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分别是：豆形灯、壶形灯、莲花灯、长信宫灯、烛台
一、豆形灯：
1、豆形灯一般为浅盥，盘中常立烛钎，细葫芦形或近似葫芦形的把，喇叭口形底座。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豆形灯，灯盘外壁常有数道瓦纹，并逐渐缓收成底。汉代的灯盘均作直壁，平底，腹壁和底之间呈明显的直角折棱。
2、豆形灯盘壁常刻有铭文，自铭为“锭”或“镫”。一般高度在一、二十厘米左右，也有高达三十厘米的。有的在灯盘口沿，伸出一叶形鋬，便于手执；有的灯盘呈圆环凹槽形，用三叉托连在把座上。
二、壶形灯
1、平底无釉，通体施酱色釉，腹部下垂，重心下移，胎体厚重，稳重适用，灯把呈半圆形，饰两道弦纹，美观易拿，移动方便。这种壶形灯，长嘴，可放入灯芯，壶口较小，这样油在较封闭的壶体内很难挥发，这种壶形灯较宋代注水的省油灯，节油效果理佳。
三、莲花灯
1、莲花灯是一种传统民俗和民间宗教活动用品。因灯形似莲花，故名。佛教各种灯种之一，观音大士专用，佛光普照，莲花灯照亮每个人的心，普照全天下。
2、莲花灯倾注着中国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并以其独特的艺术思维浓厚的生活气息，神奇瑰丽的色彩纯真质朴的艺术境界，焕发出现代传统民俗艺术的独特光彩。
四、长信宫灯
1、宫灯的整体造型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铸而组装成的。宫女体中是空的，头部和右臂还可以拆卸。宫女的左手托住灯座，右手提着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以手袖作为排烟炱的管道。宽大的袖管自然垂落，巧妙地形成了灯的顶部。
2、灯罩由两块孤形的瓦状铜板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之中，可以左右开合，这样能任意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亮度和强弱。灯盘中心和钎上插上蜡烛，点燃后，烟会顺着宫女的袖管进入体内，不会污染环境，可以保持室内清洁。
3、宫灯的造型构造设计合理，许多构件可以拆卸。 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灯罩上方部分残留有少量蜡状残留物，推测宫灯内燃烧的的物质是动物脂肪或蜡烛。宫灯表面没有过多的修饰物与复杂的花纹，在同时代的宫廷用具中显得较为朴素。
五、烛台
1、古人燃烛都有烛台，用以扦插蜡烛和承接滴淌的蜡油。一个设有尖针的承盘，考究的，会铸造成各种工艺造型，亦不乏多层的烛台，点满蜡烛后，犹如银花火树，光芒灿烂。材质有银、铜、铁、锡、木、瓷、瓦等多种。
2、烛台上面或锻造，或雕镂，或彩绘，或以倒模工艺铸造出各种纹饰，是一种集实用性、工艺性、观赏性、装饰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具。其中多有历代工艺名家的作品，在设计和制作工艺上时有巧思和创新，既能陈设观赏，又可摩挲把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豆形铜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壶形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莲花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信宫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烛台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9-05-31
有铝合金：铝合金是灯具制造中最常用的材料，平时经常有听到做灯需要开模，开完之后要压铝合金。有锌合金：但铝合金的成本比较高，有一些对材料要求不是很高的灯具结构就可以用锌合金代替，它的质量稍微重一点，但成本相对便宜一点。还有钢板：钢也是灯具里很常用的一种材料，它的应用范围广泛，比铝材要便宜很多，还有塑料：塑料只是一个统称，它包括的种类很多，像平时很常见的PC、PMMA等，它是一类高分子聚合物。镜面铝镜面铝材料是灯具行业里特有的，其他产品很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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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2-05-08
中国的灯具就使用的燃料而言，分膏灯和烛灯，即后世所言的油灯和烛台；就功用而言，分照明灯和礼仪灯；就形式而言，分座灯、行灯和座行两用灯。
中国的灯具，最早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
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资料，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而具有一定形制的灯的出现，则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
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文化的洗礼，灯和其他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灯艺术的辉煌。
从春秋至两汉，灯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兰膏明烛，华灯错些”，折射了所在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而由于青瓷灯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为民间广为使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浙江瑞安出土的东晋青瓷牛形灯，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瓷灯……
此后直至隋末唐初，新材质不断运用到油灯的制作中，铜、铁、锡、银、玉、石、木、玻璃等，而且品种繁多。
由于唐代经济的繁荣，实用兼装饰或纯装饰性质的灯开始大量出现在宫廷和灯节之中，像灯树、灯楼、灯笼、走马灯、松脂灯、孔明灯、风灯等。这些新的灯具或灯俗烘托了那个时代盛世，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秦始皇陵地宫中长明不熄的“人鱼膏”，至今仍是一个谜
秦始皇陵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皇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内“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人鱼膏”，顾名思义是用人鱼熬制成的油膏，放在地宫中供照明之用。但人鱼是指什么鱼呢？至今仍是一个谜。《史记集解》引徐广语云：“人鱼似鲇，四脚。”《异物志》载：“人鱼似人形，长尺余。不堪食。皮利于鲛鱼（即鲨鱼）。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秦始皇家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鱼也。出东海中，今台州有之。”根据上述记载的描述，有人以为“人鱼”就是俗称的“娃娃鱼”，学名为“大鲵”。
不过，此说并不为其他学者所赞同。据《太平御览》引《三秦记》载；“始皇家……燃鲸鱼膏为灯。”于是，有人认为，所谓的人鱼膏，或实为鲸鱼膏。由此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照明所用的是以鲸鱼脑油制成的蜡烛。以鲸鱼脑油制成的蜡烛，其能量每小时可燃7.78克，每立方米的鲸鱼脑油可燃五千天，足够保证地宫中“不灭者久之”的需要。若再联系《异物志》所云人鱼“不堪食。皮利于鲛鱼，锯材本人。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的特征，人鱼似乎就是鲸鱼。
“人鱼”究竟是娃娃鱼，还是鲸鱼？人鱼膏到底是由娃娃鱼提炼的，还是以鲸鱼脑油制成的？实难断定。
“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
“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算起来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孔明灯的作法是：用很细的竹篾做成灯笼架，四周和顶上都用薄纸糊严，只在底部留个圆口。在灯笼下面挂上松脂，点燃松脂后，灯笼就会升上空中。由于灯笼里有火光，古代战争中，曾经把它作为夜间军事行动的信号，如同现代所用的信号弹一样。
十八世纪时，法国有人发明了热气球，就是用比较结实的材料，作成一个特大的气球，在气球下面加热，使热气充入气球，气球就能升到高空。如果在气球下面挂个吊篮，里面便可以乘坐人。热气球的原理与孔明灯的原理是一样的。
孔明灯在中国发明，后来逐渐传到海外。比如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庆典中，就有点放孔明灯的习惯。孔明灯升空后，人们无法掌握其去向，只好随风飘送。如果孔明灯没有熄灭就掉落，可能引发种种灾祸，为此，马来西亚从今年2月开始，基于燃放孔明灯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全面禁止燃放孔明灯。
“省油灯”自唐代始，一句“不是省油的灯”流传至今
生活中有一句俗语“不是省油的灯”，便是来源于唐代邛窑创造发明的省油灯。
唐、五代时期，全国不少名窑的产品都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风格，但邛窑的一些作品，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三者的统一。最典型的就是享誉古今中外的“省油灯”。
《中国陶瓷史》关于唐代邛崃窑的记载全文不过八百字，但对“省油灯”的描述却用了一百多个字。不仅对“省油灯”的形状作了具体描绘，而且对其节省燃油的科学原理和社会影响作了表述。
在此之前，不少相关史料也都有记述，例如，《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曰：“照书烛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载于《宋史》的《老学庵笔记》曰：“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
省油灯的灯盏为夹层，中空。可以注水降低灯盏热度，减少油的过热挥发，以达到省油的目的。其实用性和科技意义，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影响深远。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员陈德富先生在《邛窑省油灯研究》一文中指出：“邛窑省油灯所依据和运用的物理学理论，在南宋初年，就已是相当普及的了。同样的物理学理论，在西方是十九世纪中叶才被普遍认识，形成定律的。”
元代的“气死猫”，是为防老鼠偷吃油而设计的内藏式灯
中国油灯和中国的技术文明以及造型艺术息息相关，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时尚。
战国与秦汉时期的青铜灯具上已有能挡风调光的灯罩和能消烟除尘的导烟管，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灯罩，最早解决灯烟污染的国家。为了节省燃料，宋代发明了夹瓷盏；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气死猫）；为了方便实用，明清时利用力学原理制造了台壁两用灯。
陶瓷灯具是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普及范围最广的灯具。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唐宋时期的省油瓷灯，预示了蒸馏冷凝水与蒸汽循环系统的现代技术。
在审美的领域，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形灯以及汉代出现的动物形灯，把一定的造型引入到灯具的设计中，使之增加了实用性之外的文化内涵，而尺度适宜、结构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无不包含了审美的意境。明清之际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明代的“书灯”陪伴了无数的书生，“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而此时的青花、粉彩，把绘画引入到装饰中，又切合了时代的风尚。
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
和其他事物一样，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二千年前的油灯，显现了古代社会的贫富分化。穷人的灯是一片小瓦碟，贵族的灯则是做工精良的青铜器，有多至十五个灯盏的大型树状灯饰，也有维妙维肖的动物灯和人形灯。1968年出土的鎏金青铜人形长信宫灯曾经轰动世界，被誉为中国古代高超青铜器制造技艺和照明技术新成就的典范。
而宫灯，则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宫殿建筑相适应的特有的产物，最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灯具形式。直到今天，宫灯还在现代化的中式建筑中使用。我国古代的制灯工匠，在创造了各种以实用为主的照明灯具的同时，还结合民俗和民间艺术活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以装饰欣赏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灯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词中，对当时元宵灯节繁华热闹的观灯景象所作的生动描写。那五彩缤纷的灯彩，宛若火树银花，恰似繁星雨点，飞流转动，翻腾起舞，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APEC会议上的晚宴银烛灯
从原始人的篝火发展到燃油灯具，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进步。自从“洋油”输入中国，油灯的燃料从食用植物油改为燃煤油。直到19世纪由西方人首先发明了电光源，取代了传统的火焰光源。
但是中国古典的灯具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退出了今天的生活。因为它们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独特的审美风格，成为现代家居生活中的装饰品，而且见之于许多重要场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20日晚，江主席在上海为欢迎参加APEC会议各国贵宾举行的晚宴上，用的一盏银烛灯。此灯制作十分精美，在铜质镀银的底座上对称的刻着两朵盛开的牡丹，与文艺演出舞台背景上的20朵鲜红牡丹相呼应。灯高12厘米，底座直径10厘米，灯罩由一个葡萄酒杯镶嵌在底座中
中国现存最早的灯具出于战国，在《楚辞·招魂》中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记录，说明战国时已出现“镫”这个名称了。
战国以前都还没发现名为灯的实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未见灯、烛之类字样。西周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烛”应是最早的照明用器的记载。
西周时“烛”应是一种由易燃材料制成的火把，用于执持的已被点燃的火把，称之为烛；放在地上的用来点燃的成堆细草和树枝叫做燎；燎置于门外的称大烛，门内的则称庭燎。
中国现存最早的灯具出于战国，在《楚辞·招魂》中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记录，说明战国时已出现“镫”这个名称了。在周代，“镫”、“登”通用，《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豆笾，瓦豆谓之登。” 徐铉曰：今俗别作灯，非是，晋郭璞云：礼器也。古人把“镫”称灯，应是字义的假借。
豆，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饪食器，用以盛放腌菜、肉酱等的器皿，也是古代的礼器，多用青铜、陶瓦所制。而陶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灯具，在战国的墓葬中，就可以看到一种盘底中央呈*状突起可插灯芯的细把陶质豆，它就是当时的照明器具，也是我国古代灯具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追溯豆灯的历史，去理解“镫”字的产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光明的同时，为灯具命名的思维性与创造性。
“瓦豆谓之镫”揭示了灯的形制最早是从豆演变而来这一历史事实。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云：“即膏登也。”在郭璞看来，人们最早是借用盛大羹的瓦豆（镫）等一些食器皿来点燃照明的。基于这一观点，有些专家曾推测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前陈列中原始社会部分的浙江吴兴丘城出土的那件陶盉就是一盏最早的陶灯。由此可以认为，由于战国以前用来照明的用具和用来盛物的陶盉、豆等形状区别不大，人们往往混为一起。特别是陶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直至战国，尽管它在形制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所变化，但它的基本构造是相同的，即是一种浅盘，内底平坦，有高柄的器皿。从战国、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陶、铜、玉和铁质豆形灯的造型来看，它们和同时代的陶豆并无明显区别。但这类豆形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平坦的浅盘中央逐渐出现了凸起的乳头状，这种变化可能就是豆向镫的演变。
从见于发表的战国时期的灯具来看，这一时期的灯具以青铜质的为主体，数量有数十件。主要出自河南洛阳、三门峡，河北平山、易县，四川成都、涪陵（今属重庆市），山东临淄，湖北江陵和北京等地的一些战国中晚期贵族墓中，多为贵族实用器。陶质灯见于发掘报告的主要有湖南长沙黄土岭魏家大堆战国墓和广西平乐银山战国墓等地，其他地方虽有发现，因与传统的陶豆无异，往往被当作陶豆，并没归于灯类。这类灯应为下层社会所用，因其无法与华美的青铜灯相比，再加上很难从陶豆中区别出来，这类灯虽然数量不少，但并没有引起考古工作者重视。玉质灯仅见故宫博物院一件，为传世品，从其精美造型来看，也应是上层社会的实用器具。
战国时期的灯具造型除了个别多枝灯外，大致可分为人俑灯和仿日用器形灯两大类。多枝灯（又称树形灯）实物较为少见，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墓出土的一件十五连枝灯，形制如同一棵繁茂的大树，支撑着十五个灯盏，灯盏错落有致，枝上饰有游龙、鸣鸟、玩猴等，情态各异，妙趣横生。
人俑灯是战国时期青铜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银首人俑灯，湖北省江陵望山出土的人骑驼铜灯，山东省诸城发现的铜人擎双灯，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跽坐人漆绘灯，这些灯的人俑形象有男有女，多为身份卑微的当地人形象。持灯方式有站立两臂张开，举灯过顶；有的跽坐，两手前伸，托灯在前。一俑所持灯盘从一至三个不等。灯盘有圆环凹槽形和盘形两种形制，前者有三个支钎，后者多为一个支钎。
仿日用器形灯基本上是一些生活实用器的演变，主要为仿豆、鼎和簋等较为常见的器皿，以豆形陶灯居多，但也有一些仿鼎和簋的形制的青铜灯。在豆形类灯中，故宫博物院的勾莲纹青玉灯应是突出代表，浅盘，细葫芦形或近葫芦形的把，喇叭口形底座。鼎形灯以1974年甘肃平凉庙庄七号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铜鼎形灯为代表，全器由身、盖键、耳几部分组成。身呈鼎形，下有三蹄足，双附耳，耳上侧有键槽，两侧穿孔，中贯铁柱。双键一端销于耳上，键中部弯曲成半圆，合之成圆环，扣住顶托，其两端上翘各为半圆，可合为上小下大的圆柱体。盖顶中心有一托，两侧两鸭头旋向状，盖反转，中心有锥尖凸起。上盖后，放下双键，旋动盖间双鸭头部即紧扣锁上，将鼎盖封闭，便为一鼎形。打开时，先旋盖，使鸭头离开双键，然后开键启盖，将双键顶端合拢后，盖孔扦入键顶，即成一灯。
秦朝的灯具，出土实物不多，但从一些文献记载中也可见其大貌，《西京杂记》卷三云：“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尤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镫，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镫，镫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这说明秦代铸造的灯也是极其华丽的。出土实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66年在陕西省咸阳塔儿坡出土的两件相同的雁足灯，形制为一大雁之腿，股部托住一环形灯盘，上有三个灯柱，可同时点燃三支烛。
关于战国至秦朝时期的照明时的燃料，由于出土实物的限制，目前还不能确定，从文献资料结合灯盘的中间都有尖状烛插来看，应是前文所述的一种可以置立的易燃“烛”。对当时“烛”的制作和材料，贾公彦疏：“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密灌之，若今蜡烛。”据此我们可知，当时所谓的“烛”，一开始不过是一种由易燃的苇一类的细草或含油质较高的松和竹等的细树枝束成的火把而已。后来可能是人们在长期煮食牛、猪等动物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这些动物油脂易燃和耐燃性，便把这些动物油脂收集在诸如豆、鼎和簋等一类的容器中，在用“烛”照明前将其外层沾涂上这些油脂，或在“烛”外层用布一类的东西缠绕后，再往里灌入油脂，可使灯亮得更为长久。这可能就是“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由来。如甘肃平凉庙出土的鼎形灯中，出土时鼎内就盛有泥状油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秦始皇入葬“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的记载。
两汉时期，我国的灯具制造工艺有了新发展，对战国和秦的灯具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由于两汉盛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丧葬观念，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灯具也成了随葬品中的常见之物。众多出土实物表明，这一时期的灯具不仅数量显著增多，而且无论材质或是种类都有新的发展，这说明灯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了。从质地看，在青铜灯具继续盛行的同时，陶质灯具以新的姿态逐渐成为主流之外，还新出现了铁灯和石灯。从造型上看，除人俑灯和仿日用器形灯之外，新出现了动物形象灯。从功用上看，除原有的座灯外，又出现了行灯和吊灯。
如同战国时期的青铜灯具一样，两汉时期的青铜灯具也主要以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为代表的，分布在河北满城、江苏南京、山东临淄、广西梧州、湖南长沙及山西、河南等地两汉王族大墓中，多为实用器和宗庙用器。这些青铜灯具从器型上可分为人俑灯、兽形灯和器形灯三大类。另外，战国时期的多枝灯在两汉也是常见的种类。从用途上可分为座灯、行灯和吊灯。青铜座灯与战国时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以长信宫灯为代表的一批带烟道式座灯，这类灯具由灯盘、灯罩、灯盖、烟道和多作灯座的收集烟灰的器体等几部分组成。灯盘供点燃灯火，盘中大多都有烛扦，应是插置烛体所用。灯罩由可以移动的弧形屏板构成，既可挡风，又可随意调整灯光强弱和照射方向。灯盖可起到遮挡灯烟外溢的作用，让烟灰随烟道进入器体。收集烟灰的器体可储存清水，来溶解收进的烟灰。由于全器各部分既有机结合在一体，又可以拆卸，也利于经常清除灯内的积灰。这类灯具可称得上是最早的保洁灯。行灯是一种没有底座和立柱，只在灯盘下设三矮足，而在灯盘一侧装有扁鋬的器形灯，也有人称之为拈灯，拈与行用意相近，都是说它可以行动中持之照明。山东、河北、河南和湖广等地都有这类灯的出土。吊灯是一种用来悬挂的灯具，这类灯发现较少，主要集中在湖南、江西两地，以长沙出土的人形吊灯为代表，由灯盘、“人体”和悬链三部分组成。圆盘中有一烛扦，旁有一输油口与“人体”相通。“人”双掌前伸捧起灯盘，“人体”中空，背部设盖用来集取灯液，在“人体”的双肩、臀部设三环钮，与三条活链相结，系于一圆盖上，盖顶立一凤鸟，其上用于悬挂活链。整座器物造型新奇，重心平稳。
两汉时期的陶质灯多出土于中小型两汉墓中，范围较广，主要是中下阶层为先人作的随葬冥器。其造型以多枝灯和俑形灯为主。多枝灯以河南洛阳涧西出土的一件十三枝陶灯最具有代表性，此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的底为一大圆形灯盘，盘中蹲一龟，龟上竖圆柱形灯柱，柱上分两级各伸四根曲枝以承托灯盏，灯盘上亦立有各承一灯盏的四根曲枝，灯柱顶端放置一朱雀形圆灯盏。在灯柱、曲枝、灯盏和盘沿上，有羽人、龙、蝉以及花叶等立体雕饰。下部是一大喇叭状的圆足灯座，外形似群峰环抱的山峦，自下而上分层堆塑各种形象的人和动物。对这种有多种装饰的多枝灯，人们双称之为陶百花灯。俑形灯以河南灵宝张湾的东汉墓出土的一件俑顶灯为代表，下为一蹲座抱子陶俑，一只高筒状灯盏立在俑的头顶，这类陶灯在河南济源、灵宝等地汉墓中有出土，河南、上海、安徽等地博物馆都有收藏。
两汉时期，铁质灯具的出现与当时冶铁技术的进步及铁器的普遍运用密不可分。但就全国来看，铁质灯具发现得并不多。河南洛阳烧沟一座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铁灯，高达73厘米，下部有一圆形底座，中间有一灯柱，沿柱向四外伸出三排灯枝，每排四枝，共十二枝，每枝枝头都有一圆形灯盏，在灯柱顶上站立一展翅欲飞的瑞鸟，可作为当时铁质灯具的代表。
就两汉照明燃料来看，虽与战国时期的照明燃料相比没有质的变化，但在对油脂的使用上却出现了较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出现了加捻来照明的油灯。魏晋以前，我国传统的古灯，不论采取何种外形，就点灯的方式，即灯蕊（炷）和灯盘（盏）的关系而言，都是“盏中立炷式”。以两汉最常见的豆形灯为例，其圆形灯盘正中，常有一枚支钉，又称“烛扦”，根据它的有无，人们将灯分为油灯和烛灯两大类。其实在汉代除单独点的烛以外，油灯的灯炷也叫烛。更确切地说，则前者叫縻烛或麻烛，后者包括灯在内的整体叫膏烛。縻烛、麻烛是将麻去皮后的麻秸缚成束点燃照明，膏烛的灯烛也是由麻秸等分成束而成，但比麻烛的束要细小得多。由于作为油灯的灯炷的烛，本身就是灯的组成部分，所以有些铜灯在铭文中把烛灯连为一词。对灯和烛关系叙述最清楚的是桓谭，他在《新论·祛蔽篇》说：“余后与刘伯师夜燃脂火坐语，灯中脂索而炷燋秃，将灭息。……伯师曰：‘灯烛尽，当益其脂，易其烛……。’余应曰：‘人既禀形体而立，犹彼持灯一烛，……恶则绝伤，犹火之随脂，烛多少，长短为迟速矣，”这里说的燃脂火为点油灯即膏烛。“持灯一烛”指的是用麻秸作的烛灯即麻烛，它一般插在灯盘中的支钉上，沂南与河南邓县长冢店画像石及山西省大同司马金龙墓所出漆屏风上刻画的灯，灯火皆立在灯盘当中，即是“盏中立烛式”之灯的真实写照。然而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铜灯，在灯盘内残存的灯炷是用数根细竹条缠在一起做成的。不过火炷除呈支钉形外，还有的做管形，将灯炷插入内，也可立于盏中。当然，如果将麻秸束成下粗上细之状，不用火炷，似亦可直接立在灯盘中，若干汉代铜灯中未见火炷，或许就是这种做法的反映。
上述各种灯内无论燃脂、燃油或燃蜡，灯炷大都是用麻秸等硬纤维作的，所以能直插在火炷上。此外，当时也有用软件纤维作的灯炷。软炷立不起来，本不合乎“盏中立炷式”的要求。但在此法盛行期间，狃于积习，并不像后世那样，将软质灯炷搭在盏唇上，使灯火在灯盘的口沿处燃烧，而是在灯盘中央立一小圆台，将软件炷架在台上点燃。自战国以迄隋代，都能见到这种灯具的实例。
至于两汉照明所用的油脂成分，从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卧羊尊灯腹腔内残留有白色沉积物的化验结果来看，其含有油脂成分，说明此灯使用凝固点较低的动物油之类的油质燃料。烛灯中遗留的残烛，报道较为明确的有满城一号墓出土的一件带盖直筒杯形的卮锭中所存的烛块。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用红外光谱法分析鉴定，残烛块和牛油相似，属动物脂类。云南省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行灯，灯盘里残存一些烛渣和一小段燃烧过的烛芯。烛芯是用八九根细竹条外面缠上一层约3毫米厚的细纤维物质做成的，尖端略为收缩，圆径约1.4厘米。估计当时就是以这种烛芯浸于油内，待渗透饱和后再在外面挂上动物油脂，这可能是后来蜡烛的前身。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都证明，在我国东汉以前，照明用的脂膏多为动物的脂膏。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灯烛在作为照明用具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祭祀和喜庆等活动不可缺少的必备用品。在唐宋两代绘画、特别是壁画中，常见有侍女捧烛台或烛台正点燃蜡烛的场面。在宋元的一些砖室墓中，也常发现在墓室壁上砌出灯擎。
这一时期灯具在材质上的最大变化是，青铜灯具走向末端，陶瓷灯具尤其是瓷灯已成为灯具中的主体，汉代始见的石灯，随着石雕工艺的发展，也开始流行，另外铁质、玉质灯具和木质烛台也有出土。由于材质改变，这一时期灯具在造型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盏座分离，盏中无烛扦已成为灯具最基本的形制，多枝灯已很难见到。从整体造型来看，这一时期灯具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带有承盘形座的，这类灯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上有圆盘形灯盏的，如南京出土的一件三国时期青瓷熊灯，熊蹲在承盘内，用头顶着灯盏。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灯，灯座为浅盘，盘中心有圆柱，柱上托一莲花形小盘，盘中心有穿捻用的短管作灯头。另一种是有两层承盘，盘中心有穿捻用的短管作灯头。另一种是有两层承盘，上有一圆柱体，既可直接插入烛把，又可承托小型灯盏的，这种灯以隋唐时期瓷灯和三彩灯居多，由于它具有插置烛把和承托灯盏两重性，故这类灯又多称灯台或烛台。如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隋黄釉烛台，由三部分组成，下部是一带高足的圆盘，中部为一空心柱，上部为一带有承盘的圆柱体。
其次，汉代陶质筒状形灯具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新的发展，人物器座大为减少，动物器座逐渐增多，并出现了一座托举一排二至三个筒形灯盏的情况。如1974年浙江绍兴市上蒋黄瓜山出土的一件黄釉狮形灯，在蹲伏的狮子背上所托的一长方形板上，就并排设有三个高筒形灯盏，从当时一些羊形烛座头部所设的一圆形洞口插置烛把来看，这些筒形灯盏除燃油脂外，也可作为烛台手插置烛把，故也有人称之为烛台。
其三，与汉代的一些卧羊铜灯和豆形灯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以卧羊、狮为造型的烛台和圈足宽沿瓷灯。如浙江余姚市文物委员会所藏一件越窑卧羊烛座，在羊头正中设置了一圆形洞用来插置烛把。1963年河南鹤壁集窑出土的一件白釉黑彩瓷灯，用直口，宽平沿，平底，下有喇叭状圈足。
其四，用单体的碗、盘和钵用作灯盏和烛托现象逐渐增多，并以宋代较为普遍。如在苏州文物商店所藏的一件南朝羽人青铜灯架，在羽人的胸前和两膝前各有一灯圈，这应是为承托单体碗和盘形灯盏所置。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一组仆侍女俑群中，就有一手托一烛盘的女俑。到了宋元时期，这类灯盏更多，特别是一些砖室墓的墓室壁上砌出的灯擎上，所托的灯盏也多是一件小瓷碗或瓷钵，显然这些碗或钵就是作为点燃灯盏用的。由此推之，在宋代民间有可能是大量采用小碗或小钵作灯盏的。在这种单体碗、碟类灯盏基础上，宋代还出现了一种省油灯，这种灯通常称为夹瓷灯或清凉盏。陆游《斋居纪事》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盎最省。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关于省油情况，以前因仅见于文献记载，无实物作证，人们往往怀疑它的存在，199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三峡库区的涪陵石沱墓地发掘出土的一盏省油灯，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灯的形制提供了珍贵资料，这盏省油灯初看与普遍油盏一样，但它的碟壁是一个中空的夹层，碟壁侧面有一个小圆嘴，用来向夹层中注水，这正与陆游所述基本一致。据专家介绍，这类省油灯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陶瓷的膨胀系数不好掌握，因而不像碟形灯那样普遍。
中国的灯具，最早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
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资料，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而具有一定形制的灯的出现，则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
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文化的洗礼，灯和其他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灯艺术的辉煌。
从春秋至两汉，灯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兰膏明烛，华灯错些”，折射了所在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而由于青瓷灯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为民间广为使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浙江瑞安出土的东晋青瓷牛形灯，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瓷灯……
此后直至隋末唐初，新材质不断运用到油灯的制作中，铜、铁、锡、银、玉、石、木、玻璃等，而且品种繁多。
由于唐代经济的繁荣，实用兼装饰或纯装饰性质的灯开始大量出现在宫廷和灯节之中，像灯树、灯楼、灯笼、走马灯、松脂灯、孔明灯、风灯等。这些新的灯具或灯俗烘托了那个时代盛世，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秦始皇陵地宫中长明不熄的“人鱼膏”，至今仍是一个谜
秦始皇陵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皇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内“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人鱼膏”，顾名思义是用人鱼熬制成的油膏，放在地宫中供照明之用。但人鱼是指什么鱼呢？至今仍是一个谜。《史记集解》引徐广语云：“人鱼似鲇，四脚。”《异物志》载：“人鱼似人形，长尺余。不堪食。皮利于鲛鱼（即鲨鱼）。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秦始皇家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鱼也。出东海中，今台州有之。”根据上述记载的描述，有人以为“人鱼”就是俗称的“娃娃鱼”，学名为“大鲵”。
不过，此说并不为其他学者所赞同。据《太平御览》引《三秦记》载；“始皇家……燃鲸鱼膏为灯。”于是，有人认为，所谓的人鱼膏，或实为鲸鱼膏。由此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照明所用的是以鲸鱼脑油制成的蜡烛。以鲸鱼脑油制成的蜡烛，其能量每小时可燃7.78克，每立方米的鲸鱼脑油可燃五千天，足够保证地宫中“不灭者久之”的需要。若再联系《异物志》所云人鱼“不堪食。皮利于鲛鱼，锯材本人。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的特征，人鱼似乎就是鲸鱼。
“人鱼”究竟是娃娃鱼，还是鲸鱼？人鱼膏到底是由娃娃鱼提炼的，还是以鲸鱼脑油制成的？实难断定。
“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
“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算起来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孔明灯的作法是：用很细的竹篾做成灯笼架，四周和顶上都用薄纸糊严，只在底部留个圆口。在灯笼下面挂上松脂，点燃松脂后，灯笼就会升上空中。由于灯笼里有火光，古代战争中，曾经把它作为夜间军事行动的信号，如同现代所用的信号弹一样。
十八世纪时，法国有人发明了热气球，就是用比较结实的材料，作成一个特大的气球，在气球下面加热，使热气充入气球，气球就能升到高空。如果在气球下面挂个吊篮，里面便可以乘坐人。热气球的原理与孔明灯的原理是一样的。
孔明灯在中国发明，后来逐渐传到海外。比如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庆典中，就有点放孔明灯的习惯。孔明灯升空后，人们无法掌握其去向，只好随风飘送。如果孔明灯没有熄灭就掉落，可能引发种种灾祸，为此，马来西亚从今年2月开始，基于燃放孔明灯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全面禁止燃放孔明灯。
“省油灯”自唐代始，一句“不是省油的灯”流传至今
生活中有一句俗语“不是省油的灯”，便是来源于唐代邛窑创造发明的省油灯。
唐、五代时期，全国不少名窑的产品都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风格，但邛窑的一些作品，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三者的统一。最典型的就是享誉古今中外的“省油灯”。
《中国陶瓷史》关于唐代邛崃窑的记载全文不过八百字，但对“省油灯”的描述却用了一百多个字。不仅对“省油灯”的形状作了具体描绘，而且对其节省燃油的科学原理和社会影响作了表述。
在此之前，不少相关史料也都有记述，例如，《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曰：“照书烛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载于《宋史》的《老学庵笔记》曰：“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
省油灯的灯盏为夹层，中空。可以注水降低灯盏热度，减少油的过热挥发，以达到省油的目的。其实用性和科技意义，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影响深远。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员陈德富先生在《邛窑省油灯研究》一文中指出：“邛窑省油灯所依据和运用的物理学理论，在南宋初年，就已是相当普及的了。同样的物理学理论，在西方是十九世纪中叶才被普遍认识，形成定律的。”
元代的“气死猫”，是为防老鼠偷吃油而设计的内藏式灯
中国油灯和中国的技术文明以及造型艺术息息相关，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时尚。
战国与秦汉时期的青铜灯具上已有能挡风调光的灯罩和能消烟除尘的导烟管，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灯罩，最早解决灯烟污染的国家。为了节省燃料，宋代发明了夹瓷盏；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气死猫）；为了方便实用，明清时利用力学原理制造了台壁两用灯。
陶瓷灯具是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普及范围最广的灯具。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唐宋时期的省油瓷灯，预示了蒸馏冷凝水与蒸汽循环系统的现代技术。
在审美的领域，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形灯以及汉代出现的动物形灯，把一定的造型引入到灯具的设计中，使之增加了实用性之外的文化内涵，而尺度适宜、结构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无不包含了审美的意境。明清之际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明代的“书灯”陪伴了无数的书生，“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而此时的青花、粉彩，把绘画引入到装饰中，又切合了时代的风尚。
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
和其他事物一样，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二千年前的油灯，显现了古代社会的贫富分化。穷人的灯是一片小瓦碟，贵族的灯则是做工精良的青铜器，有多至十五个灯盏的大型树状灯饰，也有维妙维肖的动物灯和人形灯。1968年出土的鎏金青铜人形长信宫灯曾经轰动世界，被誉为中国古代高超青铜器制造技艺和照明技术新成就的典范。
而宫灯，则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宫殿建筑相适应的特有的产物，最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灯具形式。直到今天，宫灯还在现代化的中式建筑中使用。我国古代的制灯工匠，在创造了各种以实用为主的照明灯具的同时，还结合民俗和民间艺术活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以装饰欣赏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灯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词中，对当时元宵灯节繁华热闹的观灯景象所作的生动描写。那五彩缤纷的灯彩，宛若火树银花，恰似繁星雨点，飞流转动，翻腾起舞，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APEC会议上的晚宴银烛灯
从原始人的篝火发展到燃油灯具，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进步。自从“洋油”输入中国，油灯的燃料从食用植物油改为燃煤油。直到19世纪由西方人首先发明了电光源，取代了传统的火焰光源。
但是中国古典的灯具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退出了今天的生活。因为它们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独特的审美风格，成为现代家居生活中的装饰品，而且见之于许多重要场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20日晚，江主席在上海为欢迎参加APEC会议各国贵宾举行的晚宴上，用的一盏银烛灯。此灯制作十分精美，在铜质镀银的底座上对称的刻着两朵盛开的牡丹，与文艺演出舞台背景上的20朵鲜红牡丹相呼应。灯高12厘米，底座直径10厘米，灯罩由一个葡萄酒杯镶嵌在底座中
中国现存最早的灯具出于战国，在《楚辞·招魂》中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记录，说明战国时已出现“镫”这个名称了。
战国以前都还没发现名为灯的实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未见灯、烛之类字样。西周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烛”应是最早的照明用器的记载。
西周时“烛”应是一种由易燃材料制成的火把，用于执持的已被点燃的火把，称之为烛；放在地上的用来点燃的成堆细草和树枝叫做燎；燎置于门外的称大烛，门内的则称庭燎。
中国现存最早的灯具出于战国，在《楚辞·招魂》中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记录，说明战国时已出现“镫”这个名称了。在周代，“镫”、“登”通用，《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豆笾，瓦豆谓之登。” 徐铉曰：今俗别作灯，非是，晋郭璞云：礼器也。古人把“镫”称灯，应是字义的假借。
豆，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饪食器，用以盛放腌菜、肉酱等的器皿，也是古代的礼器，多用青铜、陶瓦所制。而陶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灯具，在战国的墓葬中，就可以看到一种盘底中央呈*状突起可插灯芯的细把陶质豆，它就是当时的照明器具，也是我国古代灯具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追溯豆灯的历史，去理解“镫”字的产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光明的同时，为灯具命名的思维性与创造性。
“瓦豆谓之镫”揭示了灯的形制最早是从豆演变而来这一历史事实。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云：“即膏登也。”在郭璞看来，人们最早是借用盛大羹的瓦豆（镫）等一些食器皿来点燃照明的。基于这一观点，有些专家曾推测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前陈列中原始社会部分的浙江吴兴丘城出土的那件陶盉就是一盏最早的陶灯。由此可以认为，由于战国以前用来照明的用具和用来盛物的陶盉、豆等形状区别不大，人们往往混为一起。特别是陶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直至战国，尽管它在形制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所变化，但它的基本构造是相同的，即是一种浅盘，内底平坦，有高柄的器皿。从战国、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陶、铜、玉和铁质豆形灯的造型来看，它们和同时代的陶豆并无明显区别。但这类豆形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平坦的浅盘中央逐渐出现了凸起的乳头状，这种变化可能就是豆向镫的演变。
从见于发表的战国时期的灯具来看，这一时期的灯具以青铜质的为主体，数量有数十件。主要出自河南洛阳、三门峡，河北平山、易县，四川成都、涪陵（今属重庆市），山东临淄，湖北江陵和北京等地的一些战国中晚期贵族墓中，多为贵族实用器。陶质灯见于发掘报告的主要有湖南长沙黄土岭魏家大堆战国墓和广西平乐银山战国墓等地，其他地方虽有发现，因与传统的陶豆无异，往往被当作陶豆，并没归于灯类。这类灯应为下层社会所用，因其无法与华美的青铜灯相比，再加上很难从陶豆中区别出来，这类灯虽然数量不少，但并没有引起考古工作者重视。玉质灯仅见故宫博物院一件，为传世品，从其精美造型来看，也应是上层社会的实用器具。
战国时期的灯具造型除了个别多枝灯外，大致可分为人俑灯和仿日用器形灯两大类。多枝灯（又称树形灯）实物较为少见，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墓出土的一件十五连枝灯，形制如同一棵繁茂的大树，支撑着十五个灯盏，灯盏错落有致，枝上饰有游龙、鸣鸟、玩猴等，情态各异，妙趣横生。
人俑灯是战国时期青铜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银首人俑灯，湖北省江陵望山出土的人骑驼铜灯，山东省诸城发现的铜人擎双灯，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跽坐人漆绘灯，这些灯的人俑形象有男有女，多为身份卑微的当地人形象。持灯方式有站立两臂张开，举灯过顶；有的跽坐，两手前伸，托灯在前。一俑所持灯盘从一至三个不等。灯盘有圆环凹槽形和盘形两种形制，前者有三个支钎，后者多为一个支钎。
仿日用器形灯基本上是一些生活实用器的演变，主要为仿豆、鼎和簋等较为常见的器皿，以豆形陶灯居多，但也有一些仿鼎和簋的形制的青铜灯。在豆形类灯中，故宫博物院的勾莲纹青玉灯应是突出代表，浅盘，细葫芦形或近葫芦形的把，喇叭口形底座。鼎形灯以1974年甘肃平凉庙庄七号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铜鼎形灯为代表，全器由身、盖键、耳几部分组成。身呈鼎形，下有三蹄足，双附耳，耳上侧有键槽，两侧穿孔，中贯铁柱。双键一端销于耳上，键中部弯曲成半圆，合之成圆环，扣住顶托，其两端上翘各为半圆，可合为上小下大的圆柱体。盖顶中心有一托，两侧两鸭头旋向状，盖反转，中心有锥尖凸起。上盖后，放下双键，旋动盖间双鸭头部即紧扣锁上，将鼎盖封闭，便为一鼎形。打开时，先旋盖，使鸭头离开双键，然后开键启盖，将双键顶端合拢后，盖孔扦入键顶，即成一灯。
秦朝的灯具，出土实物不多，但从一些文献记载中也可见其大貌，《西京杂记》卷三云：“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尤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镫，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镫，镫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这说明秦代铸造的灯也是极其华丽的。出土实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66年在陕西省咸阳塔儿坡出土的两件相同的雁足灯，形制为一大雁之腿，股部托住一环形灯盘，上有三个灯柱，可同时点燃三支烛。
关于战国至秦朝时期的照明时的燃料，由于出土实物的限制，目前还不能确定，从文献资料结合灯盘的中间都有尖状烛插来看，应是前文所述的一种可以置立的易燃“烛”。对当时“烛”的制作和材料，贾公彦疏：“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密灌之，若今蜡烛。”据此我们可知，当时所谓的“烛”，一开始不过是一种由易燃的苇一类的细草或含油质较高的松和竹等的细树枝束成的火把而已。后来可能是人们在长期煮食牛、猪等动物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这些动物油脂易燃和耐燃性，便把这些动物油脂收集在诸如豆、鼎和簋等一类的容器中，在用“烛”照明前将其外层沾涂上这些油脂，或在“烛”外层用布一类的东西缠绕后，再往里灌入油脂，可使灯亮得更为长久。这可能就是“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由来。如甘肃平凉庙出土的鼎形灯中，出土时鼎内就盛有泥状油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秦始皇入葬“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的记载。
两汉时期，我国的灯具制造工艺有了新发展，对战国和秦的灯具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由于两汉盛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丧葬观念，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灯具也成了随葬品中的常见之物。众多出土实物表明，这一时期的灯具不仅数量显著增多，而且无论材质或是种类都有新的发展，这说明灯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了。从质地看，在青铜灯具继续盛行的同时，陶质灯具以新的姿态逐渐成为主流之外，还新出现了铁灯和石灯。从造型上看，除人俑灯和仿日用器形灯之外，新出现了动物形象灯。从功用上看，除原有的座灯外，又出现了行灯和吊灯。
如同战国时期的青铜灯具一样，两汉时期的青铜灯具也主要以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为代表的，分布在河北满城、江苏南京、山东临淄、广西梧州、湖南长沙及山西、河南等地两汉王族大墓中，多为实用器和宗庙用器。这些青铜灯具从器型上可分为人俑灯、兽形灯和器形灯三大类。另外，战国时期的多枝灯在两汉也是常见的种类。从用途上可分为座灯、行灯和吊灯。青铜座灯与战国时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以长信宫灯为代表的一批带烟道式座灯，这类灯具由灯盘、灯罩、灯盖、烟道和多作灯座的收集烟灰的器体等几部分组成。灯盘供点燃灯火，盘中大多都有烛扦，应是插置烛体所用。灯罩由可以移动的弧形屏板构成，既可挡风，又可随意调整灯光强弱和照射方向。灯盖可起到遮挡灯烟外溢的作用，让烟灰随烟道进入器体。收集烟灰的器体可储存清水，来溶解收进的烟灰。由于全器各部分既有机结合在一体，又可以拆卸，也利于经常清除灯内的积灰。这类灯具可称得上是最早的保洁灯。行灯是一种没有底座和立柱，只在灯盘下设三矮足，而在灯盘一侧装有扁鋬的器形灯，也有人称之为拈灯，拈与行用意相近，都是说它可以行动中持之照明。山东、河北、河南和湖广等地都有这类灯的出土。吊灯是一种用来悬挂的灯具，这类灯发现较少，主要集中在湖南、江西两地，以长沙出土的人形吊灯为代表，由灯盘、“人体”和悬链三部分组成。圆盘中有一烛扦，旁有一输油口与“人体”相通。“人”双掌前伸捧起灯盘，“人体”中空，背部设盖用来集取灯液，在“人体”的双肩、臀部设三环钮，与三条活链相结，系于一圆盖上，盖顶立一凤鸟，其上用于悬挂活链。整座器物造型新奇，重心平稳。
两汉时期的陶质灯多出土于中小型两汉墓中，范围较广，主要是中下阶层为先人作的随葬冥器。其造型以多枝灯和俑形灯为主。多枝灯以河南洛阳涧西出土的一件十三枝陶灯最具有代表性，此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的底为一大圆形灯盘，盘中蹲一龟，龟上竖圆柱形灯柱，柱上分两级各伸四根曲枝以承托灯盏，灯盘上亦立有各承一灯盏的四根曲枝，灯柱顶端放置一朱雀形圆灯盏。在灯柱、曲枝、灯盏和盘沿上，有羽人、龙、蝉以及花叶等立体雕饰。下部是一大喇叭状的圆足灯座，外形似群峰环抱的山峦，自下而上分层堆塑各种形象的人和动物。对这种有多种装饰的多枝灯，人们双称之为陶百花灯。俑形灯以河南灵宝张湾的东汉墓出土的一件俑顶灯为代表，下为一蹲座抱子陶俑，一只高筒状灯盏立在俑的头顶，这类陶灯在河南济源、灵宝等地汉墓中有出土，河南、上海、安徽等地博物馆都有收藏。
两汉时期，铁质灯具的出现与当时冶铁技术的进步及铁器的普遍运用密不可分。但就全国来看，铁质灯具发现得并不多。河南洛阳烧沟一座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铁灯，高达73厘米，下部有一圆形底座，中间有一灯柱，沿柱向四外伸出三排灯枝，每排四枝，共十二枝，每枝枝头都有一圆形灯盏，在灯柱顶上站立一展翅欲飞的瑞鸟，可作为当时铁质灯具的代表。
就两汉照明燃料来看，虽与战国时期的照明燃料相比没有质的变化，但在对油脂的使用上却出现了较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出现了加捻来照明的油灯。魏晋以前，我国传统的古灯，不论采取何种外形，就点灯的方式，即灯蕊（炷）和灯盘（盏）的关系而言，都是“盏中立炷式”。以两汉最常见的豆形灯为例，其圆形灯盘正中，常有一枚支钉，又称“烛扦”，根据它的有无，人们将灯分为油灯和烛灯两大类。其实在汉代除单独点的烛以外，油灯的灯炷也叫烛。更确切地说，则前者叫縻烛或麻烛，后者包括灯在内的整体叫膏烛。縻烛、麻烛是将麻去皮后的麻秸缚成束点燃照明，膏烛的灯烛也是由麻秸等分成束而成，但比麻烛的束要细小得多。由于作为油灯的灯炷的烛，本身就是灯的组成部分，所以有些铜灯在铭文中把烛灯连为一词。对灯和烛关系叙述最清楚的是桓谭，他在《新论·祛蔽篇》说：“余后与刘伯师夜燃脂火坐语，灯中脂索而炷燋秃，将灭息。……伯师曰：‘灯烛尽，当益其脂，易其烛……。’余应曰：‘人既禀形体而立，犹彼持灯一烛，……恶则绝伤，犹火之随脂，烛多少，长短为迟速矣，”这里说的燃脂火为点油灯即膏烛。“持灯一烛”指的是用麻秸作的烛灯即麻烛，它一般插在灯盘中的支钉上，沂南与河南邓县长冢店画像石及山西省大同司马金龙墓所出漆屏风上刻画的灯，灯火皆立在灯盘当中，即是“盏中立烛式”之灯的真实写照。然而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铜灯，在灯盘内残存的灯炷是用数根细竹条缠在一起做成的。不过火炷除呈支钉形外，还有的做管形，将灯炷插入内，也可立于盏中。当然，如果将麻秸束成下粗上细之状，不用火炷，似亦可直接立在灯盘中，若干汉代铜灯中未见火炷，或许就是这种做法的反映。
上述各种灯内无论燃脂、燃油或燃蜡，灯炷大都是用麻秸等硬纤维作的，所以能直插在火炷上。此外，当时也有用软件纤维作的灯炷。软炷立不起来，本不合乎“盏中立炷式”的要求。但在此法盛行期间，狃于积习，并不像后世那样，将软质灯炷搭在盏唇上，使灯火在灯盘的口沿处燃烧，而是在灯盘中央立一小圆台，将软件炷架在台上点燃。自战国以迄隋代，都能见到这种灯具的实例。
至于两汉照明所用的油脂成分，从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卧羊尊灯腹腔内残留有白色沉积物的化验结果来看，其含有油脂成分，说明此灯使用凝固点较低的动物油之类的油质燃料。烛灯中遗留的残烛，报道较为明确的有满城一号墓出土的一件带盖直筒杯形的卮锭中所存的烛块。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用红外光谱法分析鉴定，残烛块和牛油相似，属动物脂类。云南省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行灯，灯盘里残存一些烛渣和一小段燃烧过的烛芯。烛芯是用八九根细竹条外面缠上一层约3毫米厚的细纤维物质做成的，尖端略为收缩，圆径约1.4厘米。估计当时就是以这种烛芯浸于油内，待渗透饱和后再在外面挂上动物油脂，这可能是后来蜡烛的前身。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都证明，在我国东汉以前，照明用的脂膏多为动物的脂膏。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灯烛在作为照明用具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祭祀和喜庆等活动不可缺少的必备用品。在唐宋两代绘画、特别是壁画中，常见有侍女捧烛台或烛台正点燃蜡烛的场面。在宋元的一些砖室墓中，也常发现在墓室壁上砌出灯擎。
这一时期灯具在材质上的最大变化是，青铜灯具走向末端，陶瓷灯具尤其是瓷灯已成为灯具中的主体，汉代始见的石灯，随着石雕工艺的发展，也开始流行，另外铁质、玉质灯具和木质烛台也有出土。由于材质改变，这一时期灯具在造型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盏座分离，盏中无烛扦已成为灯具最基本的形制，多枝灯已很难见到。从整体造型来看，这一时期灯具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带有承盘形座的，这类灯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上有圆盘形灯盏的，如南京出土的一件三国时期青瓷熊灯，熊蹲在承盘内，用头顶着灯盏。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灯，灯座为浅盘，盘中心有圆柱，柱上托一莲花形小盘，盘中心有穿捻用的短管作灯头。另一种是有两层承盘，盘中心有穿捻用的短管作灯头。另一种是有两层承盘，上有一圆柱体，既可直接插入烛把，又可承托小型灯盏的，这种灯以隋唐时期瓷灯和三彩灯居多，由于它具有插置烛把和承托灯盏两重性，故这类灯又多称灯台或烛台。如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隋黄釉烛台，由三部分组成，下部是一带高足的圆盘，中部为一空心柱，上部为一带有承盘的圆柱体。
其次，汉代陶质筒状形灯具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新的发展，人物器座大为减少，动物器座逐渐增多，并出现了一座托举一排二至三个筒形灯盏的情况。如1974年浙江绍兴市上蒋黄瓜山出土的一件黄釉狮形灯，在蹲伏的狮子背上所托的一长方形板上，就并排设有三个高筒形灯盏，从当时一些羊形烛座头部所设的一圆形洞口插置烛把来看，这些筒形灯盏除燃油脂外，也可作为烛台手插置烛把，故也有人称之为烛台。
其三，与汉代的一些卧羊铜灯和豆形灯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以卧羊、狮为造型的烛台和圈足宽沿瓷灯。如浙江余姚市文物委员会所藏一件越窑卧羊烛座，在羊头正中设置了一圆形洞用来插置烛把。1963年河南鹤壁集窑出土的一件白釉黑彩瓷灯，用直口，宽平沿，平底，下有喇叭状圈足。
其四，用单体的碗、盘和钵用作灯盏和烛托现象逐渐增多，并以宋代较为普遍。如在苏州文物商店所藏的一件南朝羽人青铜灯架，在羽人的胸前和两膝前各有一灯圈，这应是为承托单体碗和盘形灯盏所置。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一组仆侍女俑群中，就有一手托一烛盘的女俑。到了宋元时期，这类灯盏更多，特别是一些砖室墓的墓室壁上砌出的灯擎上，所托的灯盏也多是一件小瓷碗或瓷钵，显然这些碗或钵就是作为点燃灯盏用的。由此推之，在宋代民间有可能是大量采用小碗或小钵作灯盏的。在这种单体碗、碟类灯盏基础上，宋代还出现了一种省油灯，这种灯通常称为夹瓷灯或清凉盏。陆游《斋居纪事》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盎最省。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关于省油情况，以前因仅见于文献记载，无实物作证，人们往往怀疑它的存在，199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三峡库区的涪陵石沱墓地发掘出土的一盏省油灯，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灯的形制提供了珍贵资料，这盏省油灯初看与普遍油盏一样，但它的碟壁是一个中空的夹层，碟壁侧面有一个小圆嘴，用来向夹层中注水，这正与陆游所述基本一致。据专家介绍，这类省油灯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陶瓷的膨胀系数不好掌握，因而不像碟形灯那样普遍。
第3个回答 2012-05-07
祭祀是以食物祭奠天、地、祖先的一种大礼。祭天称为祭，祭地叫做祀，祭祖叫做享。古代有五祭：祭天、祭地、祭祖、祭神、祭灶。祭祀时要杀牲，把牲肉放在祭台上,根据祭祀的等级有三牲祭（羊豕犬），有五牲祭（马牛羊豕犬）。
http://hi.baidu.com/sdawen2008/blog/item/b1783a3efdc3dbea55e7232a.html
祭祀的方式http://hi.baidu.com/qibaojun/blog/item/745ca81098428601203f2e55.html
按《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祭八神都是与稼穑年成有关的神。腊祭则是用狩猎获取的禽兽祭享祖先。虽然两种祭祀起初并非一事，大概因为它们都是岁末的合祭，后来便混为一谈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615531.html
郑州人在正月十五时要进行“灯祭”，就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点灯，举办送灯展，以祭祀灯神，祈求来年福寿安康。http://www.zynews.com/2006-02/08/content_350859.htm
大约于清朝道光年间，先民由大陆福建省惠安、安溪等县传入台湾的台北县、平溪乡、十分寮地区，即基隆河的上游。据十分寮地区父老前辈的口述表示，早年于前清年间十分地区闹过土匪，由于地处山区，所以村民都向山中逃过,待土匪走后，留守在村中的人，就在夜间施放天灯做为信号，告知山上避难的村民，可以下山回家了，也借此种方式向村民报平安。由于当日由山上避难回家的日子，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即是元宵节，从此以后，每年的元宵节，十分地区的村民便以放天灯的仪式来庆祝，且向邻村的村民互报平安。也因此十分地区的村民又称天灯为“祈福灯”或“平安灯”。http://baike.baidu.com/view/46542.html?wtp=tt
古代祭祀用的灯还有三宝灯。但是这种灯的介绍很少。
http://hi.baidu.com/sdawen2008/blog/item/b1783a3efdc3dbea55e7232a.html
祭祀的方式http://hi.baidu.com/qibaojun/blog/item/745ca81098428601203f2e55.html
按《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祭八神都是与稼穑年成有关的神。腊祭则是用狩猎获取的禽兽祭享祖先。虽然两种祭祀起初并非一事，大概因为它们都是岁末的合祭，后来便混为一谈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615531.html
郑州人在正月十五时要进行“灯祭”，就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点灯，举办送灯展，以祭祀灯神，祈求来年福寿安康。http://www.zynews.com/2006-02/08/content_350859.htm
大约于清朝道光年间，先民由大陆福建省惠安、安溪等县传入台湾的台北县、平溪乡、十分寮地区，即基隆河的上游。据十分寮地区父老前辈的口述表示，早年于前清年间十分地区闹过土匪，由于地处山区，所以村民都向山中逃过,待土匪走后，留守在村中的人，就在夜间施放天灯做为信号，告知山上避难的村民，可以下山回家了，也借此种方式向村民报平安。由于当日由山上避难回家的日子，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即是元宵节，从此以后，每年的元宵节，十分地区的村民便以放天灯的仪式来庆祝，且向邻村的村民互报平安。也因此十分地区的村民又称天灯为“祈福灯”或“平安灯”。http://baike.baidu.com/view/46542.html?wtp=tt
古代祭祀用的灯还有三宝灯。但是这种灯的介绍很少。
第4个回答 2020-04-27
豆形灯、壶形灯、莲花灯、长信宫灯、烛台、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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