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20-01-08
《资治通鉴》是一部“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的编年体通史。《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叙了从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产生于北宋神宗年间,旨在为帝王提供治国经验的历史巨著。撰写的主持者司马光在客观的历史叙述中,曾上百次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发表议论、抒发感慨。这些议论和感慨互相结合、互相补充,折射出了《资治通鉴》主撰人一种十分明确的治国理念。分析和揭示这一理念,对于把握《资治通鉴》所要表达的治国经验的主旨,了解北宋时代一批政治家所要倡导的治国之道,认识中国古代一种治国思想的特征及其利弊得失,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光谈到他写《资治通鉴》的意图,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通鉴》是突出在探索政治兴衰上,表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
《资治通鉴》全书贯串了总结政治盛衰的意识。由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通鉴》对历史盛衰的关注有自己的侧重点。汉代以后朝代更替,除了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外,很多情况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或各个小王期相互征战的结果。赵匡5LJ也是通过兵变的方式,夺得政权。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除了要防止农民起义外,就要把调整了的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用礼教固定下来。秦何以灭,汉何以兴,隋何以灭,唐何以兴,仍然是司马光写《通鉴》时关心的问题。但在这之外,司马光把礼教名分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历史事实来宣扬,是适应当时统治者的需求。所以司马光在《通鉴》开卷中,把自己对历史盛衰的根本观点提出来。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侮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这一段“复礼”一的进言,其用心是说明礼教深人人心,等级的封建统治巩固起来,赵宋皇朝可以太平无事。这一段“迁论”倒是适合封建皇朝的脾胃。这一段话成了他总结厉史盛衰的基本理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本观点。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