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五百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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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具体体现。陈寅恪认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是华夏文化之“本根”。他甚至认为：“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唯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此亦当今“新儒学”孜孜以求者欤？宋学“本根”对于近现代之影响由此可见。
　　王夫之《宋论》卷一论宋太祖一统天下垂及百年，原始其因就在于与创业诸帝相较，无事功世胄之依凭而颇有惧心：
　　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熏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
　　宋之文治，实在是出于忧患的不得已。但王夫之接着指出：“虽然，彼亦有以胜之矣，无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废也，无积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宋人求自立、求变革之精神寓其中矣！而所谓自立精神，即王夫之“求诸己”者，就其文化内涵言之，便是起自中唐为“攘夷”而张扬华夏自家文化之运动，是六朝至盛唐充满“胡气”的外向型多元文化之反拨。唐君毅称：“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 收敛正是“绚烂归于平淡”的内向型宋文化之特征。中国文化转型之幸与不幸，关键在此。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宋代文人地位的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北宋词言及六朝，其主题不外兴废事、兴亡感。北宋积贫积弱而又豪奢宽绰，故词人对六朝奢靡之风的斥责就包含有现实隐喻意义。到了北宋末年，已是山河破碎，六朝作为回忆性对象再次出现，词人情感意绪趋于悲咽苍凉。到了南宋，南北分裂成为长期的事实，中兴无望，而权要者文恬武嬉，不思抗战，直把杭州当汴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下，对六朝的感受也就更为不同，更为深广。把六朝与南宋的所有联结点全部发掘出来，几乎成为词化了的六朝史，又在六朝史的历史回忆中寄托着炽热的情感。
　　宋代治史风气颇盛，出现了一批名史家和名史著，有的居于历代史学之一流地位。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欧阳文忠公集·　事迹》中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书中最精彩的传序，如《〈一行传〉序》十分赞美和强调作为人臣的忠、节，这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价值观，也是宋代史学思想的核心。宋代特别是两宋交替以及宋亡时期忠、节意识如此强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兴衰倏忽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极其重要、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兴也速，其衰也忽。兴则不可争锋，衰则难以抗拒。兴在“忧劳”，衰在“逸豫”，关节点即在此。这又不仅是针对五代的，而且普遍适用于各朝各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这便成为宋代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资治通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宋人的史学意识，宋人高度重视史学文化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因此，宋代文学审美类别上，咏史诗的存量特别丰富，涉及到先秦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单是咏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和诗，以王安石的成就为高。
　　议论风格
　　宋人的思维是思辨型的，所创立的哲学是思辨型的哲学。这就孕育了他们爱议论的习惯。宋人好为人师，好指点、发话、评论，滔滔不休。在这一点上，宋人的议论风生，确实不同于唐人的感性描述。微言阐明大义，意象引发哲理，这是总体性的思辨结构所决定的。
　　宋人好思、多思。由于以形上道者为先导，就不会满足于对形下器者的描述。往往从形下器者出发，进而加以提升，达于形上之道。因此，“器”乃所借对象，“道”才真正成为所论目标。“器”乃缘由、工具，“道”乃归宿、本体。或引发人生哲理，或申述宇宙精义。不满足于浅表之“象”，而是不断探寻“意”，形成了宋人的思维线路和模式。这样，宋代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审视和思辨的时代。
　　从文化风习上看，宋人颇有策士之风。宋代的精神领袖、文化精英领风气之先，整个文化精神领域便弥漫议论之风习，成为时代之精神现象。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文学、美学。诗歌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最富宋代诗美学风格的议论化、哲理化特征。宋文亦如此，这并不包括那些纯议论的文章，而是借助于某一具体对象生发开去，以表述某一生活、人生、宇宙哲理的文章。这样，对象是具体的，所引发的则是抽象之理。而宋人在发表议论时常常在实践性中包含着现实用意，是有感而发，有现实针对目标。
　　求异思维
　　宋人的思维是求异型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看法，决不轻易认同前人和当代人。求异思维使其有独创性，他们对人、事以至国事的看法、见解总是与众不同，有自身独到的视阈、观照点和论析方式。
　　这是从对传统经学怀疑、质疑所形成的宋代文化、哲学精神。所谓传统经学正是所谓汉学，在对汉学的怀疑中建立和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形态和内涵的宋学，以反传统也就是疑古为起点。“怀疑”“疑惑”，是其思维出发点和基点。因其所疑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两派：一派为疑传，一派为疑经。这中间有深入之趋势。在否定性、怀疑性文化氛围内，美学领域也得其风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