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制举主要是试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的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一种网罗非常人材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则由吏部授予官职。唐文宗以后,制举被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二科,尤以进士科为最重。在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共205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进士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的,“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也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是考试比较容易的。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转为专试诗赋。考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中等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八九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一定非常不易的。一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考试律令,明算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立的,考生被录取之后只能在和其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的,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十分重要。
参加科考者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的,这种被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以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科考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是有变化的。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认为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的,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主要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的,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辨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的免除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一般是正月时,二月发榜。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唐初,由此二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得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这就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好提高官吏文化水平等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改变,但科举制度本身一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令孤楚、萧侥与皇甫A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可见,科举制也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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