉于斯而写的一部传记。他感激阿格西拉于斯的知遇之恩，对传主赞赏备至。此书不仅为研究斯巴达社会史保存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而且与伊索格拉底的《艾瓦格拉斯》一起草创了西方史学编纂中的传记体裁。
⑺《经济论》(Oeconomicus or Economics，亦译《家政论》)和《论税收》
这两部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对经济活动的主张。
《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1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的职业；然后又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好自己的家产。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主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特别项目。总的看来，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了奴隶主的经济任务，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辟为一门专门学问。
《论税收》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的问题，主张要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当时雅典的财政状况。
▲色诺芬一生经历丰富、著述众多。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和学术界对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却评价不高。英国史学家约翰·布瑞在他的《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一书中，曾这样说过：“色诺芬在史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中，都是一个浅尝者┄┄，他略有文才，写过多种多样的著作。只有把那些著作加在一起，才使他在希腊文苑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他的才智是平庸的，不能深入地观察到事物的本质。如果他生活在现在，也许是个第一流的新闻记者┄┄。就史学方面而言，他的真正贡献是写了一些回忆录。”
我们认为：尽管色诺芬在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深度上不及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但是在观察和表现历史的广度上却有他自己的特点：角度新、视野宽。与此同时，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希腊史事，主要是靠他的记载才流传下来的。因此，色诺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也有人把他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举，称他们为“古希腊3大史学家”。
色诺芬的史学特点和贡献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① 扩充了历史著作的记述范围。
色诺芬博识善文，他的著作涉及到政治、哲学、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成为后人综合研究古希腊社会的必读文献。
② 草创了以人叙史的新体裁。
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就非常注意集中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他的《阿格西拉于斯传》和《居鲁士的教育》等著作，更是初步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传记体体裁。后来，古希腊的史学家们开始逐步把传记作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形式，认识到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重要性，最后终于达到了普鲁塔克《名人传》那样的高峰。
③ 重视经济生活。
色诺芬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要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的2部经济专著中，最早使用了“经济”这个词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理论，详细地记述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为后人研究和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方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1卷中，为了说明古希腊的社会分工情况，就大量地引用过色诺芬的著作。
赫拉克利特尝言，“最聪明的心乃是一束‘干燥’的光”，至于“潮湿”，根据他残篇的记载,是被人们混乱和松散地使用着，来指称一大堆无法归结到任一个恒常意义的活动。它可以指一 种容易把自己散布于任何其他物体周围的东西；也可以指一种本身不定而且不能凝固的东西；也可以指一种易向各个方向退缩的东西；也可以指一种容易把自己分开和抛散的东西；又可以指一种容易把自己集合起来的东西；它还可以指倾向于流动和被激动的东西；或者指一种容易贴附他物而把他浸湿的东西；要不就是指一种易被做成液体或本系固体而易于溶化的东西。有点敏感的人都明白，赫拉克利特的意图是借自然哲学来谈论“大众”。如果说“大众”的品性从根儿上说就是“潮湿”，如果我们认为“潮湿”就是不好，就是低贱，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大众”无论如何就是低贱的，而且这种低贱是生就的，因为他们“干燥”不起来，总是要活在激情当中,做欲望的奴隶。所以，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大众生而没有“最聪明的心”好在赫拉克利特没有把话说绝。因为就“潮湿”这个词而言，如果你用其中的一个意义，则可以说火焰也是潮湿的；若用另一个意义，则空气可以说是不潮湿的；如果再换一个，则微尘可以说是干燥的，而玻璃可以说是潮湿的。原来，这个概念只是从水和一般普通液体抽象而得，并未经过什么任何的验证，空口无凭，由你信口雌黄罢了。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把强者说成弱者，把
弱者说成强者，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负谁胜出，我想这个问题是找不到一个人间的裁判者的，所以，海德格把赫拉克利特解释成了一个“神”。至于人类的理解力，他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意志和各种欲望、激情的灌浸的；所谓的哲学、科学都是由此而出，恰如古罗马一位史家所刻画的，“如人所愿”而已。大凡人对于他所愿其为真的东西，就比较容易相信它。因此，他排斥困难的事物，因为不耐心于研究；他排斥清明的事物，因为他心中没有希望；他排斥人世上较深的事物，因为迷信；他排斥经验的光亮，因为自大和骄傲，惟恐自己的心灵看来为一些琐碎无常的事物所占据；他排斥一般所信的事物，因为他们流俗。
我并不是要否认人追求“最聪明的心”的可能性，我只是否认人拥有“最聪明的心”的可能性,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认为单一性的伟大之处在乎手段，而神认为在乎目的。”强制人们同步地走向同一目标，这是人的观点；而引导不可胜数的千变万化的人开始行动，并要把他们的行动结合得使所有的行动能通过数以千计的不同道路，去完成伟大的计划，这是神的观点。人关于单一性的观点几乎总是贫乏而无活力的，而神关于单一性的观点则是丰富而有活力的。人以为简化手段可以显示出自己的伟大；而神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使手段变化无穷。我之所以否认人拥有“最聪明的心”的可能性，理由在于：促成所有人尝试追求“比较聪明的心”和让某些人或者某个人拥有“最聪明的心”相比，也许神会倾向于后者。
在一个国家，不论它有多大，也不论它有多小，每每看到贫困、凄凉、无助、无知的人是如此之众多，而“不受打扰的清晰”之人、饱学之士又是如此之不少，我真想把所有那些“极高明，且高明到没人能看出来”之圣贤之书全部烧掉。当前者在企求“给我一点点希望吧！”而不得之时，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后者。如果法西斯的棒束是对付后者的惟一之策，那么我企求人们立刻把它交给前者。为什么打不得？难道你是神吗？难道你是兽吗？
在基督教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的当今世界，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可能仅仅建立在某种制度上，从根本来说，它必须建立在有能力克制自我的人群身上。因此，一个自由国家当以追求知识为荣耀,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其公民，使他们得以被知识武装起来；公民们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运用基督 所赋予的自由去追求知识。我无法指明将有多少人学会控制自我而达到真正的自由，但我坚信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为此付出努力，尽管阿克顿勋爵的看法几乎让人绝望，他说：在整个的地中海世界，从古至今，只有三个人堪称真正自由。阿克顿所指的这三个伟大哲学家究竟是谁？应当是谁？对此类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兴趣，也不表示好奇，更不试图模仿。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其余的人怎么办？恰恰是以这个问题为背景，色诺芬、或者说施特劳斯的色诺芬、或者更确切地说，刘小枫老师的色诺芬出场了,关于色诺芬对后世的影响，刘师认为：“几乎可以说，唯有在施特劳斯那里，色诺芬才占有大思想家的地位。——下述情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施特劳斯身前出版了三部专著疏解色诺芬撰述。”这个判断是我无法赞同的。古罗马大部分的史学著作中，都提到过色诺芬；自文艺复兴始，任何一部划时代著作的索引中，都不会没有色诺芬的名字。尽管这些作者都没作专门疏解,但仅仅一笔带过未必就比三部专著逊色，我想这一点施特劳斯本人也会承认。而我们呢？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以一颗绝对平静、清澈和公正，同时也不乏正当激情的心灵去看待一个又一个的“大师”呢？——就象色诺芬看待政治那样！
关于色诺芬这个人，刘师以“极高明”加以刻画，而且“其撰述方式尤其高明，高明得人们以为他不过是平淡无奇、无足轻重的作家而已。”如果说色诺芬的修辞风格“古朴简正、不动声色”、“娓娓道来”的话，我倒巴不得立刻就要去读，因为对于我这样习惯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时代文学特征”的学生来说，色诺芬的修辞风格也许真的就打开了那个古人的新世界，仅这一点足矣！正如塔西佗所描绘：以自己之所想想他人之所想，这是人类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可能是作为一个导读，刘师所选文集并未包含色诺芬本人的文字，而只是一些二手解释文献，相关的和不相关的。就文集的意图而论，色诺芬的主题重新被处理成“哲人和城邦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干脆向读者表明了——至少是暗示了——这种关系的性质——“一种受到扰乱的清晰”。文集的标题是：驯服欲望。这种驯服本身，施特劳斯称之为“色诺芬的上升”，我们也不妨将之形容为“色诺芬的祛湿求干”。导读成败的关键必然在乎这样一个问题：它概括了色诺芬的全部？还是仅仅提出了解释的一种？或者说，这本文集是否能满足读者的一个好奇：那另一种“未受到扰乱的哲人的清晰”究竟是什么呢？哲人总是把折磨我们的欲望和激情看作是我们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缺陷或邪恶。因此，他们习惯于嘲笑、叹息、斥责这些欲望，或者为了显得比别人更虔诚，就以神的名义加以诅咒。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神的行为，并且一旦学会赞扬某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人性和诋毁实际存在的人性，他们就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智慧的顶峰。实际上，他们就象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所表明的那样，没有按照人们本来的面目来看待人，而是按照他们希望的样子来想象人。结果，他们写出来的通常是讽刺作品，而不是伦理学著作。他们所设想的只是显而易见的幻想，或者是只能在乌托邦或诗人讴歌的黄金时代才能实行的东西，而那里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尼禄的母亲时时告戒他的儿子：“不要研究哲学，那不适合培养治国者”，这并非没有道理。哲人尝言：“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飘荡是一件乐事；站在一座堡垒的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的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的顶峰（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在那里空气永远是清晰而宁静的）目睹谷中的错误、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原来能“快乐”起来的不仅仅是“科学”，还有“哲学”。我也承认，只要观者对这种光景永存恻隐之心而不要自满，那么以上的话可算是说得极好了。“真理是什么呢？”彼拉多曾戏谑地问道，并且，他不肯等候回答,色诺芬不是一个“观者”。因为他行动了。关于他所记述的这桩“功业”，说实在的，和人们记忆中保存的任何历史事件相比，都只是“一件小事”。他只不过率领一个希腊的雇佣军团开溜成功罢了。比之克拉苏或者瓦鲁斯这样宁死不归的罗马大将，色诺芬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士兵，按照罗马的古风，他是要被列入“十一抽杀”的行列的。如果说前者是命运的战士，那么后者就是命运的反战士。一部《远征记》更象是一部《逃跑记》。就这次事件本身而论，它的真正伟大或惊人之处就在于“跑得快，跑得及时”。就象色诺芬半吹嘘半自嘲地形容的那样：敌人的信使快马加鞭，意图到一个地方，传达拦截希腊军队的命令，不等这个信使到达，色诺芬已经率队开将过去了。比之英军的敦克尔刻大撤退或者中国红军的长征，这支希腊雇佣军团的逃跑多出了一些喜剧色彩，而在色诺芬笔下，希腊军队的这次行动简直是“喜剧的，太喜剧了”。色诺芬自我吹嘘的另一项本领是懂得一并运用说服和暴力这两个手段，能够同时控制军队中的贵族和平民。据说这项本领是居鲁士所接受的“波斯法律的教育”中所缺乏的。根据色诺芬的叙述，“波斯法律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培养公民的品格，让他们对坏事连想都不敢想，或者连想都不愿想。这种以世袭贵族制为基础的教育，其结果对于象斯巴达这样的防御型小城邦来说，是再完美不过了。但对于居鲁士心目中的“大波斯”计划或者帝国计划却不啻一个致命的打击，对居鲁士来说，这种教育和他的“大波斯”简直就是天敌。
居鲁士通过一次演讲巧妙地利用了“波斯的法律教育”。他对士兵们说：“让我们大胆进发吧！不正义的名声属于敌人而不属于我们，因为他们想望别人的东西。是敌人在挑起战端、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而我们是应盟邦的请求参战。有什么能比自卫更正义，比帮助朋友更高尚呢？”通过诉求正义、高尚这样的“波斯的法律教育”的传统主题，或者说，通过诉诸传统的波斯精神，居鲁士鼓励士兵“大胆进发”，使他们长期以来的公民品格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为帝国霸权的前景作好了准备。至于军中的平民阶层，居鲁士明白，他们认为他们被排除在政治平等之外、以及他们普遍艰难的命运都是不公正的。因此，居鲁士又作了如下的演讲：“波斯人，你们与我们（贵族）生养在同一个国家；与我们有着同样的肉体和灵魂。然而，虽然我们是同样的人，你们却在祖国不能享有与我们平等的权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我们，而在于你们被迫处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条件。现在不同了，向神保证，我想让你们拥有你们过去所没有的那些东西；但是，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象我们一样拿起武器，与我们承担同样的风险，而且，如果有荣誉和利益随之而来，你们的行为就值得接受这样的奖赏。”作为演讲成功的结果，平民迅速得到了和贵族同样的武装。居鲁士的演讲揭露了贵族不愿为之公开辩护的等级差别的基础——世袭财富，他事实上迫使了贵族的默许；同时，居鲁士利用了人性中最牢固的弱点——怕死，他向贵族强调，从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给予平民同等的武装是明智的，因为敌人的力量强大。居鲁士没有谈及这次改革的政治后果。但无论从政治角度来看，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结果都一样：三万新贵族诞生了！他们把自身地位的提高归功于居鲁士。无论是他们的心情，还是他们的精神，都不再系于返回家园重过毫无希望的传统生活，而是开始向往居鲁士给他们展示的雄心勃勃的远大前景。居鲁士的过早战死使这个远大前景遭受了夭折的命运。但是，从古罗马共和晚期的情形观之,“新人”兼大将马略所采用的募兵制和居鲁士的这次军事改革完全一致；而各自内忧外患的政治处境更是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马略的募兵制为帝国的诞生寻求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口，如庞培就恺撒所言，“小心这个不好好穿元老服的家伙，他身上有好几个马略！”；居鲁士则过早战死，而他的死实出于一次偶然。比之于居鲁士，色诺芬所吹嘘的于说服和暴力之间游刃有余的那项本领，就实在不怎么高明了。如果一定要说“高明”，那么在色诺芬的笔下，它更多地是被刻画成了“高明的喜剧”。首先,说服士兵自我保存、以及如何逃跑，总比说服他们放弃家园、去成就帝国，无论如何要来得容易一些。其次，即使是这一点，色诺芬也费尽了周折，绞尽了脑汁，结果还是不怎么成功，还差点被士兵干掉。他是如此之“怯懦”，以至于他要在希腊边境上另立一个“新城邦”的意图根本未及暴露就生吞回去了，尽管这个“新城邦”不过是个8000人不足的小邦罢了。通过这个对比，色诺芬再次把他的这项本领刻画成了一出“喜剧”。更进一步，通过把自己——临危受命的希腊雇佣军的领袖——塑造成一个“喜剧”人物，他把这支军队、这次“逃跑”都呈现为一出再经典不过的人间“喜剧”。可以说，《远征记》自第四卷始，也就是从居鲁士战死始，直到终了，就是关于一次“有趣的逃跑”的“有趣”叙述。的确，事实本身是无须争论的，它就是一次旨在逃命的军事行动。正如撒路斯提乌斯所评论：“依我看，希腊人的行迹确实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不是象传闻中描写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如此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希腊人的功业便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加图用一个词总结了罗马精神的本质——实干！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沉溺于争辩。“智者”这一名称，虽为那些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轻蔑地拒绝而转敬给古代语法学者或者修辞学者，如高尔吉亚、西比亚斯之辈，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伊壁鸠鲁以及余人在内，尽管柏拉图要求城邦护卫者当尽可能晚地接触他的辩证法。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个城邦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后者则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园教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报酬。但他们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派而为之哄斗。他们学说的大部分，如老狄奥尼索斯所正确地嘲笑于柏拉图的那样，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对于时间和地方都只有一种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寄望于经验的人们。他们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说。至于象德莫克里特、柏拉图等人的游历，实在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途旅行，可是他们却作为一种“壮举”来谈论了。如果我们真的象古代的占星家那样，从他们哲学体系诞生的时辰抽取一些迹象,那么我们是推算不出它们任何的伟大之处的。正如埃及僧侣所下的考语：“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卡里古拉尝言：“既然柏拉图可以把荷马赶出他的理想国，那我为什么不能把维吉尔赶出罗马呢？”罗马驱逐维吉尔，这对罗马的历史来说，或者对它的帝国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若真的把荷马从《理想国》中摘除，说真的，《理想国》就真的不剩什么了。希腊的通病就是过多地倾倒于虚荣和野心，人人都想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他们真的就象孩 子一样，敏于喋喋多言，惟独缺乏实干。善于分争，钝于联合。若以培根的标准衡量，说实在话，他们还没有“配称知识的知识”，遑论“配称历史的历史”。在亡国之后，他们作为释放奴继续把这种作风带到罗马，关于这件事情，看看加图对希腊人的嘲讽和责骂就知道了。
色诺芬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几种：
⑴《希腊史》(Hellenica)7卷。
色诺芬是抱着续补修昔底德(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目的开始写作史学著作的。这部《希腊史》所叙的史事始于公元前411年，而且恰好从修昔底德断笔的句子开始衔接，止于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
由于色诺芬本人就是一位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家，对那个时期希腊各邦的各种事务比较熟悉，有许多甚至是亲身所经历的，因此该书所记载的史实比较可靠，为后人研究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希腊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忒拜和斯巴达争霸的经过、以及希腊各邦在长期的战争中互相削弱的情形。
这部《希腊史》的前后体例不太一致。在第1卷中，色诺芬严格地按照修昔底德的编年顺序叙述史事、一直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文笔也显得有些拘谨。从第2卷开始，他的叙述开始生动起来，涉及的内容也显得丰富多彩。另外，色诺芬在书中也采用了记载演说辞的方法，试图通过历史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来显示其性格。由于他与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都有交往，因此该书中的许多篇章带有回忆录的性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总的说来，色诺芬无论在治学态度上、还是在取得的成就上，都难以与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相比。他对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也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科学的批判态度和求实精神。他相信神谶、梦兆和预言，相信人世间万事万物都受着神意的干预。同时，该书还明显地反映出色诺芬袒护斯巴达的倾向，从而开辟了西方史学中的一种不良风气——为亲者颂、为尊者讳，以个人的政治好恶来选择史料和评判史实。这种风气的出现，是与公元前5世纪晚期希腊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虚假粉饰之风的兴起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虚夸之风在史学领域里的表现。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古希腊城邦危机的不断加深而继续发展。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专为君王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半历史的”或“非历史的”治史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⑵《远征记》(Anabasis)
这是色诺芬最出色、流传最广泛的著作，是根据他率领那支希腊雇佣军历尽艰辛、从波斯回到希腊的悲壮经历而写成的。虽然他在书中对自己的作用做了夸张描写，但是它为后人提供了有关希腊雇佣军与波斯帝国的许多真实细节，而且还记录了雇佣军所经过的地区的地理风貌和人情习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此书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军事教科书，向后人提供了古代希腊人的用兵之道及其实际战例，对后来的希腊兵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据说马其顿的亚力山大在同波斯帝国军队决战时，就曾利用过此书。
这部《远征记》既为色诺芬赢得了军事家的英名，也为他赢得了文人的盛誉。他以逼真的手法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使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性感染力，从而成为古希腊文的范文之一。
⑶《斯巴达政体论》"Constitution of Sparta"(又名《拉西第梦的政制》"Constitution of Lacedaemon")
这是一部政治制度史著作。色诺芬在书中把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理想化，备加赞赏；同时他也对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和立法制度进行了美化。书中虽然掺杂了许多个人成见，但也为后人研究斯巴达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提供了丰富的具体史料。
⑷《居鲁士的教育》(Cyropadia)
这是一部类似于“乌托邦”式的政治著作，也有人说它是一部“哲学小说”。实际上，色诺芬通过叙述居鲁士的性格、品德和生平事迹，提出了他自己理想中的培养政治家的方式，同时也阐发了他自己的济世方略。他主张：统治者要聪明正直，要成为“哲人王者”；臣民则必须各安其业，忠于职守；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繁荣。这种奴隶主贵族式的政治理想，其实在其同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被阐述得更加清楚。2楼
⑸《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
这是色诺芬为其师苏格拉底写的一部回忆录。他在书中对苏格拉底的学问、道德和石破天惊的口才做了相当逼真的描述。虽然他对苏格拉底的学说和思想的理解比较浮浅，远不及柏拉图的同类著作来得深刻，但是此书对研究古希腊哲学史和古希腊社会史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⑹《阿格西拉于斯传》(Agesilaus)
这是色诺芬为了凭吊他的已故好友、斯巴达国王阿格西拉于斯而写的一部传记。他感激阿格西拉于斯的知遇之恩，对传主赞赏备至。此书不仅为研究斯巴达社会史保存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而且与伊索格拉底的《艾瓦格拉斯》一起草创了西方史学编纂中的传记体裁。
⑺《经济论》(Oeconomicus or Economics，亦译《家政论》)和《论税收》
这两部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对经济活动的主张。
《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1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的职业；然后又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好自己的家产。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主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特别项目。总的看来，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了奴隶主的经济任务，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辟为一门专门学问。
《论税收》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的问题，主张要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当时雅典的财政状况。
▲色诺芬一生经历丰富、著述众多。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和学术界对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却评价不高。英国史学家约翰·布瑞在他的《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一书中，曾这样说过：“色诺芬在史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中，都是一个浅尝者┄┄，他略有文才，写过多种多样的著作。只有把那些著作加在一起，才使他在希腊文苑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他的才智是平庸的，不能深入地观察到事物的本质。如果他生活在现在，也许是个第一流的新闻记者┄┄。就史学方面而言，他的真正贡献是写了一些回忆录。”
我们认为：尽管色诺芬在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深度上不及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但是在观察和表现历史的广度上却有他自己的特点：角度新、视野宽。与此同时，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希腊史事，主要是靠他的记载才流传下来的。因此，色诺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也有人把他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举，称他们为“古希腊3大史学家”。
色诺芬的史学特点和贡献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① 扩充了历史著作的记述范围。
色诺芬博识善文，他的著作涉及到政治、哲学、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成为后人综合研究古希腊社会的必读文献。
② 草创了以人叙史的新体裁。
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就非常注意集中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他的《阿格西拉于斯传》和《居鲁士的教育》等著作，更是初步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传记体体裁。后来，古希腊的史学家们开始逐步把传记作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形式，认识到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重要性，最后终于达到了普鲁塔克《名人传》那样的高峰。
③ 重视经济生活。
色诺芬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要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的2部经济专著中，最早使用了“经济”这个词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理论，详细地记述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为后人研究和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方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1卷中，为了说明古希腊的社会分工情况，就大量地引用过色诺芬的著作。
赫拉克利特尝言，“最聪明的心乃是一束‘干燥’的光”，至于“潮湿”，根据他残篇的记载,是被人们混乱和松散地使用着，来指称一大堆无法归结到任一个恒常意义的活动。它可以指一 种容易把自己散布于任何其他物体周围的东西；也可以指一种本身不定而且不能凝固的东西；也可以指一种易向各个方向退缩的东西；也可以指一种容易把自己分开和抛散的东西；又可以指一种容易把自己集合起来的东西；它还可以指倾向于流动和被激动的东西；或者指一种容易贴附他物而把他浸湿的东西；要不就是指一种易被做成液体或本系固体而易于溶化的东西。有点敏感的人都明白，赫拉克利特的意图是借自然哲学来谈论“大众”。如果说“大众”的品性从根儿上说就是“潮湿”，如果我们认为“潮湿”就是不好，就是低贱，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大众”无论如何就是低贱的，而且这种低贱是生就的，因为他们“干燥”不起来，总是要活在激情当中,做欲望的奴隶。所以，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大众生而没有“最聪明的心”好在赫拉克利特没有把话说绝。因为就“潮湿”这个词而言，如果你用其中的一个意义，则可以说火焰也是潮湿的；若用另一个意义，则空气可以说是不潮湿的；如果再换一个，则微尘可以说是干燥的，而玻璃可以说是潮湿的。原来，这个概念只是从水和一般普通液体抽象而得，并未经过什么任何的验证，空口无凭，由你信口雌黄罢了。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把强者说成弱者，把
弱者说成强者，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负谁胜出，我想这个问题是找不到一个人间的裁判者的，所以，海德格把赫拉克利特解释成了一个“神”。至于人类的理解力，他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意志和各种欲望、激情的灌浸的；所谓的哲学、科学都是由此而出，恰如古罗马一位史家所刻画的，“如人所愿”而已。大凡人对于他所愿其为真的东西，就比较容易相信它。因此，他排斥困难的事物，因为不耐心于研究；他排斥清明的事物，因为他心中没有希望；他排斥人世上较深的事物，因为迷信；他排斥经验的光亮，因为自大和骄傲，惟恐自己的心灵看来为一些琐碎无常的事物所占据；他排斥一般所信的事物，因为他们流俗。
我并不是要否认人追求“最聪明的心”的可能性，我只是否认人拥有“最聪明的心”的可能性,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认为单一性的伟大之处在乎手段，而神认为在乎目的。”强制人们同步地走向同一目标，这是人的观点；而引导不可胜数的千变万化的人开始行动，并要把他们的行动结合得使所有的行动能通过数以千计的不同道路，去完成伟大的计划，这是神的观点。人关于单一性的观点几乎总是贫乏而无活力的，而神关于单一性的观点则是丰富而有活力的。人以为简化手段可以显示出自己的伟大；而神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使手段变化无穷。我之所以否认人拥有“最聪明的心”的可能性，理由在于：促成所有人尝试追求“比较聪明的心”和让某些人或者某个人拥有“最聪明的心”相比，也许神会倾向于后者。
在一个国家，不论它有多大，也不论它有多小，每每看到贫困、凄凉、无助、无知的人是如此之众多，而“不受打扰的清晰”之人、饱学之士又是如此之不少，我真想把所有那些“极高明，且高明到没人能看出来”之圣贤之书全部烧掉。当前者在企求“给我一点点希望吧！”而不得之时，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后者。如果法西斯的棒束是对付后者的惟一之策，那么我企求人们立刻把它交给前者。为什么打不得？难道你是神吗？难道你是兽吗？
在基督教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的当今世界，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可能仅仅建立在某种制度上，从根本来说，它必须建立在有能力克制自我的人群身上。因此，一个自由国家当以追求知识为荣耀,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其公民，使他们得以被知识武装起来；公民们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运用基督 所赋予的自由去追求知识。我无法指明将有多少人学会控制自我而达到真正的自由，但我坚信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为此付出努力，尽管阿克顿勋爵的看法几乎让人绝望，他说：在整个的地中海世界，从古至今，只有三个人堪称真正自由。阿克顿所指的这三个伟大哲学家究竟是谁？应当是谁？对此类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兴趣，也不表示好奇，更不试图模仿。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其余的人怎么办？恰恰是以这个问题为背景，色诺芬、或者说施特劳斯的色诺芬、或者更确切地说，刘小枫老师的色诺芬出场了,关于色诺芬对后世的影响，刘师认为：“几乎可以说，唯有在施特劳斯那里，色诺芬才占有大思想家的地位。——下述情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施特劳斯身前出版了三部专著疏解色诺芬撰述。”这个判断是我无法赞同的。古罗马大部分的史学著作中，都提到过色诺芬；自文艺复兴始，任何一部划时代著作的索引中，都不会没有色诺芬的名字。尽管这些作者都没作专门疏解,但仅仅一笔带过未必就比三部专著逊色，我想这一点施特劳斯本人也会承认。而我们呢？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以一颗绝对平静、清澈和公正，同时也不乏正当激情的心灵去看待一个又一个的“大师”呢？——就象色诺芬看待政治那样！
关于色诺芬这个人，刘师以“极高明”加以刻画，而且“其撰述方式尤其高明，高明得人们以为他不过是平淡无奇、无足轻重的作家而已。”如果说色诺芬的修辞风格“古朴简正、不动声色”、“娓娓道来”的话，我倒巴不得立刻就要去读，因为对于我这样习惯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时代文学特征”的学生来说，色诺芬的修辞风格也许真的就打开了那个古人的新世界，仅这一点足矣！正如塔西佗所描绘：以自己之所想想他人之所想，这是人类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可能是作为一个导读，刘师所选文集并未包含色诺芬本人的文字，而只是一些二手解释文献，相关的和不相关的。就文集的意图而论，色诺芬的主题重新被处理成“哲人和城邦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干脆向读者表明了——至少是暗示了——这种关系的性质——“一种受到扰乱的清晰”。文集的标题是：驯服欲望。这种驯服本身，施特劳斯称之为“色诺芬的上升”，我们也不妨将之形容为“色诺芬的祛湿求干”。导读成败的关键必然在乎这样一个问题：它概括了色诺芬的全部？还是仅仅提出了解释的一种？或者说，这本文集是否能满足读者的一个好奇：那另一种“未受到扰乱的哲人的清晰”究竟是什么呢？哲人总是把折磨我们的欲望和激情看作是我们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缺陷或邪恶。因此，他们习惯于嘲笑、叹息、斥责这些欲望，或者为了显得比别人更虔诚，就以神的名义加以诅咒。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神的行为，并且一旦学会赞扬某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人性和诋毁实际存在的人性，他们就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智慧的顶峰。实际上，他们就象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所表明的那样，没有按照人们本来的面目来看待人，而是按照他们希望的样子来想象人。结果，他们写出来的通常是讽刺作品，而不是伦理学著作。他们所设想的只是显而易见的幻想，或者是只能在乌托邦或诗人讴歌的黄金时代才能实行的东西，而那里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尼禄的母亲时时告戒他的儿子：“不要研究哲学，那不适合培养治国者”，这并非没有道理。哲人尝言：“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飘荡是一件乐事；站在一座堡垒的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的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的顶峰（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在那里空气永远是清晰而宁静的）目睹谷中的错误、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原来能“快乐”起来的不仅仅是“科学”，还有“哲学”。我也承认，只要观者对这种光景永存恻隐之心而不要自满，那么以上的话可算是说得极好了。“真理是什么呢？”彼拉多曾戏谑地问道，并且，他不肯等候回答,色诺芬不是一个“观者”。因为他行动了。关于他所记述的这桩“功业”，说实在的，和人们记忆中保存的任何历史事件相比，都只是“一件小事”。他只不过率领一个希腊的雇佣军团开溜成功罢了。比之克拉苏或者瓦鲁斯这样宁死不归的罗马大将，色诺芬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士兵，按照罗马的古风，他是要被列入“十一抽杀”的行列的。如果说前者是命运的战士，那么后者就是命运的反战士。一部《远征记》更象是一部《逃跑记》。就这次事件本身而论，它的真正伟大或惊人之处就在于“跑得快，跑得及时”。就象色诺芬半吹嘘半自嘲地形容的那样：敌人的信使快马加鞭，意图到一个地方，传达拦截希腊军队的命令，不等这个信使到达，色诺芬已经率队开将过去了。比之英军的敦克尔刻大撤退或者中国红军的长征，这支希腊雇佣军团的逃跑多出了一些喜剧色彩，而在色诺芬笔下，希腊军队的这次行动简直是“喜剧的，太喜剧了”。色诺芬自我吹嘘的另一项本领是懂得一并运用说服和暴力这两个手段，能够同时控制军队中的贵族和平民。据说这项本领是居鲁士所接受的“波斯法律的教育”中所缺乏的。根据色诺芬的叙述，“波斯法律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培养公民的品格，让他们对坏事连想都不敢想，或者连想都不愿想。这种以世袭贵族制为基础的教育，其结果对于象斯巴达这样的防御型小城邦来说，是再完美不过了。但对于居鲁士心目中的“大波斯”计划或者帝国计划却不啻一个致命的打击，对居鲁士来说，这种教育和他的“大波斯”简直就是天敌。
居鲁士通过一次演讲巧妙地利用了“波斯的法律教育”。他对士兵们说：“让我们大胆进发吧！不正义的名声属于敌人而不属于我们，因为他们想望别人的东西。是敌人在挑起战端、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而我们是应盟邦的请求参战。有什么能比自卫更正义，比帮助朋友更高尚呢？”通过诉求正义、高尚这样的“波斯的法律教育”的传统主题，或者说，通过诉诸传统的波斯精神，居鲁士鼓励士兵“大胆进发”，使他们长期以来的公民品格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为帝国霸权的前景作好了准备。至于军中的平民阶层，居鲁士明白，他们认为他们被排除在政治平等之外、以及他们普遍艰难的命运都是不公正的。因此，居鲁士又作了如下的演讲：“波斯人，你们与我们（贵族）生养在同一个国家；与我们有着同样的肉体和灵魂。然而，虽然我们是同样的人，你们却在祖国不能享有与我们平等的权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我们，而在于你们被迫处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条件。现在不同了，向神保证，我想让你们拥有你们过去所没有的那些东西；但是，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象我们一样拿起武器，与我们承担同样的风险，而且，如果有荣誉和利益随之而来，你们的行为就值得接受这样的奖赏。”作为演讲成功的结果，平民迅速得到了和贵族同样的武装。居鲁士的演讲揭露了贵族不愿为之公开辩护的等级差别的基础——世袭财富，他事实上迫使了贵族的默许；同时，居鲁士利用了人性中最牢固的弱点——怕死，他向贵族强调，从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给予平民同等的武装是明智的，因为敌人的力量强大。居鲁士没有谈及这次改革的政治后果。但无论从政治角度来看，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结果都一样：三万新贵族诞生了！他们把自身地位的提高归功于居鲁士。无论是他们的心情，还是他们的精神，都不再系于返回家园重过毫无希望的传统生活，而是开始向往居鲁士给他们展示的雄心勃勃的远大前景。居鲁士的过早战死使这个远大前景遭受了夭折的命运。但是，从古罗马共和晚期的情形观之,“新人”兼大将马略所采用的募兵制和居鲁士的这次军事改革完全一致；而各自内忧外患的政治处境更是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马略的募兵制为帝国的诞生寻求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口，如庞培就恺撒所言，“小心这个不好好穿元老服的家伙，他身上有好几个马略！”；居鲁士则过早战死，而他的死实出于一次偶然。比之于居鲁士，色诺芬所吹嘘的于说服和暴力之间游刃有余的那项本领，就实在不怎么高明了。如果一定要说“高明”，那么在色诺芬的笔下，它更多地是被刻画成了“高明的喜剧”。首先,说服士兵自我保存、以及如何逃跑，总比说服他们放弃家园、去成就帝国，无论如何要来得容易一些。其次，即使是这一点，色诺芬也费尽了周折，绞尽了脑汁，结果还是不怎么成功，还差点被士兵干掉。他是如此之“怯懦”，以至于他要在希腊边境上另立一个“新城邦”的意图根本未及暴露就生吞回去了，尽管这个“新城邦”不过是个8000人不足的小邦罢了。通过这个对比，色诺芬再次把他的这项本领刻画成了一出“喜剧”。更进一步，通过把自己——临危受命的希腊雇佣军的领袖——塑造成一个“喜剧”人物，他把这支军队、这次“逃跑”都呈现为一出再经典不过的人间“喜剧”。可以说，《远征记》自第四卷始，也就是从居鲁士战死始，直到终了，就是关于一次“有趣的逃跑”的“有趣”叙述。的确，事实本身是无须争论的，它就是一次旨在逃命的军事行动。正如撒路斯提乌斯所评论：“依我看，希腊人的行迹确实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不是象传闻中描写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如此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希腊人的功业便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加图用一个词总结了罗马精神的本质——实干！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沉溺于争辩。“智者”这一名称，虽为那些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轻蔑地拒绝而转敬给古代语法学者或者修辞学者，如高尔吉亚、西比亚斯之辈，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伊壁鸠鲁以及余人在内，尽管柏拉图要求城邦护卫者当尽可能晚地接触他的辩证法。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个城邦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后者则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园教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报酬。但他们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派而为之哄斗。他们学说的大部分，如老狄奥尼索斯所正确地嘲笑于柏拉图的那样，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对于时间和地方都只有一种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寄望于经验的人们。他们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说。至于象德莫克里特、柏拉图等人的游历，实在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途旅行，可是他们却作为一种“壮举”来谈论了。如果我们真的象古代的占星家那样，从他们哲学体系诞生的时辰抽取一些迹象,那么我们是推算不出它们任何的伟大之处的。正如埃及僧侣所下的考语：“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卡里古拉尝言：“既然柏拉图可以把荷马赶出他的理想国，那我为什么不能把维吉尔赶出罗马呢？”罗马驱逐维吉尔，这对罗马的历史来说，或者对它的帝国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若真的把荷马从《理想国》中摘除，说真的，《理想国》就真的不剩什么了。希腊的通病就是过多地倾倒于虚荣和野心，人人都想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他们真的就象孩 子一样，敏于喋喋多言，惟独缺乏实干。善于分争，钝于联合。若以培根的标准衡量，说实在话，他们还没有“配称知识的知识”，遑论“配称历史的历史”。在亡国之后，他们作为释放奴继续把这种作风带到罗马，关于这件事情，看看加图对希腊人的嘲讽和责骂就知道了。
第3个回答 2011-12-19
自己去写一下下呗,又不是太难.追问
不难但也需要时间呀，就是忙不过来才求助
追答只要你花钱，会有人写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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