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出现的‘中体西用’思潮？

Question

不要课本那些歪曲的历史认识哦，800字，谢谢咯

Answer 1

一、中体西用思潮的发端：

在我国大约在明朝晚期，最早出现了“西学”字样，有一本书就叫《西学凡》。到了清朝康熙、乾隆时期，西学已在上层人士中流行起来，但地位并不高，西书被列人《四库全书》的另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概括他们对待西学的态度说，要“节用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之滥觞。②（参见昌切:《重审中体西用说》，(新东方)(海口),1995年第5期，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首先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魏源在林则徐编译《四洲志》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主张“势”变“道”不变，“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③（魏源:《默觚服下·治篇六》，《魏源集》，上册，第48页）。就是说，“圣人之道”是不能变的，而具体治法如税制、兵制、田制等是可以变革的;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也主张“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即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以及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等长技，排斥西方的宗教、哲学、伦理等精神文明。这便是近代中体西用思想的萌发。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早识时务的冯桂芬，赞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看到了中西之间的更大差距，认为我国除了“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4页）。这可以说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它对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体西用思潮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主持同光新政的洋务派官僚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中央实力派恭亲王奕诉于1863年奏称:“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为了“制器”，做到“船坚炮利”，还要了解制造船炮机器的原理，即要学习“天文算学”。他强调指出，今日学‘“西法”，是为了“雪耻”，即为了强“本”，而不是失“本”。这种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及自然科学的思想，为同光新政定了基调。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是默许了洋务派的新政治运动。1865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系统地阐述了其体用思想，他指出：中国的文物制度比西方高明，是安邦治国的根本，不要动;“仿习机器”是救急的方法，是“治标”，是末，是可行的。

19世纪70-80年代，一些参与同光新政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也大都赞同中体西用说。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亦更加广泛，诸如发展科技、扶助民族资本、振兴商务、废科举、兴办学堂，甚至还有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民共主的思想。

王韬论述中体西用的言论较多，他还引进中国哲学上的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论述“中体”与“西用’的主从关系，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⑥（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王韬批评顽固派，又不同意洋务派的某些观点，在认识“中体”与“西用”关系上前进了一步，开始从理论的高度上对之进行分析，虽仍不免片面、肤浅，却为对中西文化进行自觉、理性地思考，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时期，郑观应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继承了其前辈的成果，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同时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民主议政制度。他明确指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舍弃其民主政治制度的做法，是不对的。

三、中体西用思朝的发展

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后，清政府内优外患日迫，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上展开，朝野上下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通过比较思考，在体用关系的认识上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明确提出了中体西用口号，而且将其理论化、系统化。

首先，是“中体西用”口号的正式提出。1896年4月，《万国公》编者兼上海中西书院总教习沈寿康写道:“中西学间，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③（南溪赘叟：《救时策》。《万国公报》（上海），地75册，光绪21年3月（1895年4月））

1896年8月，管理大学堂和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协办大学七孙家鼎也提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③（孙家鼎：《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丛刊本《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426页）。孙家卿用“主”、“辅”、“体”、“用”、“补”、“还”、“包罗”等词，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概括了中西学之关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式口号的提出反映了中体西用思潮的发展。

其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中体西用思想。张之洞是清末洋务兼维新而又都不彻底的地方高级官员，他在1898年5月5日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明确讲到中体西用。同年5月，他又著《劝学篇》，详细论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内涵及其关系，使这一理论系统化，更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成熟。

再次，光绪帝强调中体西用是实行维新新政的政治原则。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他不仅在明定国是诏中强调了中体西用原则，而且下诏推崇阐明中体西用的著作。称赞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③（梁启超:《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第7页）。

此外，戊戌时期，还有不少人宣传和主张中体西用。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和在1898年b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④（《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丛刊本《戊戌变法》(一)，神川国光出版社，195年版，第523页）。这与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著名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也曾谈及中体西用。康有为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⑤（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梁启超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他们虽都有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从“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来看，二人更加强调西学，把中西学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西学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这一时期，连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员在上书反对变法时，也不得不承认中体西用。

总之，这一时期，中体西用不仅成为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且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如梁启超所说：“举国以为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