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
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
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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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2-17
李白-清新飘逸，极具浪漫色彩；
杜甫-致力于现实，反映真实生活。这个答案是最为简洁咯
你可以去问你的老师啊
OK？
杜甫-致力于现实，反映真实生活。这个答案是最为简洁咯
你可以去问你的老师啊
OK？
第2个回答 2006-02-17
李白-清新飘逸，极具浪漫色彩；
杜甫-致力于现实，反映真实生活。
杜甫-致力于现实，反映真实生活。
第3个回答 2006-02-17
要谈李白与杜甫，似乎不知天高地厚。但在教学中每每涉及两人，无论何种教材都把无不将两人的作品列为必读篇目。也就迫使我不得不进一步了解，以弥补过去自己对两人一鳞半爪的的认识。同时将所读所想记录下来，即是现在这些文字。
李白、杜甫的诗都有几大本,可谓如海之深广，真不知从何处起锚。思前想后从两人酬唱诗入手也可说是海中行船的一种方式。读杜甫的诗，有关李白的还真不少。光《唐诗三百首》中就有5、6首。《杜甫诗集》可以见到10来首，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但李白写给杜甫的,找遍了《李白集》也只见到三首即《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就此也可以想见两个伟人曾经的关系。两人不仅有诗歌的往来，而且共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李白与杜甫相会是在李白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时。他们相会于洛阳，之后便同高适一起游于梁宋。杜甫在诗中描写当时的情形是：“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可谓一见如故。李白当时已经是诗名远扬的大诗人了，而杜甫还默默无闻。性格孤傲的李白和杜甫应是很投缘的。后来两人各奔东西，但有诗互相寄赠。杜甫的诗中充满了对李白的崇敬，而且对李诗风格评价甚恰。如《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日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我们没有在李白的诗中看到他对杜诗的评价。或许是因为当时杜甫的诗还没有什么名气。从《沙丘城下寄杜甫》我们只看到李白把视为杜甫可思之友： 我来竞何如，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成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在《戏赠杜甫》一诗对杜甫作诗苦吟还多有讥讽之意如：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杜甫诗中也对李白诗才超群，但反受排斥，郁郁不得志而鸣不平。如《梦李白》中有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他自己以后的处境，甚至可以说后两句诗对他更适合。因为李白身前还因诗名闻达于长安，因贺知章、吴筠的荐举为唐玄宗重用，供俸翰林。而杜甫有身之年没有过李白的风光，他只做过左拾遗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官。杜甫一生的经历与李白极其相似。两人少时都敏而好学，饱读诗书。青壮年时都游历各地。可谓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积累了成才的知识和见识。两人都差不多四十多岁开始作官，同样又因不擅官场权术，不会圆滑处世被逐，再过漂泊生活。范文澜先生认为李白和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李白的幼稚在于妄自尊大，自以为神仙下凡。杜甫的幼稚在于满脑子儒家经典，凡事依礼而行。两人都见不惯社会不公而以诗挞伐。李白在京城为官三年中，不仅傲慢无礼讥刺权贵写了一组《古风》诗，而且戏弄权倾一时的高力士，让他当众脱鞋加以羞辱。更有甚者他指责唐王朝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首）。他胆大包天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可怜飞燕倚新装”（《清平调》）影射皇帝宠幸杨玉环。杜甫在当左拾遗时，全不管自己的升降，据理力争为房琯辩解而触怒唐肃宗被疏……因而两人都没有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如水火之不容而见逐。在逆境当中，杜甫的生活更见窘迫，李白诗见不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难。李白的生活要宽裕的多，才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将进酒》）。而杜甫生活中常常是：“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又有：“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在逃出安禄山乱军时杜甫到了最穷困的时候，有诗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也是杜甫成为了比李白更多地描写人民疾苦，其诗被人尊称为“诗史”的原因。
杜甫在他的《天末怀李白》一诗中总结李白的成功说“文章憎命达”，意为命运太顺的人写不出好文章来。李白因为命途多桀，一生坎坷太多才成为大诗人。杜甫这一见识很高，其实他自己后来成为可与李白比肩的唯一的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李白与杜甫，他们身世相同，诗歌成就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出于同样的外因和内因——在政治上都不得志，性格上都不容于时。唐朝排名第三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说：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埔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
而在诗的风格上两个人却可谓大相径庭。前面引李白诗《戏赠杜甫》就见出两人写诗的风格不同。这里我选两首诗作为比较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消万古愁。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李白的《将进酒》写黄河，杜甫的《登高》写长江，而且都有酒。不同的是李白豪饮，杜甫因穷困而断酒。两首诗既能看出两人性格的不同，又能见到诗歌风格的互异。李白诗一望而知为一气呵成，才华横溢，挥洒自如。时而七言，时而六言，时而十言，词随意走不讲定式，不拘法度。杜甫诗为呕心沥血之作，至工至美，法度严谨。两人最终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并峙的两座最高峰。李白是“斗酒诗百篇”，才华横溢，挥洒自如，如江河之决堤。杜甫则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因而李白诗自然天成，气势不凡。杜甫诗至工至美。两人的诗在中国诗史上是并峙的两座最高峰。
当然这些人们已经说的很多，而我这里想说的到是另一个话题。唐代，尤其是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却是两个处于逆境中的人成了最伟大的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共性：大凡文学成功之士官场上总是失意，先秦时如屈原，比李杜晚宋代的苏轼，清代的如曹雪芹、蒲松龄……这实在值得后人好好探究，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如果不处逆境，李白写不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不处逆境杜甫写不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不处逆境两人官场得志，恐怕就会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写出来的大概只会是王维似的闲适诗而已。也正因为他们不趋炎附势，不畏权贵，贫贱之中亦能慷慨高歌，才使他们思想上保持了独立性，文学上保持了个性化。据说安史之乱时李白曾在李璘叛军中供职，因此有人认为他晚节不保。实际应该说是别人利用李白的名声想乱中夺天下，李白是误入歧途，但这仍不能抹杀李白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独立性。只能说是李白一生政治见解的幼稚。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也身陷叛军之中，但他头脑中的忠君思想使他冒死投奔唐肃宗。因此有人认为杜甫比李白人格更高尚，诗亦在其上。这种评价恐怕更具伦理性，而少文学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和杜甫留给后人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他们写下的许多千古绝唱，而是他们身处逆境，仍能达观高歌的精神。今天做文学实属不易，做纯文学就更不易。商业化的侵蚀几乎无处不在，许多文学艺术领域的竞赛变成后台金钱实力的角逐。然而可喜的是许多人仍在为真正的文学奋斗不息，每年的“茅盾文学奖”都有好的作品问世。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出过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龚自珍的国度，文学事业将更加灿烂辉煌。
李白、杜甫的诗都有几大本,可谓如海之深广，真不知从何处起锚。思前想后从两人酬唱诗入手也可说是海中行船的一种方式。读杜甫的诗，有关李白的还真不少。光《唐诗三百首》中就有5、6首。《杜甫诗集》可以见到10来首，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但李白写给杜甫的,找遍了《李白集》也只见到三首即《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就此也可以想见两个伟人曾经的关系。两人不仅有诗歌的往来，而且共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李白与杜甫相会是在李白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时。他们相会于洛阳，之后便同高适一起游于梁宋。杜甫在诗中描写当时的情形是：“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可谓一见如故。李白当时已经是诗名远扬的大诗人了，而杜甫还默默无闻。性格孤傲的李白和杜甫应是很投缘的。后来两人各奔东西，但有诗互相寄赠。杜甫的诗中充满了对李白的崇敬，而且对李诗风格评价甚恰。如《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日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我们没有在李白的诗中看到他对杜诗的评价。或许是因为当时杜甫的诗还没有什么名气。从《沙丘城下寄杜甫》我们只看到李白把视为杜甫可思之友： 我来竞何如，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成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在《戏赠杜甫》一诗对杜甫作诗苦吟还多有讥讽之意如：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杜甫诗中也对李白诗才超群，但反受排斥，郁郁不得志而鸣不平。如《梦李白》中有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他自己以后的处境，甚至可以说后两句诗对他更适合。因为李白身前还因诗名闻达于长安，因贺知章、吴筠的荐举为唐玄宗重用，供俸翰林。而杜甫有身之年没有过李白的风光，他只做过左拾遗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官。杜甫一生的经历与李白极其相似。两人少时都敏而好学，饱读诗书。青壮年时都游历各地。可谓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积累了成才的知识和见识。两人都差不多四十多岁开始作官，同样又因不擅官场权术，不会圆滑处世被逐，再过漂泊生活。范文澜先生认为李白和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李白的幼稚在于妄自尊大，自以为神仙下凡。杜甫的幼稚在于满脑子儒家经典，凡事依礼而行。两人都见不惯社会不公而以诗挞伐。李白在京城为官三年中，不仅傲慢无礼讥刺权贵写了一组《古风》诗，而且戏弄权倾一时的高力士，让他当众脱鞋加以羞辱。更有甚者他指责唐王朝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首）。他胆大包天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可怜飞燕倚新装”（《清平调》）影射皇帝宠幸杨玉环。杜甫在当左拾遗时，全不管自己的升降，据理力争为房琯辩解而触怒唐肃宗被疏……因而两人都没有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如水火之不容而见逐。在逆境当中，杜甫的生活更见窘迫，李白诗见不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难。李白的生活要宽裕的多，才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将进酒》）。而杜甫生活中常常是：“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又有：“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在逃出安禄山乱军时杜甫到了最穷困的时候，有诗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也是杜甫成为了比李白更多地描写人民疾苦，其诗被人尊称为“诗史”的原因。
杜甫在他的《天末怀李白》一诗中总结李白的成功说“文章憎命达”，意为命运太顺的人写不出好文章来。李白因为命途多桀，一生坎坷太多才成为大诗人。杜甫这一见识很高，其实他自己后来成为可与李白比肩的唯一的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李白与杜甫，他们身世相同，诗歌成就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出于同样的外因和内因——在政治上都不得志，性格上都不容于时。唐朝排名第三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说：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埔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
而在诗的风格上两个人却可谓大相径庭。前面引李白诗《戏赠杜甫》就见出两人写诗的风格不同。这里我选两首诗作为比较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消万古愁。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李白的《将进酒》写黄河，杜甫的《登高》写长江，而且都有酒。不同的是李白豪饮，杜甫因穷困而断酒。两首诗既能看出两人性格的不同，又能见到诗歌风格的互异。李白诗一望而知为一气呵成，才华横溢，挥洒自如。时而七言，时而六言，时而十言，词随意走不讲定式，不拘法度。杜甫诗为呕心沥血之作，至工至美，法度严谨。两人最终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并峙的两座最高峰。李白是“斗酒诗百篇”，才华横溢，挥洒自如，如江河之决堤。杜甫则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因而李白诗自然天成，气势不凡。杜甫诗至工至美。两人的诗在中国诗史上是并峙的两座最高峰。
当然这些人们已经说的很多，而我这里想说的到是另一个话题。唐代，尤其是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却是两个处于逆境中的人成了最伟大的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共性：大凡文学成功之士官场上总是失意，先秦时如屈原，比李杜晚宋代的苏轼，清代的如曹雪芹、蒲松龄……这实在值得后人好好探究，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如果不处逆境，李白写不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不处逆境杜甫写不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不处逆境两人官场得志，恐怕就会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写出来的大概只会是王维似的闲适诗而已。也正因为他们不趋炎附势，不畏权贵，贫贱之中亦能慷慨高歌，才使他们思想上保持了独立性，文学上保持了个性化。据说安史之乱时李白曾在李璘叛军中供职，因此有人认为他晚节不保。实际应该说是别人利用李白的名声想乱中夺天下，李白是误入歧途，但这仍不能抹杀李白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独立性。只能说是李白一生政治见解的幼稚。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也身陷叛军之中，但他头脑中的忠君思想使他冒死投奔唐肃宗。因此有人认为杜甫比李白人格更高尚，诗亦在其上。这种评价恐怕更具伦理性，而少文学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和杜甫留给后人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他们写下的许多千古绝唱，而是他们身处逆境，仍能达观高歌的精神。今天做文学实属不易，做纯文学就更不易。商业化的侵蚀几乎无处不在，许多文学艺术领域的竞赛变成后台金钱实力的角逐。然而可喜的是许多人仍在为真正的文学奋斗不息，每年的“茅盾文学奖”都有好的作品问世。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出过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龚自珍的国度，文学事业将更加灿烂辉煌。
参考资料：绝对正确的答案！
第4个回答 2006-02-17
要谈李白与杜甫，似乎不知天高地厚。但在教学中每每涉及两人，无论何种教材都把无不将两人的作品列为必读篇目。也就迫使我不得不进一步了解，以弥补过去自己对两人一鳞半爪的的认识。同时将所读所想记录下来，即是现在这些文字。
李白、杜甫的诗都有几大本,可谓如海之深广，真不知从何处起锚。思前想后从两人酬唱诗入手也可说是海中行船的一种方式。读杜甫的诗，有关李白的还真不少。光《唐诗三百首》中就有5、6首。《杜甫诗集》可以见到10来首，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但李白写给杜甫的,找遍了《李白集》也只见到三首即《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就此也可以想见两个伟人曾经的关系。两人不仅有诗歌的往来，而且共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李白与杜甫相会是在李白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时。他们相会于洛阳，之后便同高适一起游于梁宋。杜甫在诗中描写当时的情形是：“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可谓一见如故。李白当时已经是诗名远扬的大诗人了，而杜甫还默默无闻。性格孤傲的李白和杜甫应是很投缘的。后来两人各奔东西，但有诗互相寄赠。杜甫的诗中充满了对李白的崇敬，而且对李诗风格评价甚恰。如《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日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我们没有在李白的诗中看到他对杜诗的评价。或许是因为当时杜甫的诗还没有什么名气。从《沙丘城下寄杜甫》我们只看到李白把视为杜甫可思之友： 我来竞何如，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成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在《戏赠杜甫》一诗对杜甫作诗苦吟还多有讥讽之意如：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杜甫诗中也对李白诗才超群，但反受排斥，郁郁不得志而鸣不平。如《梦李白》中有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他自己以后的处境，甚至可以说后两句诗对他更适合。因为李白身前还因诗名闻达于长安，因贺知章、吴筠的荐举为唐玄宗重用，供俸翰林。而杜甫有身之年没有过李白的风光，他只做过左拾遗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官。杜甫一生的经历与李白极其相似。两人少时都敏而好学，饱读诗书。青壮年时都游历各地。可谓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积累了成才的知识和见识。两人都差不多四十多岁开始作官，同样又因不擅官场权术，不会圆滑处世被逐，再过漂泊生活。范文澜先生认为李白和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李白的幼稚在于妄自尊大，自以为神仙下凡。杜甫的幼稚在于满脑子儒家经典，凡事依礼而行。两人都见不惯社会不公而以诗挞伐。李白在京城为官三年中，不仅傲慢无礼讥刺权贵写了一组《古风》诗，而且戏弄权倾一时的高力士，让他当众脱鞋加以羞辱。更有甚者他指责唐王朝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首）。他胆大包天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可怜飞燕倚新装”（《清平调》）影射皇帝宠幸杨玉环。杜甫在当左拾遗时，全不管自己的升降，据理力争为房琯辩解而触怒唐肃宗被疏……因而两人都没有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如水火之不容而见逐。在逆境当中，杜甫的生活更见窘迫，李白诗见不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难。李白的生活要宽裕的多，才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将进酒》）。而杜甫生活中常常是：“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又有：“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在逃出安禄山乱军时杜甫到了最穷困的时候，有诗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也是杜甫成为了比李白更多地描写人民疾苦，其诗被人尊称为“诗史”的原因。
杜甫在他的《天末怀李白》一诗中总结李白的成功说“文章憎命达”，意为命运太顺的人写不出好文章来。李白因为命途多桀，一生坎坷太多才成为大诗人。杜甫这一见识很高，其实他自己后来成为可与李白比肩的唯一的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李白与杜甫，他们身世相同，诗歌成就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出于同样的外因和内因——在政治上都不得志，性格上都不容于时。唐朝排名第三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说：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埔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
而在诗的风格上两个人却可谓大相径庭。前面引李白诗《戏赠杜甫》就见出两人写诗的风格不同。这里我选两首诗作为比较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消万古愁。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李白的《将进酒》写黄河，杜甫的《登高》写长江，而且都有酒。不同的是李白豪饮，杜甫因穷困而断酒。两首诗既能看出两人性格的不同，又能见到诗歌风格的互异。李白诗一望而知为一气呵成，才华横溢，挥洒自如。时而七言，时而六言，时而十言，词随意走不讲定式，不拘法度。杜甫诗为呕心沥血之作，至工至美，法度严谨。两人最终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并峙的两座最高峰。李白是“斗酒诗百篇”，才华横溢，挥洒自如，如江河之决堤。杜甫则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因而李白诗自然天成，气势不凡。杜甫诗至工至美。两人的诗在中国诗史上是并峙的两座最高峰。
当然这些人们已经说的很多，而我这里想说的到是另一个话题。唐代，尤其是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却是两个处于逆境中的人成了最伟大的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共性：大凡文学成功之士官场上总是失意，先秦时如屈原，比李杜晚宋代的苏轼，清代的如曹雪芹、蒲松龄……这实在值得后人好好探究，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如果不处逆境，李白写不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不处逆境杜甫写不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不处逆境两人官场得志，恐怕就会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写出来的大概只会是王维似的闲适诗而已。也正因为他们不趋炎附势，不畏权贵，贫贱之中亦能慷慨高歌，才使他们思想上保持了独立性，文学上保持了个性化。据说安史之乱时李白曾在李璘叛军中供职，因此有人认为他晚节不保。实际应该说是别人利用李白的名声想乱中夺天下，李白是误入歧途，但这仍不能抹杀李白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独立性。只能说是李白一生政治见解的幼稚。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也身陷叛军之中，但他头脑中的忠君思想使他冒死投奔唐肃宗。因此有人认为杜甫比李白人格更高尚，诗亦在其上。这种评价恐怕更具伦理性，而少文学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和杜甫留给后人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他们写下的许多千古绝唱，而是他们身处逆境，仍能达观高歌的精神。今天做文学实属不易，做纯文学就更不易。商业化的侵蚀几乎无处不在，许多文学艺术领域的竞赛变成后台金钱实力的角逐。然而可喜的是许多人仍在为真正的文学奋斗不息，每年的“茅盾文学奖”都有好的作品问世。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出过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龚自珍的国度，文学事业将更加灿烂辉煌。
李白、杜甫的诗都有几大本,可谓如海之深广，真不知从何处起锚。思前想后从两人酬唱诗入手也可说是海中行船的一种方式。读杜甫的诗，有关李白的还真不少。光《唐诗三百首》中就有5、6首。《杜甫诗集》可以见到10来首，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但李白写给杜甫的,找遍了《李白集》也只见到三首即《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就此也可以想见两个伟人曾经的关系。两人不仅有诗歌的往来，而且共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李白与杜甫相会是在李白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时。他们相会于洛阳，之后便同高适一起游于梁宋。杜甫在诗中描写当时的情形是：“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可谓一见如故。李白当时已经是诗名远扬的大诗人了，而杜甫还默默无闻。性格孤傲的李白和杜甫应是很投缘的。后来两人各奔东西，但有诗互相寄赠。杜甫的诗中充满了对李白的崇敬，而且对李诗风格评价甚恰。如《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日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我们没有在李白的诗中看到他对杜诗的评价。或许是因为当时杜甫的诗还没有什么名气。从《沙丘城下寄杜甫》我们只看到李白把视为杜甫可思之友： 我来竞何如，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成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在《戏赠杜甫》一诗对杜甫作诗苦吟还多有讥讽之意如：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杜甫诗中也对李白诗才超群，但反受排斥，郁郁不得志而鸣不平。如《梦李白》中有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他自己以后的处境，甚至可以说后两句诗对他更适合。因为李白身前还因诗名闻达于长安，因贺知章、吴筠的荐举为唐玄宗重用，供俸翰林。而杜甫有身之年没有过李白的风光，他只做过左拾遗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官。杜甫一生的经历与李白极其相似。两人少时都敏而好学，饱读诗书。青壮年时都游历各地。可谓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积累了成才的知识和见识。两人都差不多四十多岁开始作官，同样又因不擅官场权术，不会圆滑处世被逐，再过漂泊生活。范文澜先生认为李白和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李白的幼稚在于妄自尊大，自以为神仙下凡。杜甫的幼稚在于满脑子儒家经典，凡事依礼而行。两人都见不惯社会不公而以诗挞伐。李白在京城为官三年中，不仅傲慢无礼讥刺权贵写了一组《古风》诗，而且戏弄权倾一时的高力士，让他当众脱鞋加以羞辱。更有甚者他指责唐王朝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首）。他胆大包天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可怜飞燕倚新装”（《清平调》）影射皇帝宠幸杨玉环。杜甫在当左拾遗时，全不管自己的升降，据理力争为房琯辩解而触怒唐肃宗被疏……因而两人都没有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如水火之不容而见逐。在逆境当中，杜甫的生活更见窘迫，李白诗见不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难。李白的生活要宽裕的多，才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将进酒》）。而杜甫生活中常常是：“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又有：“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在逃出安禄山乱军时杜甫到了最穷困的时候，有诗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也是杜甫成为了比李白更多地描写人民疾苦，其诗被人尊称为“诗史”的原因。
杜甫在他的《天末怀李白》一诗中总结李白的成功说“文章憎命达”，意为命运太顺的人写不出好文章来。李白因为命途多桀，一生坎坷太多才成为大诗人。杜甫这一见识很高，其实他自己后来成为可与李白比肩的唯一的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李白与杜甫，他们身世相同，诗歌成就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出于同样的外因和内因——在政治上都不得志，性格上都不容于时。唐朝排名第三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说：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埔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
而在诗的风格上两个人却可谓大相径庭。前面引李白诗《戏赠杜甫》就见出两人写诗的风格不同。这里我选两首诗作为比较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消万古愁。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李白的《将进酒》写黄河，杜甫的《登高》写长江，而且都有酒。不同的是李白豪饮，杜甫因穷困而断酒。两首诗既能看出两人性格的不同，又能见到诗歌风格的互异。李白诗一望而知为一气呵成，才华横溢，挥洒自如。时而七言，时而六言，时而十言，词随意走不讲定式，不拘法度。杜甫诗为呕心沥血之作，至工至美，法度严谨。两人最终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并峙的两座最高峰。李白是“斗酒诗百篇”，才华横溢，挥洒自如，如江河之决堤。杜甫则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因而李白诗自然天成，气势不凡。杜甫诗至工至美。两人的诗在中国诗史上是并峙的两座最高峰。
当然这些人们已经说的很多，而我这里想说的到是另一个话题。唐代，尤其是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却是两个处于逆境中的人成了最伟大的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共性：大凡文学成功之士官场上总是失意，先秦时如屈原，比李杜晚宋代的苏轼，清代的如曹雪芹、蒲松龄……这实在值得后人好好探究，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如果不处逆境，李白写不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不处逆境杜甫写不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不处逆境两人官场得志，恐怕就会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写出来的大概只会是王维似的闲适诗而已。也正因为他们不趋炎附势，不畏权贵，贫贱之中亦能慷慨高歌，才使他们思想上保持了独立性，文学上保持了个性化。据说安史之乱时李白曾在李璘叛军中供职，因此有人认为他晚节不保。实际应该说是别人利用李白的名声想乱中夺天下，李白是误入歧途，但这仍不能抹杀李白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独立性。只能说是李白一生政治见解的幼稚。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也身陷叛军之中，但他头脑中的忠君思想使他冒死投奔唐肃宗。因此有人认为杜甫比李白人格更高尚，诗亦在其上。这种评价恐怕更具伦理性，而少文学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和杜甫留给后人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他们写下的许多千古绝唱，而是他们身处逆境，仍能达观高歌的精神。今天做文学实属不易，做纯文学就更不易。商业化的侵蚀几乎无处不在，许多文学艺术领域的竞赛变成后台金钱实力的角逐。然而可喜的是许多人仍在为真正的文学奋斗不息，每年的“茅盾文学奖”都有好的作品问世。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出过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龚自珍的国度，文学事业将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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