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概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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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中国战国时期韩国人，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进行着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战国七雄正为争夺统一中国而进行诸侯战争。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潮流融合碰撞，层出不穷，其中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而服务的法家学说应运而生，而韩非正是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先秦法家学说的最后一位大师。
韩非是战国后半期韩国的一个没落贵族，他和后来成为秦国宰相的李斯同是大思想家荀子的学生。韩非说话有些口吃，但是很能写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很有说服力，李斯自己也承认，他的学问、才能不如韩非。
当时的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大的邻国秦国的进攻下一再割地受辱。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求人自贤、赏罚分明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是昏庸的韩王并不采纳。激愤之余，韩非奋笔疾书，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有一天，秦始皇读到韩非的文章，大为赞赏，说：“若能见作者一面，也不枉活了。”李斯告诉他这些书的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为了得见韩非，秦始皇不惜出兵伐韩，终于迫使韩国乖乖交出韩非。秦始皇与韩非谈得非常投机，引起李斯的嫉妒，害怕威胁到自己的官位。李斯等人大进谗言，使韩非关进了监狱。后来李斯又派人毒死了韩非。等秦始皇后悔时，一代法家大师已经离开了人世。
韩非的著作《韩子》，亦称《韩非子》。现存《韩非子》一书五十五篇，比较系统地体现了韩非的思想。
韩非主要继承和发展的是先秦法家先驱者的理论。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都被韩非融会贯通，成为法家学说发展的集大成者。韩非总结这些前辈法家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为了推行封建的政治变革，必须实行严酷的法治，这是国人必须遵循的方向。如果没有术的话，就会有大臣捣乱，如果有法、有术下的最高原则，不能用道德感化的办法，也不能用无功受禄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应该用论功行赏、论过罚罪的办法来治理国家。
韩非的思想符合社会走向封建统一专制局面的潮流。他和其他法家创建的封建理论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笃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经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却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准备了理论基础。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他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
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确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以后，董仲舒担任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纲”。五常则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
董仲舒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它通过教育、选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
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出生于西汉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这种环境对于他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家，起了很大作用。
受家庭的影响，司马迁从10岁起就能诵读古文。10岁以后，他跟随父亲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国都长安，学习经书和史学。在那里，他受到了名师的指点，曾直接聆听著名学者、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等人讲经。他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听董仲舒讲《公羊春秋》，谙熟了当时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理论，受益匪浅。他还借助父亲太史令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阅读了大量古籍、经典、百家论著和皇家档案。
从20岁开始，司马迁便到全国各地进行有目的的游览考察。他南游江淮，曾登上会稽山，寻找大禹的遗迹；又到了沅、湘一带，登上九嶷山，考察舜的墓地；北过齐鲁，到了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体察圣人之遗风，讲习学业，到邹县、爬峄山，在亚圣孟子生活的地方演习乡射之礼；他还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徐州沛县，经过号称“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的封地薛，观访西楚霸王项羽的出生地彭城，等等。拜官郎中(皇帝的小侍卫官)后，他曾奉命出征西南夷，涉过巴山蜀水，一直深入到云南腹地而返。在游历过程中，他广泛接触到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既使他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知识，为他以后撰写《史记》、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的父亲去世。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其父临终前，要司马迁修一部史书。
公元前104年，经过充分准备，司马迁开始着手撰写《史记》。但仅仅过了5年，正当他专心致力于《史记》的创作时，一场灭顶之灾意外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把司马迁投进了监狱，并处腐刑。
他在《报任安书》中曾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对死亡的看法以及忍辱负重活下来的决心。他说，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既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父亲的愿望，也死得像鸿毛一样轻不可言。司马迁并没有消沉下去，在狱中，他怀着满腔的悲愤继续创作。4年后，他被赦出狱，从此，更加专注于创作。公元前91年，司马迁用毕生精力和心血写成的《史记》这部不朽巨著终于问世了。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用毕生的精力，倾注了全部心血，写成了《史记》。鲁迅先生曾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例。特别是他遭遇不幸后忍辱负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更为后人所敬重。
盖乌斯_恺撒
凡是初学拉丁文的人，都有一本必读之书，叫做《高卢战记》。这是一本用标准的拉丁文写作的著作，它文笔清新、结构严谨、叙事翔实、妙趣横生，记载了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0年共计8年时间内罗马军队出征高卢的历史事迹。它的作者便是大名鼎鼎的盖乌斯_尤利乌斯_恺撒，他是古罗马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也是共和国著名的独裁者。
恺撒于公元前100年出生于罗马古老而显赫的尤利乌斯家族，少年时便有非凡的抱负，他崇慕权力和荣誉。由于良好的家庭背景，他受到高等的教育，曾到罗得斯岛学习修辞学和演说术，并且曾拜在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毛路门下。因而恺撒不只拥有政治家的野心，而且拥有文学家的才华和雄辩的口才，这使得他在政治道路上如虎添翼。
恺撒生活的年代正处在罗马奴隶制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共和国发生严重危机的阶段，由于家族的优势，恺撒早早地就与政治结缘。13岁时他当选为朱比特神的祭司，18岁时又娶了著名民主派人物秦讷的女儿为妻。后来，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不得不过了一段流亡的生活。
公元前78年，危险消除之后，恺撒踏上了回国之路。途中遭遇了一群海盗，海盗见他气宇不凡，料定是个有来历的人，便抬高价码向他索取20塔兰特作为赎金。不料恺撒竟对他们的要求不屑一顾，还提出愿意支付50塔兰特，海盗们连连称奇，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当恺撒刚刚获得自由后，他便领着一支军队清剿了那股捉他的海盗，并且从中获得大宗财物。
在政治道路上，恺撒还擅于以金钱铺路。他经常慷慨捐资，甚至不惜荡尽家财，欠下大笔债务。但这样一来，他也笼络了许多人心。
在西班牙任职期间，恺撒政绩卓著。他通过征服许多部落而使罗马统治的疆域大大地扩展了。而且战争的胜利使他发了财，他的部下包括士兵们也都分到了油水。大家对他很满意，宣布他为“英白拉多”，即胜利的统帅之意。恺撒开始向最高权力的目标一点点进发了。
恺撒的雄辩的口才、改革派的形象、慷慨大度的品德和在西班牙等地的战功，在平民和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中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同时，他也致力于拉拢声名显赫的权势人物以形成联盟。公元前60年的夏天，恺撒如愿以偿地同庞培、克拉苏这两位巨头达成相互支持的协议，史称“前三头同盟”。罗马这三位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家谁也不能单独掌权，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同元老院相抗衡。
公元前59年，恺撒在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在他执政斯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改革。在遭到贵族派的激烈反对之后，恺撒凭借掌握的兵权和其他两头的支持，取得了胜利。根据恺撒的命令，在罗马开始公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议，他要以这种形式影响社会舆论，于是历史上最早的官方报纸就诞生了。
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恺撒于公元前58年出任了高卢总督。他利用当地部落间的重重矛盾，借口解决纷争而派兵入侵。他用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吞并了整个高卢地区。这些都由他自己亲手记载在《高卢战记》之中。
对高卢的征战是恺撒政治生活的重要阶段，他把从高卢掠夺来的巨额财富进一步收买城市贫民和网罗党羽。随他征战多年的10个军团是他重大的政治依靠。这引起了克拉苏和庞培对他的嫉妒。好大喜功的克拉苏在对帕提亚的战争中阵亡了，而庞培则日益拉拢贵族派，殚精竭虑地打击恺撒。至此，前三头同盟彻底瓦解了。
很快，敌视恺撒的势力在元老院会议上占了上风，庞培被授权招募军队。恺撒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带领少量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进罗马，夺得了罗马政权。他对政敌实行宽大怀柔的政策，获得了一部分元老贵族和骑士的支持。公元前48年，恺撒发动了同庞培争夺东方各行省的战争，在著名的法萨卢战役中，彻底击败了庞培。在途经埃及时，他把依附于他的埃及女王克丽奥帕特拉七世扶上了台。
一场内战过后，恺撒胜利回师罗马，被推举为集军、政、司法、宗教等大权于一身的独裁官，成了名符其实的无冕之王。
但是恺撒的独裁和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元老贵族的势力，更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他们视恺撒为共和国的颠覆者和王权的觊觎者而加以反对，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被密谋刺杀了，他身中23处剑伤，倒在庞培雕像的脚下。在政治的浪潮中乘风破浪了几十年的恺撒，尽管取得了至高的地位，最终还是丧身于政治的漩涡之中。
恺撒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堪称文武双全。在政治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在军事上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常常能身先士卒，以少胜多。在文化方面，他的贡献也不小，如恺撒于公元前46年对罗马的历法进行了改革，制定了通常所说的“儒略历”，这种历法影响深远，在西欧用到16世纪，在俄国用到1918年，至今还为许多东正教徒所使用。恺撒还堪称为一位文学家，他良好的文化修养使他在骑马行军的征战生活中还能进行文学创作。他留下过大量书信和演说辞，可惜都已散佚。据历史上的一些文学家的记载，他曾写过《论类比》、《反加图》、《沿途杂记》等涉及面不同的著作，但流传至今的只有《高卢战记》和《内战札记》两部影响颇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记载了恺撒亲身经历的事件及其生活的时代特色，既是战争回忆录，又是具有文学与思想价值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