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朝廷为什么要榨干农民的油水？

Answer 1

1853年冬天，太平天国在南京颁布

《天朝田亩制度》。该制度规定，天国的男女每人都可以分到一份田地来种 ，但是，所有的粮食收成，“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芋麻 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也就是说，农民只能留下一份勉强维持生存的口粮——成人一石未成人半石 ，其余的都要上缴给国家。

不得不说，洪秀全在剥削农民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狠了。中国历代王朝，刚刚建政时都会实行轻薄赋的政策，以此来安定人心，恢复百废待兴的经济，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然而，洪秀全一上来就要把初飞之鸟的羽毛拔的一干二净，这导致很多地主和农民望风而逃。

中国历代王朝，在社会经济恢复之后，都会开始逐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一直到农民可以承受的极限。在农业社会，一个大一统政权要想维持其运转，以及满足帝王的私欲，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是唯一选择。但是，剥削的方式如果都像太平天国一样简单粗暴，那就必然会动摇帝国的根基。 正如科尔贝尔所言：“税收是尽量多拔鹅毛而少让鹅叫的艺术”。所以，

中国古代的政府在剥削方式上大多采用“巧取”，而不是“豪夺”。虽然结果都是农民苦不堪言，但是却可以推迟农民起义爆发的时间，延续帝国的寿命。相比历代帝王拔鹅毛的艺术，洪秀全的拔毛技术显然还需要多加锻炼。

一、盐铁专利收消费税

对于中国古代政府而言，清查土地占有的状况，是一项相当庞大、复杂、繁重而又零碎的工作，需要投入难以想象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在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复杂的制度，来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即使如秦始皇，他能统一六国，但是在土地清查方面也是一筹莫展，只得下令“黔首自实田”，让六国老百姓自己呈报土地占有的数额，作为政府征收田赋的依据。你想老百姓都会老老实实的上报真实的土地占有数额？做梦去吧。

以秦朝的严刑峻法，尚且做不到清查土地占有状况，更遑论其他的王朝。所以，并非中国古代的政府都不想平均土地给农民，而是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证明，洪秀全的“天下田 , 天下人同耕 ”其实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既然无法履亩而税，那就“舍地而税人”，因为人口状况比较好清查，一旦登记在册，按人收税就可以了。但是现实情况还是没那么简单，因为会有士族挟藏人口，人民逃亡隐匿等问题。以明朝为例，“太祖当兵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 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清查人口，更是直接跟老百姓说，我调查户口只是为了弄清楚国家的人口数据，而不是为了向你们征收人头税，所以大家都别隐瞒了。

为了填补人口隐漏的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提出了绝佳的解决方案——

盐铁专利。管仲说，国家可以通过对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进行垄断，然后加价销售。无论老百姓怎么隐匿，你总得吃盐吧？你避得了交人头税，但你避不了买高价盐时交的消费税。所以这么一来，政府等于间接收到了所有人的税，而且不用吭哧吭哧的去清查田地和人口。

更绝的是，政府不需要包揽盐铁生产和运销的全过程，只需要发个营业执照给商人，让商人自己去煮盐开矿就行了。

政府对商人课以重税，商人再把重税转移到盐铁中，最后由人民，尤其农民来买单。这种制度，简洁、高效，是统治者们心头的那一抹白月光。秦朝商鞅变法，主张盐铁官营，结果“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解决了“军旅之费”，“国赋之急”；唐朝第五琦，这个名字很怪的人，主持食盐专利，将盐价从每斗10钱增加到每斗110钱。从此，唐朝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盐利收入就从每年40万猛增到600——不然你以为唐王朝怎么还能苟延残喘那么长时间。

这种专利制度，一方面简化了政府压榨农民的程序，减轻了政府收税的成本，一方面又可以让广大农民一边吃着高价盐，一边没有直接感受到自己所受的压榨。他们可能会怨恨盐铁商人，骂他们是奸商，但不会直接怨恨政府。政府还能得到“不及民”、“取人不怨”的美名。

所以这套好用不贵的压榨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二、货币地租，谷贱伤农

仅仅是通过专利制度来间接压榨农民油水还不够，中国古代政府还有货币地租这么一个设计巧妙的榨汁机。

跟货币地租比起来，劳役地租存在着诸如“运粮草一天”这样的难以确定和量化的问题，所以，将劳役折算为固定的货币额度，劳役地租的任意性就会完全消失；而实物地租又存在着运输、储藏和交换方面的限制，不利于提高国家的财政储备能力。

所以，货币地租成为帝国的头号选择，汉朝有“口赋”、“算赋”，南朝有“口钱”、唐朝有“青苗钱”、“地头钱”，明清有“金花银”、“一条鞭”、“地丁银”······朱元璋也曾经想建立一个完全征收实物地租的财政体制，但是后来发现实物的储藏实在是太麻烦，最后还是以金、银、钱、钞折纳赋税。

政府强迫农民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这就迫使农民只得去市场卖粮换钱。由于同时有大量农民卖粮，必然导致谷价大幅下跌，加剧“钱重物轻”

的情况。如此一来，大量增值的货币上缴给政府，政府赚得盆满钵满。又是我们的管仲同志，他率先提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

然而，与此相对，农民则辛辛苦苦干一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白居易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夏秋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而根据顾炎武的记载，明朝时很多农民“岁甚丰，谷甚多，而民相率卖其妻子”。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从秦汉以后，只有魏晋南北朝实打实的采取过实物地租的政策。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更是主张全面利用商品货币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借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他变法之后，米、绢价格骤然下跌，出现了“年丰谷贱”，农民倒霉，但是政府却“ 府库充盈” 的局面。

当然，政府并非完全采用单一的货币地租政策，毕竟小农经济要靠天吃饭，一旦出现农业歉收情况，谷物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时政府就会调节货币地租与实物地租的比例，主要向农民征收实物。所以说，政府在压榨农民这笔账上，算得门儿清。

根据我的理解，货币地租曾经推动欧洲瓦解封建经济，走向近代文明，正如马克思说的：“在进一步的发展上，货币地租——把一切中间形态，例如小佃农的地租，除开不说——不是使土地变为自由的自耕农的财产，就是导向资本主义方式的形态，导向资本主义和地农业家支付的地租。” 然而在中国，由于封建经济早已在2000多年前解体，导致后来出现的

货币地租成为大一统政权压榨农民的重要手段，使得中国的社会再生产能力被泰山压顶，动弹不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从外国流入大量白银，估计农民所受的货币地租剥削会更严重。

三、滥发纸币，让你手里的钱变成废纸

北宋仁宗年间，国家开始发行纸币，即“交子”，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在此之前，中国人使用的都是金属货币。根据凯恩斯的理论，

货币金属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第一，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因为矿山数量有限。由于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第二，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第三，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前面讲过，由于货币地租的政策，导致“钱重物轻”。“钱重物轻”，所以大家都会在家里存储货币，使得大量货币退出了市场上的流通过程，于是整个国家就出现了“钱荒”的情况，即凯恩斯上面所说的第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利用商品经济来增加农业赋税的目的。于是，纸币的发行势在必行。纸币轻便易携，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货币形态，然而在中国古代，

纸币也是大一统政权压榨农民的手段——虽然并非最主要的手段。

一开始，北宋的纸币发行配备有准备金制度。然而，到了南宋之时，纸币的发行已经是随心所欲，准备金制度早已被扔进了太平洋。南宋纸币发行量最大的时候，高达亿余贯。南宋灭亡后，元朝继续发行纸币。蒙古统治者不仅仅只识弯弓射大雕，还知道纸币发行必须要有严格的准备金制度。所以，元朝的纸币币值稳定，整体运行良好，马可波罗曾记载，“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然而，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腐败，纸币的准备金制度也形同虚设。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元朝政府开始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农民被压榨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只好武装起义。正如元朝末年流传的一首民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所谓的”变钞“，就是指乱发、滥发纸币，它成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八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

。为了强制全国人民使用纸币，朱元璋曾下令罢宝源局、宝泉局，停止铸钱，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然而，短短19年，“大明宝钞”就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不仅农民叫苦不迭，就连官员都深受其害——因为官员的一大部分薪水都是发给纸币的。

直到正德年间，朝廷终于悬崖勒马，不再印发宝钞，恢复了铜钱流通货币。

相比之下，清朝不再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一个中央集权完全不受制衡的时代，政府很容易就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与其自我放纵，不如提前自我约束。

四、剥削地主，不管土地兼并

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比较强势之时，它可以通过剥削地主来间接的剥削农民。正如某学者之言，“中国封建地产中体现的产权关系包括了国家、地主、农民三级主体：国家拥有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最终支配权)，地主拥有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实际所有权)，农民拥有部分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在实际层面，国家不可能经常性地、高频率地行使(或是表现)它的最高所有权，地主这一级主体在地权关系中的作用就至关重要。”所以，皇帝没有必要再去管土地的兼并情况，宋太祖就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土地掌握在谁手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课征。

这个思路其实跟利用商人资本来剥削农民的专利政策一样，都是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剥削地主，国家避免了盯住数量庞大的农民，只要盯住数量有限的地主就可以了。而且，农民会将自己的怨恨投射在地主身上，而不是那个远在天边的皇帝。

自从唐朝实行两税法之后，中央政府剥削地主的方式，主要是分割地租。政府不会管地主的营收到底是好坏，它只管伸手。政府索要的赋税越多，地主的压力就越大，因为地主加重佃户地租的空间有限，你再增多人家就不干了，人家会去当自耕农或是去其他地租较轻的地主家。所以在清代时，出现了“富民以有田为累”的情况。

宋代的“衙前”之役，就是由地主担任，负责国家赋税的征收，而国家不付给任何报酬。如果当地农民因为避税而跑路，那么所欠的税款就摊派给其他税户。如果其他税户也都跑了，那么所有的欠税都由地主来承担。而地主为了缴纳欠税，就必须对自己的佃户加重剥削。所以，最后为欠税买单的，还是农民。

明朝的“粮长”制度，也是如此。粮长制度，即各地以纳粮一万石为一区，选其中“田土多者”的地主担任粮长，负责该区田赋的督收和缴纳，如果完不成任务，也是由地主自己掏腰包填上。当然，最终买单的还是农民。

结语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政府压榨农民油水的操作数不胜数，远不止我以上所说的几种。像汉文帝、康熙帝这样屡次大规模免除赋税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由于农民被压榨到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这使得他们只能在

农业生产上尽量减少投入，这也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而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绝非是一句虚言，只是痛苦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即使是在比较富裕的宋代，农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去，请看欧阳修的记载的小农生活：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农民被巧取，被豪夺，孟子所描绘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理想生活，对于农民而言只是一个几千年的梦想。

不过，人终究是需要梦想的，不然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