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降生在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纳兰性德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 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 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 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 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 《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2首,编辑一处,名为《纳兰 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悦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 词创作。但是仅三年,卢氏因产后受寒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关氏,并有侧室颜氏。 值得一提的是,纳兰性德三十岁时,在好友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集中悼亡之作“丰神不减夫婿”。可惜她在与纳兰性德相处一年之后,纳兰性德就去世了,这段短暂的爱情又以悲剧告终。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 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 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 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 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 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 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真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词作先后结集为《侧帽》、《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物性观照
在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其多。首先其别业就名为“渌水亭”。无论目前关于渌水亭所在地点的争议怎样,无论它是在京城内什刹海畔,还是在西郊玉泉山下,亦或在其封地皂甲屯玉河之浜,都没能离开一个水字。是一处傍水的建筑,或是有水的园囿。对于水,纳兰性德是情有独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水认作有生命的物质,认为是有德的。并用水之德比君子之德。滋润万物,以柔克刚,川流不息,从物质性理的角度赋与其哲学的内涵。这一点被纳兰性德这位词人尤为看重。
明代定都北京后,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在城内外营造私人花园。如城内的英国公花园、西郊皇亲李伟的清华园和漕郎米万钟的勺园,都是极负盛名的。到了清朝,特别是王室在西郊大兴园林土木,自畅春园始,到圆明园之鼎盛,三山五园,几成中国古代造园史上的顶峰。为了仿效,为了方便朝班,更是为了享受,王公大臣也在西郊购地,建起自己的园墅别业。明珠就在畅春园咫尺之处,兴建“自怡园”。取海淀、西山一带的山水之胜,构架了景似江南的私家花园。而纳兰性德把属于自己的别业命名为“渌水亭”,一是因为有水,更是因为慕水之德以自比。并把自己的著作也题为《渌水亭杂识》。词人取流水清澈、澹泊、涵远之意,以水为友、以水为伴,在此疗养,休闲,作诗填词,研读经史,著书立说,并邀客燕集,雅会诗书——一个的道的文化沙龙。就在他辞世之时,也没离开他的渌水亭。与之相比,同在水泉丰沛的海淀,武夫僧格林沁却造旱园,在园中起山神庙。权宦李莲英于海淀镇闹市中置产业三处,方便起居却无水趣。宗室商人萨利建宅通衢,招摇有余,风雅稍逊。试想,如果这位伟大的以水为性,借水寄情的词人没有了水,他的情感激发和创作灵感的迸出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几近干涸。如果以山为题、以山为怀,那他的艺术也定是另种风度了。
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对荷花的吟咏,描述很多。以荷花来比兴纳兰公子的高洁品格,是再恰当不过的。出污泥而不染是文人雅士们崇尚的境界。它起始于佛教的有关教义,把荷花作为超凡脱俗的象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梅、竹、兰、菊“四君子”和松柏、荷花等人格化,赋予人的性格、情感、志趣,使其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郑板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都成了寄托文人心态、情感的文化图腾。而纳兰性德却认定了荷花。他的号为楞伽山人,有禅缘者,看重荷花,更在情理之中。纳兰性德所居,所乐之处均有水存在,水中的荷花更陶冶诗人的性情。瓮山泊畔有芙蓉十里,玉泉山下有芙蓉殿,渌水亭边碧水菱荷,皂甲屯明珠花园西花园遗址仍残留水沼,出土莲花纹汉白玉栏板……这无不说明它与纳兰性德的生活、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与词人的精神始终同在。
中国历代文人追求对物质性理的认识,并把它与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概念联系起来,指导生活、事业、并把它艺术化。在哲学的理性与艺术的热情的交汇点上有所生发。纳兰性德也不例外,他以诗词的形式,以杰出的艺术互为观照着他的哲学理念。
风物起兴
纳兰纳兰性德的诗词中,有不少是因扈驾游历北京西山一带风景名胜时写作的。这些地方至今几乎都有迹可寻,有史可稽。这些因名胜古迹生发的感慨和情致出之有处。通过对所写地方进行体察,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认识纳兰性德此类诗词创作的起因和他丰富的文史知识,以及对客观事物形象准确的感受。纳兰纳兰性德曾随康熙幸游“八大处”宝珠洞。他扈从玄烨凭高远望,写下《望海潮·宝珠洞》“漠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呗,算来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想铜骆巷陌,金谷风光。几处离宫,至今童子牧牛羊。荒沙一片茫茫,有桑干一线,雪冷雕翔。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归雁两三行,见乱云低水,铁骑荒冈。僧饭黄昏,松门凉月拂衣裳。”站在平坡山巅宝珠洞眺远亭上,宜南向、东向眺望。南望,永定河一线漂渺如带似纱由它千万年泛滥冲刷形成的西山洪积扇,不但形成北京平原,在北京古地理上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至今在其两岸仍可见大片荒沙,累累土岗。山下不远是八宝山、老山、田村山、石景山,两千年前的汉墓早以少为人知,山脚下元代翠微公主的陵墓湮没无寻,明代贵戚葬地已被清朝王公坟茔逐渐取代。东南望,辽金残毁的城垣尤在,元大都址上的明清北京城紫气东来。辽宋于会城门北、紫竹院一带进行了“高梁河会战”辽军铁骑的驰援,使宋军大崩溃。金兵攻陷辽幽州城,在其上建中都城。元人将金中都付之一炬后,东移城廓建大都城。历史变迁,王朝更迭,都邑兴废,引发了纳兰性德的无限感慨。
纳兰纳兰性德从驾到西山黑龙潭,写下《忆秦娥·龙潭口》“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黑龙潭位于画眉山北,在山嘴处东北石崖下。这里石色青黑,树木萧森,荫浓苔滑。泉水従深潭底冒出,水势较旺。这周围山林于背阴处更高大繁茂,因为谷中土厚,阴处涵水,不似向阳坡上风大干燥。而潭口处黛色石崖下会让人有山岩开裂、潭深难测之感。这股泉水属于石灰岩地区溶洞、裂隙中的暗河涌出,水量较大。这段白噩纪形成的石灰岩地层,与三里外白家曈火织蛛山(石灰山)后的大溶洞(现已无存)的地层一致,并与那个曾有水流、被称之海眼的溶洞有直接关联。这里的山体岩石不但与南边一脉相连的红色火山砂岩的“火山头”地层结构不同,一红一黑,而且这股泉水与香山双清、樱桃沟、簸箕水,七王坟后香水院等山泉不一样,不是由山体地层涵水下渗,至山脚处形成泉水露头,而是属于喀斯特地貌暗河伏流的涌出。因此,这个“龙”不小,传说是东海龙王的七子于此潜居。清代这里一度成为皇家的敕建黑龙王庙。所以说,《帝京景物略》中记述的涌水情形是正确的。纳兰性德的直观感受也是准确的。且不说《清词史》中评论该词“感慨倍多,遥思腾越”。就此也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验证纳兰性德重视真实感受,仔细观看事物是颇为精到准确的。纳兰另外纳兰性德在大觉寺的吟唱,也使凡去过该寺的人,倍感贴切。大觉寺始创辽代。纳兰性德时见到的大觉寺是明代的规制。它是北京“八大寺院”之一,至今大雄宝殿,三世佛殿还保留着明代的木结构。大觉寺院落宽阔,殿堂高大,花木繁多,以玉兰、银杏最为著名。(解放后这里一直是林学院的实习林场)大殿中保留着精美壁画、悬塑。至今主佛像、“二十诸天”、“十二缘觉”的塑像保留完好。所以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大觉寺》“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蛱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言。”其中空梁、画壁、诸天、蛱蝶、燕雀等不是作者凭空臆造的。而且从中还能让人想见侍卫在高大殿堂的台阶下巡行,在僻静的行官跨院当值的处身角度。这种人与景物的位置感和梵天幽静之感,是于今天都能在实地感受到的。纳兰纳兰性德在奉值宿卫龙泉寺时作的《五律·宿龙泉山寺》以区区数行,把个不大的寺院和环境,甚至作者所在的位置都勾画出来。龙泉寺后的山峰为花岗岩,陡峭如削,其势如列。因此诗中有“列岫”一词。因为地形的限制,寺中殿宇,院落不深,而是一字横向排开。从属群房由西向东排列。如果纳兰性德晚间下岗后,联想与明万历皇帝有关的佛事,并遥望明陵的地方在寺内,大约就是群房最东端。这里是最后一个小院落,屋宇不太大,従现在的警卫控制观点看,也是设岗立哨的地方。小院东、南两面女墙齐腰,能凭栏就高远望。所能望出之处为东南、兼有东北。十三陵则在视野的最偏北向。女墙的高坎下有一条从山下而来的石板古道,是去妙峰山进香的古道之一。站在此高处,沿古道向东北延伸,诗人的思路由此飞向天寿山,跨越了世纪。纳兰纳兰性德写海淀、玉泉山一带的水域风光时,往往把它与江南并比。确也如此,这一带水源充沛,河湖相连,菱荷舟帆、平堤沙岸,或“十里湖光载酒游”,或平堤走马披春风。总之在写到这类风光时,一般都是比较清新抒情的,不似前般怀古之作,比较凝重深沉。这里一方面反映他的性格与水域情结相吻合。另一方面,当时文化发达的江南对词人的影响,使凡与此文化生发环境相一致的情调就就容易在作者的心绪上形成一种内在暗合,调动起他的舒和明朗的创作情绪。纳兰纳兰性德的这类诗词,受着他阅历的风光名胜的影响,有感而发,由此及彼,由有限到无限。这是他的一种生活之源,这种生活对他的创作具有提示、陶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生活对他创作的赐予。
饮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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