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流变,从汉乐府到新乐府。。急急急

如题所述

我也是啊,明天的考试。。。。
两汉是乐府诗歌的创始期,成就斐然。甚至我们今天说乐府诗,都主要是指汉乐府而言的。两汉乐府无论是篇题命意还是艺术技巧,尤其是它直面现实的书写精神,都被后世诗歌所吸纳,成为后世作家学习的范本,影响甚巨。
一、乐府与乐府诗的搜集
欲了解乐府诗,首先要了解何谓乐府。乐府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其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汉承秦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史载惠帝时有“乐府令”之职。到了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被大大扩大了,其具体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及制作歌辞等。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如西汉前期的《房中乐》和西汉中期的《郊祀歌》等,主要是由文人写作的;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则主要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所用的音乐,主要也是来自民间,也有一部分来自西域。这种配合音乐演唱的诗歌便是乐府,汉代人称之为“歌诗”,魏晋以后始称为“乐府”。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用乐府旧题写诗,如曹操,但内容上不一定完全因袭旧诗。不论合乐与否,一概称为“乐府”。到了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如白居易、元稹等都有新乐府创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为这两种文体作为诗歌的分支,也与音乐关系密切,其最初也都是配乐演唱的,故得以称为“乐府”。

西汉时期的乐府诗如《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流传下来了,而《汉书·艺文志》记载的一百多首民歌大多亡佚了。东汉时期的乐府诗到了魏晋以后,仍然流传于朝廷内外。六朝时期有些文学总集收录乐府古辞,其主体便是汉乐府,如《玉台新咏》。而沈约编纂《宋书》,其中《乐志》收录了大量的汉乐府。到了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集历代乐府诗之大成。《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其中包含有汉乐府的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这四类。“郊庙”一类中都是由文人制作的朝廷典礼乐章,民歌则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杂曲”这三类中,尤以“相和”类中为多。“相和”是一种“丝竹相和”的管弦乐曲,也是汉代民间的主要乐曲;“鼓吹曲”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而形成的军乐;“杂曲”是原来音乐归类已不清楚的作品。
二、汉乐府的内容和艺术
班固《汉书·艺文志》叙述西汉乐府诗,将之概括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是非常中肯精辟的评论,对两汉乐府中的俗曲歌辞而言尤其如此。
就乐府诗内容而言,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主要体现在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的生命体验,尤其注重反映他们生活的艰辛与痛苦,从而揭示出社会矛盾的尖锐。乐府诗表现的既有社会的不公,也有战争的罪恶,还注重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尤其是爱情的悲喜以及生死的体验。较之《诗经》,乐府诗揭示的社会问题更加普遍;较之屈原作品,乐府诗反映的生活层面更加深广。
揭示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不公,是汉乐府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妇病行》便记载了惨绝人寰的一幕,看似平凡无奇却浸满血泪。妻子生病连年累岁却无钱治病,如今将死,临死托孤于丈夫。丈夫在妻子死后辛酸度日,上街乞讨,“我欲不伤悲,不能已!”回到家中,懵懂幼儿尚不知母死而“索其母抱”。读后让人不禁产生无限的同情。于此同时,乐府诗也记载了社会上层的奢靡生活。如《相逢行》叙述了一个“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的富贵之家,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酒,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灯煌煌,鹤鸣噰噰,鸳鸳成行,两妇织绵,小妇调瑟。与《妇病行》、《东门行》这样的诗相比,让人觉得社会的不公。
汉代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朝代,或是蛮夷入侵,或是武皇开边,战争不断。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不仅是饥寒与漂泊,更有家破人亡。如《十五从军征》写了一位家庭惨遭变故的士兵,他一生从军,到老却是孑然一身。耄耋之年,退役回乡,他还期待着和家人团聚,在暮年能享受到短暂的天伦之乐。然而到家以后,他的希望却破灭了,“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而一句“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也让读者感受到这位家破人亡的老兵内心的绝望和无助。《战城南》则通过战死者的现身说法揭露了战争的惨烈,“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数句尤为奇警。战死沙场,暴骨不葬,悲愤难当,于是乞嚎于乌,让人闻之而惊,思之而悲。
汉乐府中还有许多展示个人情感世界的诗篇,直白坦荡,真挚感人。其中既有《上邪》、《有所思》这样敢爱敢恨的爱情诗,也有《蒿里》、《薤露》这样哀婉凄怆的丧歌。乐府中的丧歌表现了对死亡的恐惧,而《郊祀歌》等则表现出对长生的渴望以及对神仙生活的向往。乐生与恶死展示了汉人精神世界的另一面,他们期望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进入极乐的神仙境界,这也是人类共同的渴望。
就乐府诗的艺术特色而言,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则主要表现为叙事手法的娴熟巧妙以及感情抒发的质朴纯挚。先看汉乐府的叙事成就。《诗经》以抒情诗为主,楚辞亦然,而汉乐府中的叙事诗较之前两者已有大幅度的增加,并且这些叙事诗也是乐府诗最精华的部分。汉乐府叙事手法巧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主要表现在它善于选取生活中富有诗意的一个片段或几个片断,精心剪裁,巧妙布局,通过压缩叙事空间,把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样既避免了冗长叙事,又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表现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短篇的叙事诗常常就是一个生活的场景,如《东门行》选取主人公拔剑出门的一个镜头,突出社会矛盾的尖锐。而《上山采蘼芜》抓住故妇路遇故夫这样一个偶然的生活片断,故妇跪问,故夫作答,借故夫之口道出“新人不如故”。至于故妇何以被休,故夫与新人如何结婚,故妇离开后的生活等等,一概省去。而故夫的悔恨之词,恰恰成为故妇所受不公待遇的一个有力印证。而稍长一点的诗篇则是选取几个生活片段,辅以精炼表述,来传达主旨。如《妇病行》有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儿啼索等场面,中间还穿插许多细节,甚至人物的交谈。《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儿苦难的命运。
因为擅长叙事,汉乐府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文学是人学,其叙事自然离不开人物,而且叙事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现人物。乐府诗善于运用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突出人物性格。如细节描写,《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䋎。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女主人为游子缝衣,男主人归来内心不快,倚门斜视。诗抓住这样一个细节,表现出男主人的心胸促狭和冷漠,而流浪人生活的无数艰辛也尽在不言中了。如传神的对话,《妇病行》中的妻子临终前交代丈夫,虽然话不多,却把“母亲”的惨淡心理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羽林郎》中酒家女一句“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再加上“裂红罗”这样一个动作,便展示出了酒家女不慕权贵的铮铮傲骨,质朴本色。如层层烘托,《陌上桑》是乐府诗中运用烘托手法最成功的诗篇。旭日初升的早晨,秦罗敷盛装出场,“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她的出场堪称惊艳。但这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面容如何,却一字未提。然后通过行者、少年、耕者、锄者的忘形渲染了秦罗敷的美貌,从侧面烘托罗敷之美。这是文学史上的首创。与《卫风·硕人》相比,《硕人》实写,而《陌上桑》虚写,因而想象的空间更大。接着,作者又设置了一个太守,来展示罗敷的聪慧与高洁。汉时太守(使君),照例要在春天循行属县,名义上是“观览民俗”、“劝人农桑”,实际上往往“重为烦扰”。果然,太守一见罗敷,便垂涎于她的容貌,“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诗便有了罗敷夸耀夫婿一段,她不仅夸耀了夫婿的穿着、配饰、容貌、神情,也不无得意地夸耀了他为官的经历: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写罗敷机智的反击,旨在讽刺太守,让其自惭形秽,有口莫言。至此,《陌上桑》便用“铺陈秾至”(沈德潜《古诗源》)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
再看乐府诗感情抒发的质朴纯挚。汉代乐府诗的风格各不相同,或深婉,或率直;或悲怨,或慷慨,但它们都被统一在质朴这一总体风格之下。所谓质朴是指乐府诗感情的抒发往往不事雕琢,平实流畅,自然道来,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其语言也是“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尤其能体现其质朴纯挚的抒情特征。如《江南可采莲》一诗,连用五句“鱼戏莲叶△”,看似至朴拙,却又至精巧,反复的吟唱恰切地表现出热烈的氛围和采莲女的清纯可爱,状景如在眼前,有《周南·芣苢》之妙。至于《孤儿行》、《妇病行》之类更是完全采用口语入诗,却极具艺术表现的张力。《孔雀东南飞》也是“真率自然而丽藻间发”,与民间说唱文学有着密切关系。
三、《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的叙事名篇,最能代表汉乐府的艺术成就。它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据诗前小序可知,诗歌叙述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诗的写定自然是在汉代以后。
《孔雀东南飞》写的是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因为焦母不喜欢刘兰芝,焦仲卿只得将妻子暂时送回娘家。面对兄长的逼嫁和太守的逼婚,这对深爱的人只能以死来双双殉情。是什么造成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是什么?争议一直很大。事实上,《孔雀东南飞》这首诗的人物关系非常复杂,其间矛盾重重。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礼教的原因,也有家长制的罪恶,也有人性觉醒之后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诗是悲剧,也是颂歌,歌颂刘兰芝、焦仲卿对爱情的忠贞,包括他们以死捍卫爱情的壮举。在汉代乐府诗中,歌颂爱情,维护自我的尊严是很常见的主题,但都不如《孔雀东南飞》来得壮烈。就思想意义而言,《孔雀东南飞》是其他乐府诗所无法比拟的。《孔雀东南飞》的主题及其表现形式,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小说、戏剧产生的影响极大。
《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也是非常高的。作为汉乐府著名的叙事诗,它具有卓越的叙事技巧。为了揭示社会的罪恶和刘、焦爱情之悲,诗人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刘兰芝与婆母、兄长的矛盾冲突,另一条线索是刘兰芝、焦仲卿之间的爱情。两条线索的交叉重叠,使《孔雀东南飞》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它的叙事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精心选择了几个具有表现力的叙事单元:悲诉、告母、伤别、还家、逼婚、誓约、殉情,其他相对次要的背景内容则通过人物之口予以交代,以免冲淡主题。如刘兰芝的才干、品德以及遭受的委屈都借刘兰芝向焦仲卿的悲诉作了交代,而焦母在呵斥焦仲卿时也交代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以及她对焦仲卿婚事的安排。这就节省了篇幅,使得诗在叙述主要情节单元时有足够的空间。如伤别一节,不仅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刘、焦离别之悲痛与不舍,也从容交代了刘兰芝与焦母以及小姑的离别,表现出刘兰芝的气质及修养,也戳穿了焦母“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谎言。《孔雀东南飞》在压缩叙事空间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压缩了叙事时间。叙事突兀而起,却又戛然而止,让读者情绪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始终关心诗歌主人公的命运,从而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正如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对这首的评价所说:“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
《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美丽、明慧、刚强的刘兰芝、忠厚而又略显怯懦的焦仲卿、蛮横暴戾的焦母、攀龙附凤的刘兄等无不各具面目,诚如沈德潜《古诗源》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作为一篇有头有尾、情节完整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有足够的空间去刻画人物性格。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孔雀东南飞》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把人物置于矛盾的漩涡中,运用铺叙的手法,逐步展开,使人物性格特征鲜明突出。以刘兰芝为例,她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而且性格倔犟,决不向不公平的命运屈服。在“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无理压迫下,她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被遣归时,刘兰芝辞别焦母,又叮嘱小姑,包括与焦仲卿誓别,无不表现得镇定、从容、坚强,没有哀求,也没有落泪。她被遣回后,阿兄摆出家长的身份逼她改嫁,阿母又不肯作主,她决定以死明志,于是外表顺从:“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从而摆脱了家人的提防,得以和仲卿密定死计,并最后达到誓死反抗的目的。正是这种倔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其二,为了塑造这一人物,《孔雀东南飞》运用了个性化的对话和行动,环境或景物衬托等多种艺术手法。如写太守迎亲一段,关于太守的气派真是极铺张排比之能事,借以反衬兰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德;又用“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来渲染悲剧气氛。其三,《孔雀东南飞》的两条叙事线索都是围绕刘兰芝展开的,这也使她处于矛盾的中心,让她与众多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用焦母的蛮横反衬刘兰芝的倔强,用焦仲卿的怯懦反衬出刘兰芝的刚强,又用刘兄的势利反衬刘兰芝的忠贞,等等。  
  《孔雀东南飞》带有明显的民间文学特征。在汉乐府中,有一首四言的《古艳歌》:“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与《孔雀东南飞》在内容上有联系,与刘兰芝的悲诉几乎相同。《古艳歌》可以看作是《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祖本或是异本,《孔雀东南飞》便是来自这样的祖本或是综合诸多这样的祖本而成,这使得《孔雀东南飞》带有明显的民间创作的特色,富有浪漫色彩。如诗中通过刘兰芝自己和刘兰芝母亲之口反复夸赞刘兰芝的勤劳和聪慧,便是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诗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叶,鸳鸯相向,日夕和鸣,来象征焦仲卿夫妇爱情的不朽,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也是民间文学常用的处理方式。魏晋以后,夫妇殉情的故事并不少见,如韩凭夫妇、陆东美夫妇、流传颇广的梁祝化蝶等,但见于诗歌,《孔雀东南飞》却是最早的。
语言的生动活泼,剪裁的繁简得当,结构的完整紧凑,也都是这篇伟大的叙事长诗的艺术特色,在汉乐府中是很少见的。
四、汉乐府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在精神上与《诗经》一脉相承,甚至比《诗经》更加直接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和人的思想情感,对后代诗歌也有更具体、更直接的影响,许多作品对后世文学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具体说,汉乐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汉乐府诗绍继《风》、《雅》,直面现实,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乐府传统。汉乐府扎根于现实的土壤,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表现人们真实而丰富的情感世界。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学精神是对《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从汉到唐,中国古典诗歌一直贯注着乐府的诗学精神,即“缘事而发”(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建安曹操诸人的古题乐府) →“即事名篇,无复倚傍”(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 →“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由借用汉乐府旧题到摆脱旧题而自创新题,由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学习到成为一种创作原则,由少数人的拟作到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一种诗学运动,这说明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其次,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汉乐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传统。前期以杂言为主,后期随着文人的逐渐介入,五言乐府渐成主流。杂言体诗在《诗经》、楚辞中都有,然总体上不占主流。汉乐府诗则不然,它的杂言体诗完全是自由灵活的,一篇之中从一字句到十字句都有。杂言是汉乐府诗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原生态形式,并非有意如此,但确乎具有特殊的美感,是诗人感情抒发的自然需求,二者之间融合无间。后世诗人如曹操的《气出唱》、曹丕的《陌上桑》、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杂言。
唐以后被称为乐府的作品,大体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入乐的韵文作品,如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汉乐府本是一种音乐文学,后世因而称所有入乐的韵文作品为乐府。这是一种广义的乐府。二是流行于市井乡村的民歌,如明代的《挂枝儿》、《山歌》等。这类作品虽未经国家音乐机构采集加工,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又广为传唱,确与汉乐府的品格有几分相似。这也是一种广义的乐府。三是文人用乐府旧题所写的诗,唐代的李白、李贺,南宋的陆游,元末的杨维桢,明初的刘基等,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明代的李梦阳、李攀龙等,还曾以旧题乐府的写作作为基本的训练。需要注意的是,唐以后以乐府旧题所写的乐府歌行,根据惯例,一般归入古诗;而用乐府旧题所写的绝句,只要遵守近体诗的黏对规则,通常被视为律绝,因而属于近体诗的范畴。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1-12-17
山建大,选修课的吧
第2个回答  2011-12-18
哈哈,我也是啊
第3个回答  2011-12-18
哈哈……同是天涯沦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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